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原创 马东说，如果喜剧是一面镜子，照的或许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以及所处其中的社会。只是，当下的喜剧内容过分关注鸡毛蒜皮与各种八卦，最终耗尽的是喜剧本身的力量。
一档由马东的米未传媒制作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以下简称《喜剧大赛》），似乎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了喜剧的魅力；尤其是节目的包容性所带来的各种喜剧形式，也让对此了解有限的观众们大开眼界。这些年，国内各类综艺节目的喜剧成分越来越多；除了看似经久不衰、实则颓势明显的《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以及评分江河日下、早已经没了当年吸引力的《欢乐喜剧人》之外，也就没什么喜剧类综艺或节目了。因此，马东公司制作的这档节目，可谓生逢其时；几乎从一开始，它就抱着一股别样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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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观众们对《脱口秀大会》或《欢乐喜剧人》越来越无聊甚至肤浅的抱怨，《喜剧大赛》通过发掘从事各类喜剧表演的年轻从业者们，展现了一众别样的喜剧表演类型，如素描喜剧、漫才、默剧、物件剧和音乐剧等。这些“新新喜剧人”的出现，也揭示出当下隐于主流综艺或流行文化之下的喜剧创作与从业者们的图景。正因这些“新人”及其新类型和新创作的想法与理念，使得《喜剧大赛》中的许多作品都展现出一种难得的新意。尤其是在反映和展现我们当下所遭遇和正在面对的生活时，许多年轻喜剧创作者敏锐扎实的提炼与表演，让观众们对其所期望表达的内容心有戚戚。就在《喜剧大赛》第一季结束的前后，《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新一届冠军也诞生。随着此类综艺节目的大火，使得原本偏于小众的这类表演，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目光：各类线下喜剧表演一票难求，许多大火的喜剧表演者更是像明星一样被关注和八卦，一些喜剧节目、段子或言论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关于喜剧表演及其内容的讨论，也开始频繁出现。 “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
在诙谐的外表下，是生活的压力
喜剧在当下的火爆，一方面，与此类娱乐综艺节目的推波助澜有关；另一方面，人们对其普遍的兴趣和关注，或许也与当下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愈来愈重的压力和焦虑有关。追根究底，喜剧是关于“笑”的艺术；它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观众多巴胺分泌，从而让人感到快乐。 无论是打工人，还是学生或家庭主妇，通过手机观看这些喜剧节目，本身就是为了放松。当下的许多综艺或娱乐节目，都以轻松、直白和简单为主要形式；在内容上，也往往偏向轻或喜剧，很少再出现需要投入过多的注意力和情感。在对《喜剧大赛》几位“导师”的采访中，徐峥认为喜剧就是Happy Ending，于和伟认为喜剧就是思考，李诞认为喜剧是真诚，而马东认为喜剧是一面镜子。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喜剧不仅是为了让观众分泌多巴胺，它本身内含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和企图。 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弗洛伊德曾讨论了人类诙谐（Joke）的运作模式及其目的：诙谐本身并非目的，可能是一种如梦一般的工具或症状，主要服务对象是个体潜意识中被压抑和禁止的心理内容。通过诙谐固有的表现和展演形式，以一种较为安全和可被接受的方式，被压制的心理内容能够发泄与表现出来，这恰恰是许多喜剧表演的内在基础。无论是当下德云社所继承的相声传统，还是诸如《脱口秀大会》所学习的西方脱口秀与stand-up，在他们引人发笑的内容中，都包含着一些超出这一形式之外的东西。在对《喜剧大赛》的诸多评论中，人们都反复提及这些作品对日常生活现象、遭遇和困境的重现。 只不过，它们经过精心地编排与提炼后，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形式展现。它们总是借用巧妙和修饰过的话语结构或表演形式，去展现一些原本难听的话、难说的事。正是利用这一过程，表演者才能绕过观众的心理防御，以直接跳跃式的方式，释放出那些被压抑的心理内容。无论是相声泰斗马三立，还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他们都完美地利用诙谐，去展现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马三立的《开会迷》。这一相声传统所具有的讽刺性，一方面来源于其民间的出生血统，带着朴实和大众的目光去质询；另一方面，则与此类喜剧本身的特质相关。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无论是笑还是诙谐，使之得以产生的，除了生物性因素之外，往往有着更多的心理成因。 在弗洛伊德看来，“笑”的原材料就是痛苦与压抑；我们所感受的笑之快感，也往往只是借助于诙谐或其他形式而得以宣泄时的反应。这种感觉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弱，当许多观众抱怨《脱口秀大会》或《欢乐喜剧人》越来越肤浅不好笑的时候，恰恰是它们未能真正地触及到我们心中的不满、焦虑与痛苦。好莱坞著名喜剧人史蒂夫·卡普兰就认为，喜剧是阐述人类生活真相的艺术。这里的“生活真相”，指的是对我们社会、人群或各类关系的反思。像美国亚裔演员黄阿丽的两期脱口秀《小眼镜蛇》（2016）和《铁娘子》（2018），通过各种黄暴搞笑段子，黄阿丽得以毫不留情地批评美国社会的性别和种族问题，并且把冒犯控制在有限且可接受的范围内；而澳大利亚女脱口秀演员汉娜·盖茨比的表演，则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各种轻松幽默的笑话，展现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厌女问题、性少数身份认同等社会沉珂……
