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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如何在一个坏消息不断的世界里活下去?

于理 风声OPINION 2022-04-13

  凤凰网原创  仅从社交媒体看,政治性抑郁并非个例,而可能成为一种流行情绪

作者|于理

青年文化评论者

最近一段时间来,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似乎要将我们裹挟吞噬——新冠疫情一波波卷土重来,人们已经厌烦了因疫情停摆的生活;隔离状态之下,沮丧感和无力感不断累加;俄乌战争,远方的苦难令我们感同身受;东航空难,132条生命的罹难使人悲不自胜……这满天飞的坏消息,让我们很难专注于眼下的工作与生活,心意烦乱但又欲罢不能地刷屏,由此陷入一种“坏消息——坏情绪”的恶性循环。

甚至,它让我们产生一种对人生与命运的“失控感”,似乎只能默默接受,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心理学家罗伯特·卢森博士将这种引发信念崩塌、怀疑人生意义的巨大沮丧,形容为“政治性抑郁”。 

“政治性抑郁”,不仅具备抑郁的基本症状,还多出一个表现维度,罗伯特·卢森指出,即个体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于自我命运的掌控。“这种认知会使人们认为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象力和坚持信仰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当下的自己和原来的价值观步调不一致时,政治性抑郁可能反过来引发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认同危机。

仅从社交媒体看,政治性抑郁并非个例,而可能成为一种流行情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心态。这既是个人危机,也是社会危机,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坏消息不断的世界里活下去,必须重构一种有建设性的个人生活。

学会与坏消息“共存”

首先,我们都应该认清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会有各种各样的坏消息,甚至是社会越发达,坏消息会越多。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等著作中提出,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的风险比之前其实大大增加,人类正步入一种新形态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在前工业化时代,人类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但主要是地震、海啸、洪涝、干旱、饥荒等自然风险,而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一种“人造风险”、“文明的风险”或“治理的风险”;它的基础是“工业的过度生产”,扩大的肇因是人类的盲目自信,“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制逻辑从内部崩溃了”,不受控制的利欲最大化逻辑引导整个世界“有组织的不负责”。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我们不仅要面对传统的种种自然风险,比如洪涝灾害、大自然产生的“瘟疫”;我们还要面对种种现代性的风险,风险种类越来越多,发生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就好比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却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科技进步了,各种高科技产品带来的意外也让人始料未及;防疫阻隔了病毒,但层层加码也会带来次生灾害;城市野蛮扩张,就有了失火的高层住宅和意外爆炸的港口;核威慑的存在,让一些战争的发起显得有恃无恐……

诗人刀尔登曾说,从古至今每个身处自己时代的人,都会认为坏消息太多了,“牵连到整个社会,才有人破口骂将起来,以为礼崩乐坏,大家活不了啦,不要说晋衰宋弊,便是盛如汉唐,也前有王符,后有罗隐,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容得很是不堪”。我们只能聊以自慰:从古至今坏消息都很多,这个时代不能免俗,坏消息是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不要否认坏消息的存在,也不要因为一有坏消息就对人类社会彻底失望。坏消息会一直在,我们先试着与坏消息“共存”,好好活着,再来讨论如何对付它。

信息过载,吞噬理性思考能力

那些被坏消息搞得抑郁的人,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多愁善感了?如果我不关心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会抑郁?譬如有的人看新闻时从来只看“正能量”,国外都是水深火热、风景这边独好,不知不觉间自动生成了一种坏消息屏蔽机制。 

沉浸在正能量的世界里,当然是一种活法,就像服用了《黑客帝国》里的蓝色药丸;但敢于服用红色药丸的,反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所以,坏消息太多,并不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千万不要因此自我怀疑、自我贬低。只是我们要习得对信息的接受方式。 

应该承认,政治性抑郁的一大肇因是,我们的心理防线被层出不穷的坏消息给压垮了。手机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接触到的信息看似更多、更广、更杂,但在信息同温层的作用下,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其实更同质化了。

我们在接受信息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注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及价值观相吻合的信息,或自己需要关心的信息;同时,也主动排斥或回避与自己观念不一致或与己无关的信息。我们深陷信息茧房而不自知,就像美国传播学者凯斯·R·桑斯坦所言,“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讯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 

