风声丨身处“罪恶之城”的华裔们，如何在歧视与冲突中生存？
从芝加哥大学的枪击案到费城地铁的非裔暴力攻击华裔案，接二连三的华裔在美国遭受歧视与暴力。为何非裔与华裔之间经常出现社会冲突？这仅仅是种族之间的矛盾，还是经济结构和社会氛围存在着历史性的根源？亚裔或华裔们，能否从“黑命攸关”运动获取某些借鉴和策略，来摆脱遭受歧视和暴力的困境？
美国时间11月9日下午2点，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24岁的中国研究生郑少雄，走在芝大校园旁边的一条人行道上，手拿一台手提电脑。这时，18岁的黑人男子斯潘（Alton Spann）身着黑色连帽运动衫，戴着口罩，从一辆偷来的黑色福特野马车中走出，接近郑少雄。在要求郑少雄交出所有物品而郑试图挣脱后，斯潘朝郑的胸口开了一枪。这位来自四川、风华正茂的中国留学生，就此魂断芝加哥。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芝大学生遭遇的第三起枪击案。1月，在芝大读博士的30岁中国留学生范轶然在公寓停车场遭遇枪手随机射击，不幸身亡。7月，20岁的芝大学生刘易斯（Max Lewis）被流弹击中后去世。
一周之后，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宾州费城日前发生一起亚裔仇恨暴力案件。四名非洲裔女高中生在费城地铁列车上辱骂殴打三名亚裔男高中生，一名华裔女生上前劝阻反被暴打在地。袭击者注意力转向女孩，将她的头撞向地铁车门，在她跌倒趴在地上时继续进行攻击，包括用脚踢踹、脱下鞋子打她……
对此，警方表示，“这是一次基于种族的袭击，袭击者使用了种族诽谤，”内斯特尔说，“很明显，受害人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是亚裔。”在地铁内攻击华裔学生时，攻击者也使用了“f*ing China”、 “China chicken”等具有种族歧视性质的言论。
被殴打的华裔女生母亲表示，她女儿一直是“黑命攸关”等反种族歧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通过女儿惨痛的经历，她想呼吁亚裔的生命安全亦需要得到重视：“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亚裔，都要出来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亚裔的命也是命！”
接二连三的华裔在美国遭受歧视与暴力，为何非裔与华裔之间经常出现社会冲突？这仅仅是种族之间的矛盾，还是经济结构和社会氛围存在着历史性的根源？在“黑命攸关”运动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之时，亚裔与华裔能否从中获取某些借鉴，进而摆脱华裔遭受歧视和暴力的困境？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在美遇袭事件频发，也给留学生群体及其在中国的家人带来巨大的伤痛。此次枪击案发生后，许多中国留学生举行公开集会表达愤怒和不满，抗议校方未能保护学生安全。虽然芝加哥大学强化了相关措施，如加强警力、增加学校大巴班次等，以加强学生安全保障，但效果尚难预料，这与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社会结构有关。
大学普遍被视为风平浪静的象牙塔，但大学毕竟处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且西方大学大多实行开放式管理，没有固定的校区和围墙，留学生往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朝夕相处。芝加哥恰恰是一座犯罪多发的城市，该市居民已经学会了与犯罪现象一起生活。他们使用应用程序，实时了解不同街区的安全情况；刚刚发生袭击、抢劫等事件的街区会被标注，人们出行会尽量避开这些街区。郑少雄遇袭的地方通常而言相对安全，最终他还是不幸撞上了小概率事件。芝大设有自身的安全体系，设有警察部门，还有志愿者组成的巡逻队，学校官方网站也自称拥有全美顶尖高校中最安全的校园之一。但近期的犯罪事件，令人对形势难以乐观。
由于历史的原因，芝加哥市存在大量的非裔美国人。100多年前，芝加哥政府把芝大所处的海德公园区的南区打造成公园体系，背靠密歇根湖的海德公园和杰克逊公园成为重点开发区域，兴建了不少豪华别墅，1890年更是建成芝加哥大学，成为师生居住、学习的场所。华盛顿公园一带发展落后，逐渐成为非裔聚居的贫民区，街区帮派活跃，不法分子会在公园里进行毒品交易或从事其他犯罪活动。芝加哥大学与海德公园区，就像是一座富庶白人的“安全孤岛”；出离这座孤岛，就有可能遭遇危险。
芝加哥市的犯罪状况具有明显的种族特征，谋杀率最高的芝加哥南部和西部是传统的黑人聚居区，两地的谋杀案几乎与巴西、委内瑞拉等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持平。富裕白人聚居的安全区域，则谋杀率很低。
芝加哥市的这种情况，也反映了美国大城市存在典型的内部区隔现象，这种区隔贯穿于财富、住房、治安等方方面面，宛如两个不同的世界。在美国东北部和西岸等以自由派为主的地区，种族关系相对和谐，虽然也有区隔但不同族群的敌对情绪不强，但在中西部和南部保守主义气息浓厚的地区，族群区隔更加实质化，种族歧视风气也更盛，少数群体的处境更为危险。
