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买妻”是人性之恶，刑罚不宜过度宽松

  凤凰网原创  在人口买卖的案件中，收买行为应被更多人关注，人们再一次愤怒发问：对收买人的惩罚能不能加重？

| 电影《盲山》剧照

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各界对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关注形成了新的舆论高压。有人批评我国现《刑法》对收买妇女、儿童行为的惩罚力度太轻，最高刑仅为3年有期徒刑，类似于隐匿赃物犯罪、收购假币犯罪的处罚，而《刑法》第341条收买濒危动物都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批评没错，当前法律对于买人的惩治力度甚至还不如买动物。

回顾立法变迁，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罪名在1997年刑法里的处罚更为轻缓。在当时，如果“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一语概之，就是买方免责。

立法原因是在打拐过程中，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会遇到重重阻碍。何种阻碍，请参考电影《盲山》，有举村围堵警车的，有设卡抗拒检查的，有联合转移被拐妇女、儿童的；在极端情况下，也发生过杀害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立法者考虑到如果对于收买人也进行严厉打击，反而会对解救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于不妨碍解救的收买人，基本上都不追究刑事责任。

| 电影《盲山》剧照

时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终于删除了对收买人的绝对免责，但还保留了对善待儿童的从轻和不妨碍妇女返乡的从轻、减轻的规定。此次修法还有个插曲，在二审、三审稿中仍然有“如果按照被拐卖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表述，一些人大代表对于“免除处罚”表示了强烈反对。感谢他们的坚持，最后立法才确立了今后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将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成为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立法的根本转变。

买方刑责不可免

如果不谈社会原因，只谈法律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多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原来刑法规定买方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买方无罪的错觉。只要有大量买家攒好钱坐等媳妇和孩子送上门，人贩子就敢于铤而走险，去拐去骗去下药。买方刑责不可免，对铲除买方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公安机关对于新发生的拐卖案件，在解救被拐妇女儿童受害人的同时，一律对买主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去年有新闻爆出，2007年被拐的男孩符建涛被多年寻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与此同时，收买他的养父母也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他试图劝血亲出具谅解书，从而使得养亲具备从轻情节。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买方刑责不可免已经落到了实处。

但让人仍感不安的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对于收买者的处罚大量从轻、减轻，适用缓刑，从判决书的说理部分看，要么基于收买人的手段主要体现为对儿童的收养，对妇女体现为婚后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情节并不严重，因此社会危害性较小；要么就是论证说收买的行为对被害人并不具有实质上的人身危险性，甚至有个别案例里双方已经建立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决定对买方从轻发落。 

然而，裁判文书网上的判决书记载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犯罪事实虽然都是客观描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却能看到收买人的自私、冷酷和人性泯灭。 

尤其是收买妇女，收买人目的直指性和生育，被收买的女性沦为泄欲对象和生育机器，那些不能生育的女性、敢于反抗的女性处境悲惨。我不忍转述这些情节，因为那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但是，她们在日光之下被当成了动物，甚至工具。

迄今，《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已六年有余。在小康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人们更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权益；随着自媒体的宣传和公安部寻亲行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拐卖、收买事件被公之于众。人们愤怒之下纷纷点赞“人贩子一律死刑”，也呼吁买卖同罪。

2021年《亲爱的》原型失散多年的父子相聚和2022年刘学州寻亲后自杀事件，让收买行为被更多人关注，人们再一次愤怒发问：对收买人的惩罚能不能加重？

保持冷漠是最大的背叛

时至今日，刑法对于收买方的法定刑是不是太低？需要进一步考量。公安机关已将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打击拐卖犯罪案件，以及基层执政力量的下沉和加强，之前存在的解救难度似乎已经缓解；更何况，近年来国家已表达了严惩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鲜明导向，民间对买方无罪的法律认识错误也已逐渐消除，立法是时候考虑做出适当调整，加大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惩处力度。

| 反拐电影《你在哪》海报

大部分人都同意，在拐卖案件中，买方与卖方均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但买方相对更轻。罪刑相适应，人贩子比买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故而对前者行为的处罚更重、对后者处罚更轻是应该的。相比较拐卖行为来说，收买行为社会危害性更低，是可以处罚更轻一些。但是，这个罪只有一个最高刑期三年，虽然对收买过程中或之后的其他犯罪行为可以通过数罪并罚来解决，比如并罚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然而，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相比，收买罪的量刑档次设置较少，并且在实践中很多都进行了从宽处罚。而域外关于收买行为最高可达十年，如此比较，情何以堪？

针对此罪名，现行《刑法》确实到了增加刑期、量刑幅度的时候了，这样才能够体现对人的尊重，真正打击买方市场，遏制这些非法需求。

另外，在修法之前，司法机关也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适当加大打击力度，减少适用从轻、减轻以及缓刑。

最后，还要提到一个可怕的情形，有一部分收买妇女案件案发时，被害人存在精神分裂等精神残疾。发疯有两种可能：一是精神发育迟滞是自身因素，即她在走失流浪、被拐卖、收买时已经是精神残疾者；二是在被拐卖、收买过程中或之后，因为被控制、长期侮辱、虐待而出现精神分裂等障碍。

在最近一起事件中，涉事女性患有精神障碍，那么，她婚前的状态究竟如何？精神障碍是因何导致？对她的拘禁、侮辱、性侵等行为和她的精神障碍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当地警方也应将此作为审查重点，尽快消除谣言和各界的焦虑。直到阳光照进黑暗，我们可以直面现实。 

即便那些被拐卖的女性真正患有精神障碍，又或者她们并非被拐卖的对象，只是流浪至此，亦不能成为某些家族繁衍后代的工具。设身处地想一下，她们本来就因精神疾患无法自理，或被家庭抛弃，或自行走失，却要遭受人世间更大的恶意。一个噩梦的终结，竟然是另一个更深噩梦的开始。在人间，还有比这更悲惨的遭遇吗？

对妇女儿童保护的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真实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我们的底线保护。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写法律评论尽量不动感情，但写这个罪名让我心里发紧。作为一个女性，必须克制着自己的同情、悲愤以及背后泛起的恐惧。这份深渊、这片乌云，或者是集体无意识里带来的森森恶意，稍不注意，就会吞没我以及这个时代每一个都市里自以为安全的女性。在这些美好时代里的无辜者、无助者的遭遇面前，如果保持淡漠，认为与我无关，那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背叛。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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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   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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