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英轺私记》|“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英轺私记》【走向世界丛书】

“一个主张‘用夏变夷’的人出国后的思想变化”

[清] 刘锡鸿 著；

朱 纯  校点；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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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其人】

“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刘锡鸿的《英轺私记》

钟叔河

（p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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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轺，是古代一种轻便而可以望远的车子，后来指使者乘坐的专车。《英轺私记》，意思是出使英国的私人记载。

    中国派遣外交使节出驻西方国家，始于光绪元年(出国在光绪二年)郭嵩焘使英。《英轺私记》的作者刘锡鸿，便是郭嵩焘的副使。郭、刘二人积不相能，从遇事扞格①直到互相奏参，对使事及二人仕途均有影响，论者多有言及。

    平心而论，郭嵩焘的器识、学问以及对“洋务”的见解，均在刘锡鸿之上。两人发生矛盾，一方面固然是性格、气质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也确实由于郭的思想比较开明，而刘则倾向保守，存在着主张和政见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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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扞格，hàn gé，有抵触，互相抵触，格格不入的含义。—百度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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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刘一行于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12，2)出国，十二月八日(1877，1，21)抵伦敦；光绪三年三月十七日(1877，4，30)，刘被改派出使德国，十月初九日(1877，11，13)离伦敦赴柏林，在英国只住了九个多月。到德国后，他也没有呆多久，于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8，25)就被召回(同一天郭嵩焘也从英国被召回)，十月十六日离柏林返国，为时不过一年。

    本书为刘锡鸿出使英国的实录，可与郭嵩焘出使日记参看。它以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一个观点保守的人，在走出国门实际接触近代文化以后，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这就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证实了新制度对于旧制度的优越性。

1784——1785的大辨论

    刘锡鸿任驻英副使之前，在做刑部员外郎 一一 一个地位不高的京官。他是广东番禹人，年轻时在广东参加过抵抗英国侵略的战事。郭满焘于1863—1866署理广东巡抚时，“爱其才，怜其不遇”(《郭仑焘：“萝华山馆遣集》)，曾经找他办过一些事情，一度还“颇加倚畀”。后来刘锡鸿到了京师，与士大夫相接。据当时人物对他的评论，李慈铭谓“其人已老，雅以经济自许”(《越缦堂日记》第廿五册)，王闿运则云其“欲为一代名人”，但“不近人情而以为率真，故所至受诟病”(《湘绮楼日记》第三册)，可见说他态度褊傲、急于用世，大概是不错的。他也常谈洋务，但又“言养兵无益，及洋炮、轮船不足学”(《湘绮楼日记》)，这就和主张学习西方的郭嵩焘等人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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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郭、刘出使前一年多时间里，也就是1874—1875期间，清朝政府内发生过一场大辩论。刘锡鸿和郭嵩焘关于“洋务”的观点，在这场大辩论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同治十三年(1874)，由于日本侵略台湾，中国朝野又一次感到国势危急，亟待自强。这时候，洋务派的大本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了一道“切筹海防”的奏疏，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办法，朝廷命军机大臣密寄全国督抚“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事实上不仅限于各省督抚，京师内外许多官员都参加了这一次“筹议”。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奏了丁日昌提出的又一个六条，也由廷寄各地一并讨论。两个六条的主要内容是要采用西法练兵，向外国购置兵船枪炮，筹建铜造机器和军火的工厂。丁日昌并提到要选拔人才(指洋务人才)担任沿海地方官，任命懂得西学、通外国文的人管理制造厂，以备他日出使外国、办理军务、主持民政之用。大辩论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六条展开的。

