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亿人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提出：“当1%的人占据了大多数的财富时，社会注定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中国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大关，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基尼系数偏高、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等结构性问题，收入上的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持续存在，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埋下了隐患。

中国政府似乎已决意着手解决这一日益紧迫的问题。8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再度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并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与我们熟悉的以市场为主导的一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二次分配不同，三次分配一般由公益慈善机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主导，以伦理道德为驱动力，意在实现一个社会中财富的进一步均平化。

一些互联网巨头迅速做出响应：腾讯宣布拿出500亿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拼多多表示要“深刻领会共同富裕的精神”，设立“百亿农研专项”，公司利润将优先投入该计划。

事实上，在鼓励企业和富裕人群加入三次分配之外，近期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反垄断、药品集采、住房限价、教育减负等等，也都意在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及幸福感，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所有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不过，围绕着“共同富裕”这一新的政策风向，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这是在追求结果（而非机会）平等吗？会演变为“劫富济贫”吗？进一步，会不会打击企业和个人创造更大财富的热情？

8月26日，中共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

财富Plus的读者围绕着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企业巨头们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完善已有制度展开了精彩讨论。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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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曾少成”认为，中财办的及时回应，有助于减少“杀富济贫”等社会争议：


“自从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的提法出来之后，舆论上的争议就没少过。各类机构媒体还好说，众多自媒体将其理解为要就着头部这几个互联网来一次“杀富济贫”，再加上腾讯立马捐出了一大笔钱来做慈善公益，不由得让人想入非非。不过，传闻中的劫富济贫或者大锅饭的搞法，能不能济贫不好说，倒可能把共同富裕搞成共同贫穷，确实不是国家的本意。中财办这次出来释疑，也是在驳斥这种耸人听闻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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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苏牧野”认为，三次分配不能只靠道德感召，也要靠制度建设：


“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富人做慈善（也即我们所说的三次分配），大致有两种最大的驱动力。一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二是做公益慈善可以合理避税。在中国，这两种动力似乎都是缺失的，尤其是围绕后者的制度建设还远不到位…… 我们目前似乎只能诉诸一种基于道德的呼唤，来号召富人或企业把财富拿出来，也有腾讯这样的大厂立刻就顺应了这种呼唤。但这种方式是否正当且能长久，还是一时风过，还不好说。唯有制度建设才能带来长久的文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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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老猪窝地盘”认为，应首先检讨二次分配的效果，同时也要培养公民“对自己负责”的意识 ：


“想到两点∶第一是基尼系数。我不知道近些年还有没有公布过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但我知道，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从来没公布过的。那么既然我们不知道二次分配的衡量效果，那么如何评价三次分配是否做好呢？……第二点是共同富裕的济贫……养懒汉式的救济只能帮得了一时，长期来看却无助于他自我成长，很容易让他陷入依赖救助的漩涡。所以共同富裕的良好初衷，能否从培养自我负责的公民意识出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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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火柴人约沃斯”认为，有钱人支持社会，“是美德不是本分”，一切做法都应该遵循法律法规：


“富人的回报是什么？富人的钱是抢的和偷的吗？政策推行需要遵循法度，或者引导人心甘情愿去做，前者例如缴纳税收，后者就是美德需要表扬。按劳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一定是最大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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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腾讯宣布投入5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读者“Chloe Zhao”认为，互联网大厂本应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互联网大厂们具备社会责任感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以腾讯的数字技术和平台优势，无论是实践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还是协助推进共同富裕，都是一件具备天然优势的事情。不过，真的在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这么多领域全面开花，500亿又成了个小数目，具体实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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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不再犹豫”认为，互联网巨头将利润转化为社会保障或将成为趋势：


“接下来，大型互联网企业把部分利润划转社保、医保，或是每年把部分股权收益直接划转社保，调整纳税（巳取消了互联网企业享受科技企业税收优惠），增加对国家大基金的投放等等，是不是可能会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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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针对拼多多设立“百亿农研专项”以响应“共同富裕”，作者“Zey”认为，作为一家市场化公司，还是应当以股东利益优先：


“作为一家市场化公司来说，将全部利润投入一个非公司核心业务的领域，应该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否则，这种公益扶持是建立在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损伤之上……从如何追求最快的增长，到现在如何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摆在了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头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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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央行或将面向“三农”定向降准，读者“兰香”认为，不能仅仅将其解读为短期货币政策，而是要从“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来理解：


“毕竟作为农业大国，如果乡村都不能振兴甚至一片凋敝，还谈何共同富裕？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就不能仅将关注点放在下半年是否会定向降准上，而是看到更大的经济和政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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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融渡资本主管合伙人“张国防”认为，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新时期，效率带动社会进步的原则不会改变，世界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更为迫切：


“具体而言，‘投入=产出’恒等式不会变，左边投入的是学习，是勤奋，是天赋的找寻和释放，是创新创业创价值，右边的产出，与其相辅相成，投入多，馈赠多；投入少，馈赠少；不投入，领低保......这是公平架构社会均衡，效率创造社会增加值......创造更优条件鼎力支持创新将更会加强和突出……所以的，时下反垄断等，精准拆除的就是影响产业创新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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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读者“引领manuel”认为，关键是要打通普通百姓子女通过教育跃升阶级的渠道：


“强势发达地区掌控了绝对强势的资本、还有先进的硬件和软件配套资源，这就像地区发展不平衡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难题，当务之急的节点是要打通中下层和普通百姓子女通过教育提升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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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读者“jn雪豹”认为，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空谈教育公平：


“脱离了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脱离开国家的发展时间与经济实力，脱离开国家的管理能力，脱离开具体年代的国际国内大势，去夸夸其谈这要公平，那也要公平，说轻一点是一种卖弄，说重一点是对社会中负面情绪的鼓动与引导……国家这些年来在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工作远超过西方任何国家，我们的全民教育和社会福利并不比任何西方国家差，甚至早已超过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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