要明白芝加哥市的种族结构，还要提及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场美国黑人从南方前往北方的大迁徙。这场迁徙的原因是，虽然南方的奴隶制在官方意义上废除了，但社会中仍普遍存在规定种族隔离措施的“吉姆·克劳法”，而北方的社会风气相对偏自由主义，黑人可以呼吸到更多的自由空气，于是黑人大量北迁。在这场大迁徙中，约700万黑人迁入北方城市，其中的50多万进入芝加哥。芝加哥所在的五大湖区虽然今天沦为“铁锈带”，但当时工业兴盛，一片繁荣，基建、钢铁、汽车等工业为黑人提供了不错的就业机会。黑人聚居的芝加哥南区和西区，一度成为当时美国相对富庶的黑人区，文化也更偏向自由和开明。
不过，在黑人大举进入大城市之后，又发生了被称为“白人迁移”（white flight）的现象，即白人从那些多种族混居的区域迁出，黑人占据很多城市区域，不少白人迁到环境更安静的郊区，白人与黑人的居住状况都更趋集中化，同时城市里出现黑人聚居的贫困区。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发生产业转移，五大湖区相对没落，就业机会减少，再加上种族歧视等因素的影响，那些城市里生活的黑人难以找到好工作，陷入贫困泥潭而代代相传，无法自拔。芝加哥至今仍有大量的困苦人口，其中很高比例是黑人。2015年芝加哥一个减贫组织的研究显示，以黑人为主的七个芝加哥社区，困苦居民的比例最高。
◈ 反歧视标语
黑人就业难、发展前景不佳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2020年因黑人弗洛伊德被跪杀而爆发的“黑命攸关”（BLM）运动使这一问题更受关注，引起了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黑命攸关”运动时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否认对黑人的歧视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的特征，只承认社会中存在着不公正，不承认美国司法机构执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反黑人偏见，认为歧视黑人的警察只是极少数的害群之马。美国自由派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弗洛伊德事件也如同一记警钟，提升了美国社会对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的意识。民意调查显示，“黑命攸关”运动之后，认为黑人受到种族歧视、黑人更容易遭受警察暴力的美国人的比例大幅提升。
弗洛伊德事件反映的是警察执法中的种族歧视，而与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歧视相比，执法中的歧视只不过是表层的现象。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歧视，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但最初家庭仆人和农场工人并不包括在内，这就意味着三分之二的黑人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这加剧了黑人与白人的贫富分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又如，二战之后的联邦抵押贷款制度为白人买房提供了便利，但在实践中存在“划红线”的做法，即如果一个街区住有黑人，该街区的房屋就被认为价值较低，这实际上就导致黑人难以买房，也难以享受抵押贷款，这也在无形中加剧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诸如此类的非显性种族歧视，加深了黑人的困境，贫困又造成犯罪；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因遇到黑人犯罪的情况较多，故而出现对黑人“有罪推定”或粗暴对待黑人的现象，形成恶性循环。
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美国一度被认为进入了“后种族”时代，即种族问题不再是社会的痛点和关注焦点，种族和解彻底实现。然而，由于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仍然普遍存在，所以种族之痛只是退居幕后，并未消失。这隐藏在社会潜层的种族问题不断发酵，并变得显明化，这就表现为两党在竞选中都必须拿种族问题做文章。再加上全球化时代美国竞争力相对降低，工作外流，致使大量工人失业，失业问题又与种族问题掺杂到一起。2016年当选的特朗普大打种族牌，但他煽动美国族群对立的做法，对于解决问题有害无益。特朗普声称美国的主要问题是“政治正确”过度，这是对现实的曲解，因为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之所以强调“政治正确”，即在口头和文字表述上尊重黑人等群体，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系统性歧视。这种表述层面的尊重，至少有助于遏制这种歧视的进一步蔓延，主张“政治正确”是现实中歧视导致的结果，而不是试图进行言论压制。