    赞成两个六条的主要代表是李鸿章。李的中心论点是：“穷则变、变则通”，“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必须变通旧法，才能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应付“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在两个六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工商实业、兴办西式教育的主张。他说：“丁日昌拟设厂造耕织机器，曾国藩与臣叠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以免“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而为了推行新法，又必须提倡西学，改变专由“小楷试帖”即八股文章取士的办法，“设立洋学局”，培育自然科学、工艺技术人才，使之“与正途出身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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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两个六条的主要代表是于凌辰和王家璧。于的中心论点是：“师事洋人，可耻孰是”。他说：“如谓今日之变，旷古未经，岂前人已经之事皆今人所优为，古法必不足以弭今变乎？”尤其使他愤愤不平的是：“李鸿章、丁日昌胪列洋人造船、简器”，“李鸿章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局”，“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王的中心论点是：“勿以事非已出轻改前人，勿以能顺夷情不顾国是”。他攻击李鸿章“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并且破口大骂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称，如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心！”

    郭嵩焘和刘锡鸿也参加了这一场大辩论。郭嵩焘对六条“私心叹服，以为海防之大用具备于此”。他对中外关系、世界形势的了解，事实上超过了李鸿章和丁日昌。他正式提倡学习西方要“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并指出学习的根本在于“政教”，其次则是“通商”。要“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在中国变法自强的基础；造船制器之类的事情，也应当放手让民间商人来办，“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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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锡鸿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他对两个六条和郭嵩焘的意见，逐条进行了驳议，说：“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不必开局自制”。因为“募人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郭所提“商人自制轮船之说”，他也“意颇不谓然”。尤其对于郭所主张的“先通商贾”、“循用西法”，他更是大加反对，说“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他坚持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教”，说“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市侩之贱何得擅蓄甲兵？”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说：“御英夷不恃乎船械，摧劲敌不系乎战具”。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西洋技巧文字，亦第募艺士数人蓄之即足备用，似不可纷纷讲求，致群骛于末，而忘治道之本”。

    在这场大辩论中，两个六条由于外有李鸿章等重臣支持，内有奕忻、世铎等亲王作主，算是勉强得到了“廷议”的认可。但是，反对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即使在总理衙门内部，一部分大臣也不真正赞同两个六条。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行一点“新政”，实际上却在各方面设下重重障碍。出使英国的正副使臣，本已派定郭嵩焘和许钤身，这时总理衙门忽然决定改派许钤身出使日本，而由刘锡鸿担任副使。当刘、郭二人辩论中发表的政见如此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作出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使他们互相钳制，彼此掣肘。主其谋者，是军机兼总暑大臣李鸿藻(兰荪)和景廉(秋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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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嵩焘格格不入

    郭嵩焘是不愿意要刘锡鸿这个副使的。据《玉池老人自述》，郭在当时曾表示：刘锡鸿出洋有三不可：于洋务太无考究，一也；洋务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气，刘锡鸿矜张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刚而不达事理，三也。”但李鸿藻意在使刘与郭相持，偏要以刘锡鴻代替许钤身为副使。结果刘在受任谢恩的当天晚上，就到郭处有所责备，“词颇愤激”(见《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郭嵩焘来咨)，两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很紧张。

    郭嵩焘在中外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早已在西方国家人士中引起好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于1875，9，9即清廷明诏以郭氏出使英国两天后，写信给外相德尔贝，称郭为进步人士，其才能虽不可知，但确属适当人选。在中国任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也对郭十分钦佩，称其为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之诚实君子。(均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9)”《郭嵩焘先生年谱》转引自“ Confidential Print”)而刘锡鸿一则地位素低，二则倾向排外，外国对他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当郭、刘自北京启程将到上海时，上海英文《字林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于11，16发表社论，对郭刘二人一褒一贬。抵伦敦后，1877，2，21之“ The Illustrated Lond News”及本周之“ Graphie”刊出二人肖像，其介绍文字中即隐含褒贬，也就是本书中光绪三年正月十二日所记：“其文扬诩正使学问履历，甚至谓余学虽优，不如正使，故文翰不足以入词林......”云。此种情况，当然也无助于二人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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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郭、刘二人在伦敦使馆不断牴牾的详情，本书虽记载不多，亦时有流露。现据其他历史资料，将几次关系重大的事件，略予叙述如下。