|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作品《笑吧，皮奥莱维奇》
早在2010年，周立波的《立波脱口秀》便模仿这类脱口秀形式，因涉及许多当时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在李诞的《脱口秀大会》里，这一形式得以延续；李雪琴、杨笠等人也借助这一表演形式，获得了许多关注：经过设计的语言段子，往往与其所指涉的内容形成镜面对照，引起了观众的“会心一笑”；尤其当其所讲述的内容或现象，普遍存在于观众的日常生活时，喜剧效果便会成功。因此，观众们对徐志胜的表演才会一点就通。因为他根据自身经验所讲述的容貌焦虑问题，不仅普遍存在于当下女性群体中，也反映出广大男性们对此的无知无觉，或有意隐藏这一焦虑问题。而如果是女性脱口秀演员来讲容貌焦虑，其所能引起的反讽效果，就远不如徐志胜了。 恰恰是这种经过精心调配的表演形式和语言结构，使得喜剧能够更加容易被观众接受和消化。对于每天挤地铁高峰期上下班的年轻人来说，喜剧能让他们不必消耗太多的精力去“思考”。因为喜剧的目的，便是减少听者心理能量的消耗，从而才能达到更强的快感释放；这一快感的释放本身，带动了听者对于喜剧表演内容或指涉问题的意识。对于当下被困于朝九晚五或996的打工群体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消遣形式。当下的娱乐和综艺消费市场，也敏锐地把握到了观众们的普遍心理，不断制造此类轻的、喜剧向节目。最终能够获得好评的，却寥寥无几。因为，它们大都漂浮在生理性“笑”的层次，忽视了“笑”背后的心理内容。在诺兰的《蝙蝠侠》系列中出现的小丑，或许有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在其经典名言“Why so serious？”中暗含的喜剧色彩，不仅一针见血地发现了诙谐的秘密，而且极具破坏性。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悲剧都有着预先的心理建设和认知，由此也会减少了悲剧所带来的冲击力和感染。 但喜剧不同，正是因为我们对此心理能量的有限投入和由此获得的快感，导致我们一旦意识到其悲剧的内核，便会产生更加深刻的震撼与警觉。这恰恰是“笑”的危险一面。如果说悲剧属于蝙蝠侠，那么喜剧就属于小丑；但小丑的喜剧，却有着更加深刻和令人不安的悲剧色彩。或许，正是喜剧中内涵的这一破坏性元素，使得喜剧表演充满了批判和质疑的色彩。弗洛伊德曾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诙谐：一类是服务于攻击、讽刺或防御的敌意诙谐（hostile joke），另一类则是服务于性欲或欲望的淫秽诙谐（obscence joke）。这两种诙谐，都解构与破坏着既有结构或许多理所当然的现象和状况。也正因此，我们便会发现许多笑话（joke）本身的颠覆性，尤其当它涉及权力时，更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从而产生一种对权威的亵渎和嘲笑。正如《齐泽克的笑话》中，齐泽克说：“在这种意义上，笑声就是革命。”因为，笑话利用荒谬，去对冲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常识结构与理性情境，一览无余地揭露出许多规定、情况和结构的不合理与可笑。《喜剧大赛》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对真实生活中许多难以言说状况的关注。就如马东所说，如果喜剧是一面镜子，照的或许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以及所处其中的社会。在这些称赞背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人们的失落，即在传统如相声或时下的脱口秀等喜剧表演中，对我们当下生活的社会关注的减少。
在早期的相声中，我们还能听到表演者对社会弊病的嘲讽与批评；在春晚小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对当时计划生育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表现。相比之下，当下的喜剧内容则日渐收缩，过分关注鸡毛蒜皮与各种八卦，最终耗尽的是喜剧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当下国产喜剧内容的萎缩，也与整个社会变化和人们的心理有关。除了普遍生存压力导致人们对轻松喜剧内容的偏好之外，伴随着商业化发展，各类喜剧表演不得不削足适履，去适应被规范的娱乐与综艺形式，戴着镣铐跳舞。在这一状况下，表演者们也不得不自我规训，这必然会导致喜剧多元化发展的萎缩。当然，即便如此，也依旧可能不时冒出些许叛逆性。在《弱者的武器》中，詹姆斯·C.斯科特研究了马来西亚农民的各种低姿态反抗形式：许多看似消极的行为，恰恰是农民们对于自身利益和权利保护的一种低风险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喜剧或许也暗含着一些相似的色彩：利用其伪装和修饰过的语言与表演形式，去说那些不好说、不敢说的话，或是不能说、无法被显现的问题。重木系自由撰稿人，长期撰写影视评论与亚文化观察。文章散见于《新京报》和澎湃等媒体。原标题为“‘笑’的艺术与危机”，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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