经历特朗普时代之后，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民主党人也对“黑命攸关”运动赞誉有加，但若只是口头上标榜种族正义，而不以社会经济改革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族经济鸿沟、机会鸿沟问题，并不会起到多大的效果，反而让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只会说空话，并借机挖走民主党的选民。因此美国社会需要像一些有识之士所主张的，再来一场类似罗斯福新政的提升社会公平度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口头上重视“政治正确”，那对于愈合黑人的历史与现实伤痛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也只有在社会经济层面解决了不公正问题，美国社会的安全程度才能提升。
与最初作为奴隶被掠到美洲的黑人相比，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进入美国的时间较晚，与白人之间也不存在黑人奴隶制导致的那种历史仇怨，因而亚裔在美国社会拥有独特的地位，与白人的关系不同于黑人与白人的关系。
因为华裔普遍更强调教育和勤奋工作，所以收入水平较其他少数群体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华裔也受到种族歧视，同时受传统文化及中西思维差异等因素影响，华裔的个性倾向于含蓄内敛，政治参与热情相对较低，政治出镜率低，与美国自由派高举为黑人维权旗帜相比，华裔所受的歧视相对受关注较少。
不可否认，在一些美国黑人犯罪群体中，确实存在喜欢对华裔下手的风气，美国华裔群体和社团也曾就此问题表达关切和抗议，呼吁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打击犯罪，美国的非裔和华裔之间也确实存在一定的猜疑与矛盾。
但是，黑人犯罪导致亚裔或华人死亡，不应导致两个群体之间普遍性、一般性的敌视。在华人的诉求表达中，在华人媒体的报道与描述中，也不宜对非裔使用整体性的贬低性和污名化描述，这不仅仅是所谓的“政治正确”，也是务实解决问题的必需。因为犯罪主要是黑人的贫穷与机会缺失所导致的，这是历史上种族隔离制度的遗留症，而与人的肤色并无关系。
其实，经济上富有、社会地位高的黑人的文化更接近于美国白人文化，因而华裔不应对黑人总体形成偏见。同时，黑人是上世纪平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2020年掀起的“黑命攸关”运动更是声势浩大，获得全球性响应，其原因之一是，“黑命攸关”运动在策略上迎合了当代西方文化中关怀弱者的价值观倾向。这对于华裔构思和执行自身的维权策略，也具有借鉴意义。
目前，美国很多城市都存在贫富社区的区隔，彼此几乎不相往来，各自生活在自身独立的世界里，一边是安宁祥和，一边是混乱和暴力丛生。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种风险，并提醒美国存在社会分裂甚至大规模内乱的危机，这样的趋势需要美国精英采取改革措施来扭转。在美国，社会地位高的华裔有机会进入安全岛，生活相对安定，但经验有限、经济能力不足的华裔留学生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钟爱的目标，这固然需要学校加强安保措施，学生增强警惕意识，但如果经济结构和社会氛围不改变，华裔留学生遭遇犯罪风险高的问题恐怕无法彻底解决。
郑少雄的悲剧令人惋惜，也令人悲痛，但这种悲痛不应转化为对某个族群的敌对，也不应转化为华裔加入美国部分白人的种族主义，操弄种族议题。虽然这么说有点无奈，但问题的根源毕竟还是固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只有从结构上解决问题，才能釜底抽薪，为未来创造安全空间。
举例而言，虽然白人也是美国黑人犯罪的受害者，但在“黑命攸关”运动发生后，大量白人加入了黑人的阵营，一起呼吁反思和变革，这一点值得华裔借鉴。在美国种族区隔的城市结构中，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华裔，固然要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化悲痛为力量，进行更积极的政治参与，献言献策，携手其他族群推动美国的国内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为包括华裔在内的美国人在未来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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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萧 轶
运营丨张 遥
主编丨萧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