    (一)《使西纪程》事件：在郭、刘出使前，总署即奏请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是个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也早有意“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从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自上海登轮船起，到十二月初八日抵伦敦止，郭的这一段日记录呈总署后，由同文馆检字刊行，名曰《使西纪程》。因为日记中对西人“法度严明，富强未艾”(为李慈铭指斥日记用语)加以称赞，引起了顽固守旧派群起而攻，骂为“汉奸”。翰林院编修、日讲官何金寿上疏严劾，至谓“大清无此臣子”。李鸿章写信告诉郭嵩焘：“执事日记一篇，初闻兰荪(李鸿藻)大为不平，逢人诋毁。何君乃逢迎李、景，发盈庭，总署惧而毁板......”据郭蒿焘在奏摺中说：“刘锡鸿因据何金寿一摺，取日记所录，一一傅致其罪，......使国家处置洋务，终至无所适从，即臣亦万无可图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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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仅《使西纪程》原文具在，就是经何金寿奏参后再未敢出以示人的郭嵩焘全部日记手稿，也已重见天日，人们从中无论如何得不出“汉奸”的印象。刘锡鸿当时如何“傅致其罪”虽不能详，但据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的材料，刘确曾向随使各员宣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可见在《使西纪程》这件事情上，刘锡鸿是和骂郭嵩焘素为汉奸的人持同样观点的。

    (二)“穿着洋服”事件：光绪三年七月初九日(1877，8，17)，郭、刘应邀参观喀墩炮台，据郭云是日寒风凛冽，下午乘小轮船看搭浮桥，正当北风，英国提督见郭寒噤，取所携褐氅，一披其身。“刘公使见之大喜，据为罪状”。而刘锡鸿也谓：郭“在喀墩穿着洋服，虑鸿参奏，两夜不能成寐，遽托病而返”。同月二十七日，刘锡鸿从爱尔兰归馆，又与郭嵩焘争吵，向使馆参赞、随员等指数郭之“三大罪”：“一、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均据《驻使馆档案·陈兰彬任》)

    凭良心说，刘锡鸿所指数的这三条，根本不能成为郭嵩焘的罪状，徒然说明刘氏自己保持着“严夷夏之大防”的僵硬态度。后来他到柏林向德皇威廉一世递国书，“病其礼节阔疏，有夷然不屑之意”，以致引起批评，谓“非国使所宜”(《西国近事汇篇》)。这个批评应该说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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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喀什噶尔事件：1865年的新疆叛乱，纯系中国内政。1876年左宗棠入疆平叛，1877年叛酋阿古柏遣“使”赴英乞援，英政府竟予以接待，并通过“澳大利世爵”(英人)师丹里向中国使臣试探，是否愿与“喀使”会面议和。郭嵩焘原不主对阿古柏用兵，当师丹里首次来说时，答以“喀什噶尔为我内地，回人乘我内乱窃取为国，能许以和好与否，非使臣所能主持。彼使来见，则无不可。”刘锡鸿当时在座，立即指出：郭嵩焘使用“和好”这个词是不恰当的，阿古柏一伙“为我叛人，当曰投诚，当曰藩属”。师丹里无隙可乘，只好“答以温言而去”。二十五日晚，师丹里又以夫人名义举行茶会招待中国使臣，至则“喀使先在座，师丹里欲引以相见”。这次又是刘锡鸿正确，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人说：“此非约降地也。假令尔仆据尔家家私而相殴，尔友乃延仆与尔并饮，谓之言和，其可乎？”结果“喀使鼠窜而去”。