也就是说,人们渐渐地对坏消息“上瘾”了。一旦我们喜欢刷坏消息,往往会一直刷坏消息,久而久之接触到的几乎就是坏消息。甚至,还会对坏消息“成瘾”,越焦虑越刷,刷的时间还越来越久。

暂且不论这些坏消息本身是否真实,任何信息过载,首先吞噬的就是理性思考能力,因为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对信息加工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

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时,人们疲于应对,迅速将心理能量消耗殆尽,遑论对每个信息本身进行验证和思考。当我们的理智和情感被各种坏消息占据,很容易就产生替代性创伤,即远方的苦难都与我有关;继而,我们会产生习得性无助,对他人的苦难无能为力时,容易被无助情绪击倒。

对远方的困难保持共情与关切,确实是一种宝贵的情感;不过,诚如新闻学者方可成所言,我们也需学会合理分配注意力,方可成认为,“真真假假、夸大其词、挑动情绪的消息,会白白消耗你的能量。即便是完全真实的消息,在刚刚被报道出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背景补充和意义解读的,而绝大多数人自己并不具备解读其意义的能力……这时更好的选择,是等一等,不必以小时、分钟来更新你对战况的了解,每天集中阅读一次汇总和解读足矣”。

当然,诉诸于人们自身提升媒介素养,多少有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的倾向:不怪坏消息为何那么多,反而怪人们不会甄别坏消息。

因此,垄断信息的一方,有必要进行更多、更及时、更具互动性的信息公开。不要让每个各种真假莫辨的坏消息沸反盈天时,才姗姗来迟来个“权威发布”。 

媒体报道时,也可多一些“解困式新闻”:不仅仅停留在简单描述“什么问题”和“为何会出现”,也聚焦于深入探讨“如何解决”。即,不只是渲染坏消息,也关注人们为了对付那些糟糕的情况做了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

避免因坏消息陷入犬儒

对于许多人来说,政治性抑郁与政治冷漠,一线之隔。

坏消息太多,摧毁了人们改变的信心和行动力,很容易滋生一种虚无主义情绪——既然坏消息那么多,做什么也改变不了,那做和不做有什么分别呢?既然从古至今,现实总有坏的面向,那又何必螳臂当车?学会与坏消息“共存”,虚无者干脆就“躺平”,任尔东南西北风?

这一点,胡适早有精准的描述。他说:年轻人一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冷酷时,很容易被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击倒,“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年轻人轻易就成了“恶力的俘虏”,日后回想起年少时的热血和理想主义时,最后只剩下自嘲了,然后心甘情愿放弃人生追求,随波逐流成为现实顺民。这着实提醒了我们:有一腔热血、有强烈的共情力,自然可贵,有时却也得避免试图一个按钮解决所有问题的“幼稚病”。 

虚无者,极易为犬儒主义所捕获。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这是一种清醒的利己。犬儒者知道坏消息的源头,也知道各种坏事的肇因,他们不是采取有效行动,而是选择了利己,千方百计在这个坏消息满天飞的世界里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 

就像是在同一艘船上,犬儒者明明看到船的缺口,船在进水,他们一边高呼船进水了,但不是修补漏洞,而是一边喊着一边赶紧收拾行囊,随时准备着第一时间踏上另一条船。 

这样的犬儒者,广泛出没在我们身边。他们对世界充满焦虑不安,在社交媒体上为种种坏消息愤慨不已;但回到现实生活中,安分守己,拘谨克制、从不逾矩,就像托克维尔说的:“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不过,批评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是容易的,却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诚如许纪霖所说,“一个正派的社会,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 

我们只是试着去倡议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活法,以让坏消息不那么多,或者让坏消息能够引起真正的警觉和改变。如今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有效地介入其中。

哲学学者周濂以为,“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制生活的所有面向,哪怕是一个普遍不正义的时代,仍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去承担生活及政治的责任,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或借口”。也就是说,假若想要行动,我们一定是有行动的办法的。可以围观,可以转发,可以评论,可以点赞,可以持续关注,可以成为制造热搜的一份子;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做正确的、具体的事儿。看似微不足道,然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更重要的,这也会成为我们在坏消息满天飞的世界里积极活下去的动力。

最后,以劳伦斯的一段话共勉:“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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