    在这件大事上，郭嵩焘听从了刘锡鸿的正确意见。他曾经奏请与喀什噶尔“解和休兵，议定疆界”，并照复英国外部，愿与阿古柏议和息兵。但随即又另具片单，请朝廷饬左宗棠根据军事发展决定和战，如果“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摺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中止”，同时致书英外相，说明“奉使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理，一切由中国国家权衡，非本大臣所可与闻也”。

事实胜于雄辨

    无论是从出使前参加辩论的情况来看，或者从出使后和郭嵩焘相抵牾的情况来看，都可以看出刘锡鸿其人观点十分保守，态度也比较固执。但是，却不能够说他不爱国，也不能说他没有观察和分析的能力。《英轺私记》首尾不过九个多月(加起旅途也不到一年)，而这九个多月观察的结果，对刘锡鸿思想的触动却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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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来不是说，西洋的机器“万不可多令人习之”吗？当他亲自到“戴晤士报馆”参观，看到每天七万份报纸用机器刷印，“风驰电掣，一点钟而七万份皆就”，“第司字模者二人、司机器者五六人，即敷用矣”。开始他还认为：如果刷印报纸全用人力，每个工人每点钟刷一百版，七万份报纸可以安排二千八百人，“何为必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食哉？”但进一步观察以后，他就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制一机器而获巨资，则侧睨其旁者，必各出智计，以效为营谋，......心愈用愈巧，货愈出愈多，商贾之揽巨资者乃愈众。豪富既众，则百货自易销售，贫民自易为生，国课自然充裕”。结论是：“此英之所以富也”。

    他原来不是赞美中国的“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吗？当他亲自到英国议政院旁听，看到“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每年度支出入，并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滋，则人共诘驳之，......众耳众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销，故人不忍欺”。于是他转而觉得英国这种“绅主之，官成之，国主肩其虚名而巳”的政体也很不错，“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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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来不是反对“通贾之气”，认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的吗？当他在英国各地接触市长、郡长、市政委员镇长等各级民选地方官员，看到这些官员都“由绅商士民产业多在其地者公议举充，非富民不得与选，皆不食薪俸”，“凡所辖地段救养之政、词讼之事，以及工程兴作，商贾贸易”，都由这些“富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管理。他就深深感到：“惟所举者富，故无贪黩之忧；惟举之者富，故无贿嘱之患”。“以民治民，事归公议”，于是“道路整洁，桥梁毕修。巡捕人役，勤于其职”。“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份，谓之曰公司，虽千万金不难克期而办。”而中国一切由官的做法积弊甚多，“其病源盖在上而不在下也！”

    他原来不是说“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的吗？当他在英伦各处参观，见到“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学规严整，客至无偶语嬉笑者”。“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供其衣服、饮啖”。图书馆“各国之书毕备，任其检读”。博物院“综万汇而悉备之一庐，每礼拜一三五等日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尤其是在监狱和养老院，看到“刑罚也而教养寓焉”，对孤贫老人的照料“无异充裕之家”。他怕是预先作了准备，又另择一处不告突然而去参观，情形依然无异。于是他承认英国的政俗之美，“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虽然还有不讲“父子之亲、男女之别”的缺点，但“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总算把“夷狄”的帽子给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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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来不是反对中国自制和购买轮船的吗？出国初见火车时，他仍然说中国“历朝以骚动百姓为戒”，“是故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及至他到了伦敦，目睹“南至海口，北至苏葛兰，铁路共数十道，每行百里，人纳车价仅一息零，较之未有火车时，省费数倍”，深感火车之便利。但在和洋人讨论火车铁路问题时，仍然顾虑“中国游客较少，造铁路制火车必至亏本”。直到了解到火车铁路对发展经济的巨大作用，见伦敦城中各制造厂商“皆雇役数千人”，连一家“饽饽作坊”(饼干厂)的工人也达三千之众，“询其所以销流之多，则曰自有火轮车船，货物通于各国，各行买卖皆较前十数倍，不独饽饽为然也”，他才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后来当洋翻译博郎建议中国购备轮船时，他“闻其言而心口熟商之”，终于得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疠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疠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瘳，此又一理也。......余素持治国务本之说，由今思之，未可偏执也。诚如博郎云，(购

备轮船)每年所得之利，不忧其难偿所纳之息。......种植畜牧、百工技艺，皆百姓生财之源；能令亲民官督饬绅士，嵇查游民而安插董劝之，赋税亦于是而出。......治内与治外并举，奚虑吾国威之不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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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坚持“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反对学习“西洋技巧文字”，到赞成购备轮船、提倡技艺，并且承认自己过去的看法未免偏执，当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刘锡鸿还不是那么偏执的。更鲜明的一个例子是：当他注意英国议会热烈讨论的情况时，深恨“翻译人少，末由遍读新闻纸”，便立刻作自我批评：“向谓洋语洋文不必广募人学习者，误耳！”就凭这一点，刘锡鸿比起那些在事实面前还不认输，硬要把脑袋埋在沙里的死硬派，毕竟还略胜一筹。

    辩论没有能折服刘锡鸿，钳制也没有能使他改变观点，而英轺九个月的实际接触和了解，却使他承认了自己原来也有“误”和“偏执”的时候。这就叫做：事实胜于雄辩。

旧思想武器的破产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短短九个月，就彻底改变了刘锡鸿几十年来从源远流长的封建社会传统承袭下来的基本观念，那就不仅太简单，而且也不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实际情况是：刘锡鸿是全力捍卫他的“圣人之道”，十分希望能够“用夏变夷”的。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相对抗。“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刘锡鸿拿来“捍卫圣教”、“用夏变夷”的，正是“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1784—1785的北京朝廷上还可以舞弄一番，拿到伦敦市面上却非打败仗不可。刘锡鸿想“用夏变夷”，结果却是马格理、井上馨、博郎等人“用夷变夏”，使刘锡鸿虽然谈不到放弃根本立场，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原来确实存在某些偏执和误解，总算“变”了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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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轺私记》保存了刘锡鸿和马格理、博郎、井上馨等外国人思想交锋的记录，也就是“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败仗的记录。正是由于这些交锋，才使刘锡鸿在事实面前打开了一些眼界。

    井上馨是日本学西方的先驱、明治维新的先进。郭、刘在伦敦和井上馨有多次接触。井上劝中国“效西法，改弦面更张之”。刘锡鸿却主张“讲求祖宗旧制”，认为日本变法会引起祸乱，说是“我中朝不以贵国为求乎？”但事实是日本并没有发生祸乱，而只见日本在英制造轮船，派人学习海军，日本公使还请刘锡鸿等去参加兵船下水典礼。井上馨特地在宴会上问刘：中国还有象林则徐那样的人吗？刘举出了曾国藩和左宗棠。井上却表示不同意，并说：中国如果还有林则徐，您就不至于到英国来为马嘉理事件道歉了。这等于是明讲：不明世界大势，是中国外交失败、遭受屈辱的原因。刘锡鸿只好默认。井上又谈到火车有利生计、贸易可劝农工，并推荐挨登思蔑士(亚当斯密斯)的“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原富》)一书给郭、刘阅读。刘锡鸿记下了这件事情，还说马格理云此书难于翻译，不如另外一本。可见他对井上的态度，到后来也不是一味拒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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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刘锡鸿称之为“实学”)，刘锡鸿本来是不屑一顾的。在去英国的途中，他还说读书人只应该钻研“先儒语录”、“四书讲义”;工艺之事“固可指挥工匠以成之，无待于自为”。到英伦后，外国人请他参观了光学、电学、热学等各种科学实验，先后认识了许多科学家。他仍然认为，科学实验无非是子夏所谓“君子不为”的“小道”，只有贯彻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之中的仁义，才是最“大”最“实”的“圣人之教”。他批评外国人“一意讲求杂技，遽谓为有用之实学”，说什么“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其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可是，科学却并没有放松向他施加影响。光绪四年三月十五日，明士德拉陆义请他看化学实验，“以炭灼火，罩诸玻璃中，玻璃二斤，炭四两，及炭化灰则数分耳，然合玻璃封固而衡之，犹是二斤四两也”。当天晚上他感到身体不适，马格里指出是卧室空气不流通所致，结合白天的化学实验，讲到养气化为炭气的道理。这样他终于接受了这一新知识，并且立即用新知识纠正了旧看法：“深房邃阁，键闭之久，乍入之而死者，中国以为逢祟，非祟也，炭气所为也。”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中国厘政的讨论。厘政是地方军为了“筹饷”而实行的一项苛政，就是在水陆交通要道把关设卡，对过境货物抽取“厘金”。因为抽厘对洋货在中国销行不利，有的国家提出要中国停止抽厘。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当然应予拒绝。但各地任意设卡抽厘的做法，确实严重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是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流通和生产的一种限制。刘锡鸿听说洋人要求中国废厘，最初的反应是说：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君臣父子的关系，“子之货买自外洋，遂欲限禁其父，使不得取用，天下曾何有是理？”后来马格理和他辩论：“商货流通，非百姓之益乎？”他答说：“洋货非日用所必需，不见此物，则心不动。......我中国治法，以教民勤俭为主，与外洋不同，故不欲洋货运入内地。”但后来西人引导他游观各地，见到“英人立国，首重商贩”，“外洋贸易之大，当无有能过伦敦者”;利物浦商船“首尾相衔，亘十八里，绝无空隙”;英人“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懋迁之需；国之致富，盖本于此”。所以当马格理再一次跟他讨论，指出“厘金无定数，货本多寡不能预知”，不便商贾，对中国也有损害，他就承认“所言尚是”，准备“再确探之”，不坚持“君臣父子”那一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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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举，只是几个突出的例子。在许多没有经过反复“交锋”的问题上，刘锡鸿仍然是不忘“用夏变夷”的。比如下面这一段妙文：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規，则尊妻而卑夫。......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主人居中，客夹之)。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

p21

还有：

    博郎与刘孚翊论中国阃教①之严。博曰：“妇女亦人也，何独幽诸室而不出？”刘无以答。泊晚，余谓刘曰：“君何不云，胸吾体，背亦吾体，何为胸则前而背则后乎？以胸阳而背阴也。......”

    象这种隔靴搔痒，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用《英轺私记》最后一句话拿来形容倒很恰当：“非军火既备，胡乱轰击，遂可胜敌也。”

    至于刘锡鸿和郭嵩焘的芥蒂，也始终没有消除。这不仅因为二人嫌隙已深，又都有一副封建士大夫的坏脾气，到后来几乎完全变成闹意气；而且也因为二人的矛盾是国内派系矛盾的反映，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李鸿藻支持刘锡鸿跟郭嵩焘作对，李鸿章的同情则完全在郭嵩焘一边。

    继刘锡鸿攻击郭嵩焘“穿着洋服”之后，郭嵩焘也奏劾刘锡鸿“滥支经费”，都是非原则问题。在这方面，刘锡鸿固然是吹毛求疵，郭嵩焘亦未免小题大做。结果两败俱伤，都受到了严旨训戒：

    郭嵩焘、刘锡鸿自奉使出洋后，意见龃龉。......怀私互讦，不顾大体。以堂堂中国之使臣，而举动若此，何足以示协恭而御外侮？本应立予撒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蒿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刘锡鸿

改派驻扎德国，于议论修约各事宜，语多中肯。朝廷略短取长，宽其既往，暂免迫究。......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具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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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阃教：[kǔn jiào] 指后妃或妻妾的训戒。—百度汉语

p22

    刘锡鸿于抵英不久后即改派使德，郭、刘二人都不满二年同时调回，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李鸿藻后来请假离职，刘在朝中失去了依傍，也是一个附带原因。刘锡鸿作为洋务运动内部保守派的一个工具参加出使，因而卷入无休止的派性斗争，很快就成了封建官场矛盾的牺牲品。他的外交生涯是短暂的，仅仅留下这一卷《英轺私记》，作为封建主义思想在西方文明面前打败仗的一次记录，倒还有一点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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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校点排印，原名《英招日记。其中有二十则曾以《英轺私记》为书名，收入江标刻印的《灵鹣阁丛书》，并附《日耳曼纪事》二则。另外，黎庶昌刻印《西洋杂志》时，也选刊了二十徐则，亦称录自《英轺私记》。因为本书并未采用逐日记事的体裁，称为日记并不确切；故此次从江氏刻本，以《英轺私记》作为书名，并援例给其他各节补加了题目。对于不便另立题目的零星杂记，则用*隔开，以清眉目。《英轺私记》《美亚嫁女》一篇，文字与黎庶昌记的《美亚嫁女》几乎全同，为小方壶本所无，现予删去。

    《日耳曼纪事》尚未发现有单行本，这里的几则完全录自江氏刻本和《西洋杂志》。

    其他做法，悉依《走向世界丛书》凡例。卷首的刘锡鸿画像，蒙香港大东图书公司提供制版原片，谨此志谢。

伦敦蜡人馆/(封面)

《英轺私记》【走向世界丛书】

“一个主张‘用夏变夷’的人出国后的思想变化”

[清] 刘锡鸿 著；

朱 纯  校点；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01。

 刘锡鸿 画像/(扉页)  

长沙刻本《英智私记》书名页/(插页)  

刻本首页·刘锡鸿书刺/(插页)

【走向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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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文与其人

“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刘锡鸿的《英招私记》/ 钟叔河/5

英轺私记   /   刘锡鸿 / 23

副郭嵩焘使英/23

始论铁路/25

观格致书院后/26

香港/28

新嘉坡/30

马拉甲途中/32

锡兰/33

英人经营南洋/34

亚丁/35

地近赤道则热/37

红海道中/37

西历不应天象/38

苏尔士开河/39

始见火轮车/40

马格理论中国无法治/42

摩儿大岛纪游/43

直布罗陀炮台/46

初至伦敦/47

英国钱币/51

英人知礼/52

伦敦/54

英君主接见/56

开会堂情形/59

英国衙门官制/64

禁鸦片烟/65

蜡人馆/66

马格理官土耳其事/67

圣瞻士官朝会/68

电报局与信局/71

公使应酬大概情形/73

养民之政/74

观戴晤士报馆/77

柏金哈木宫/80

上下议政院/81

游伯来墩 英人之奖制造/84

赫来士学馆/85

老工师劝修铁路 /86

接晤禁烟会绅/87

总论英国政俗/89

播犁地士母席庵/91

观实学士演光学/93

观伦敦铸钱局有感/95

井上馨谈学西洋/99

土耳其政教不修/100

伦敦监狱/102

会堂议事情形/105

观电学有感/107

日本兵船下水/110

御花园/111

乌里治制造局/112

俄土战事/116

英伦讯案规模/117

化学演试/118

英人爱重中国/119

水晶宫观烟火/120

与波斯藩王论强弱/121

井上馨论林文忠/123

英为邻邦服丧/124

日影报/125

洋货免厘之说/126

英伦之中国书/128

观赛马/129

容什噶尔伪使事/130

跳舞会/132

茶会/133

伦敦多善举/134

与博郎论铁路/135

英国地方官之制/138

机器耕作/141

拒见伪使/144  

英国税课之重/145

瓦瓦司炮/146

施医院/147

英国民兵/148  

谈兵船/149

华效力洋人/150

德国求免厘事/150

教习水手/152

阿木士汤炮厂/154

西人不重后嗣/157

外洋采购贷款之弊/158

看印书/160

厘金不利通商/162

男女婚配/163

鸟枪商局/164

英伦冬不严寒/165

吸酒酿房/166

伦敦贸易之大/167

参观喀墩炮台/168

英国选练兵士之法/169

野士凌墩养老院/171

英人亦爱戴君主/173

棉花火药/173

由北明根赴德布灵/175

与博郎论海防后记/177

阿尔兰之游/181

过苏葛兰记/185

利文浦/186

英国民数/188

安友会/190

英人讲求教养/191

置办船炮当知之事/193

日耳曼纪事 / 刘锡鸿 /197

德国呈递国书情形/197

见开色邻/199

见比利时君主/200

开色茶会跳舞会/201

开色嫁女/202

德国陆兵营制/204

德国议政院/208  

西人厌有家之拘束/209  

克来斯麦司衣符/209

图片

伦敦蜡人馆/(封面)

刘锡鸿 画像/(扉页)  

长沙刻本《英智私记》书名页/(插页)  

刻本首页·刘锡鸿书刺/(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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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私人日记里的西洋观

（秦晖）

　　 刘锡鸿整天指责郭嵩焘对西方崇洋媚外，但是刘锡鸿后来也留下了一个日记，死后也发表了。看他的日记会发现，他“崇洋媚外”比郭嵩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人，他观察西方是很细致的。

　　 比如说，英国官方有一次请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拒绝了。他心想，肯定是事先做过布置了，看不到真东西。但是他很有心，把这个监狱地址记下来了。有一天，他走到那儿突然提出说要进去看看。他去了之后，说这个监狱很人道，对犯人的待遇很好，而且还训练他们一技之长，使他们出来以后有正常的谋生手段，真是仁义啊。

　　 还有一次，英国某个部门让他去参观济贫院，他说这个也是事先做过布置了。但是他后来又跑去微服私访了一通，觉得真是不错。他又跑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后来他说英国济贫院很多，除了伦敦以外，城乡都有。

　　 在刘锡鸿看来，这里简直是好到家了，穷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只要申请，国家可以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很低档的东西，他当时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且他发现这的确是英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他说这真的是“仁义之极端也”。

　　 刘锡鸿觉得，英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这个国家上下同心，以礼治主，不传国事；这个地方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很多中国人说，西方人除了能打仗以外，没有什么别的长处，就是匈奴、回纥一流。可是刘锡鸿就说了，西方人很讲仁义道德，而且这一点

是中国不了解的。

　　 1870年代，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关系不错，这两个国家彼此比较了解，到了西方他们都是东方人，可以说他们都算老乡。因此，他们经常串门。有一次，日本公使来吃饭，就和郭嵩焘聊天说，我们这两个国家没有钱，国家征税，老百姓很反感，不愿意交税。英国这个国家，老百姓很愿意交税，这是为什么呢？

　　 刘锡鸿就说，英国人征税那是老百姓选出议员在议会中决定的，大家都需要这个公共服务，那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代表、不纳税”，刘锡鸿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征税，老百姓谁愿意交啊？征税去干什么？谁不都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

　　 郭嵩焘听了以后很惊奇，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想不到刘锡鸿还有这种见识。刘锡鸿这个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的评价，可是他在朝堂上讲的是什么话呢？完全相反。

　　 所以，当时中国人，在朝堂上讲称赞西方的话是比较少的，因为政治不正确容易遭受迫害。像郭嵩焘就是因为“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结果被打了小报告，被罢官了。有些人说他是汉奸，要治他的罪，后来还是曾国藩这些人把他保下来的。

　　 可是打郭嵩焘小报告的这些人实际上比他还要清楚，像刘锡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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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摘自：

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

 秦晖 (专栏) 

“秦晖：那些最早认识西方的小人物”

2016-11-01 23:42:19

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9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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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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