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与民主的危机

这是一个思想与观点泛滥而事实与真相不再重要的年代，人们观点差异巨大又执着己见和歧视异见的年代。

文丨美国西东大学教授 汪铮 

今天的世界是不是有些像50年前的1968或是1969？世界在50年后又重新转回到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个高举意识形态的年代。这是一个情绪超越理智和思想大于真相的年代，是一个思想与观点泛滥如洪水而事实与真相不再重要的年代，是人们的观点差异如同太平洋一般宽阔而又执着己见和歧视异见的年代。

2016年底，牛津字典选择了“后真相”（post-truth）作为年度词汇。牛津字典把“后真相”定义为“情绪及个人观点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和塑造公众舆论的情况”。2017年，关于参加特朗普总统就职仪式的人数是否是一个历史记录的争论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流行词汇：“替代事实”或“平行事实”（Alternative Facts）。无论是“后真相”还是“替代事实”都强调了在这个新的“后真相时代”里，事实和真相可以不是唯一的和排他的，因观点和认知的不同，事实和真相也可以是“替代的”、“平行的”和“发展的”。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在后真相时代里，新观点、新思想、新战略层出不穷，学者们激辩他们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和看法。后真相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家、战略家以及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粉墨登场各领风骚的好时代。比如，华盛顿的智库圈子里都在议论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两人的思想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政策制定的影响。2018年5月，美国著名媒体Quartz的一篇报道的标题让人哑然失笑：《特朗普的头号中国专家本周将第一次访问中国》。文中提到特朗普的主要中国问题顾问彼得•纳瓦罗不会中文，这次参与美国代表团访华据信实际上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

事实上，在中美两国目前都存在一个特殊的现象：现在经常对两国关系发表看法的比较活跃的学者和意见领袖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两国关系的专家，很多“专家”甚至像纳瓦罗一样很少或者从未去过对方国家，而真正的专家则保持沉默。在后真相时代，知道的太多并不是好事，因为无知才能无畏，知道的不太多才能相信和扩散各种替代事实和阴谋论，才能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做出简单迅速的判断，才能更好地吸引民众和决策者的注意。国际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门槛不高的学科，在后真相时代就更有可能成为投机者和“半瓶醋”们的乐园。

后真相时代并非只有观点没有事实，实际上每一种观点和主张的鼓动者往往都有自己专属的事实与真相。以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为例。主张留在欧盟的“留欧派”就向公众展示了这样的统计数据：“一旦脱欧，英国将失去95万个工作机会，人们每周的平均工资将下降38英镑，每个家庭每年要多支付350英镑以购买生活品，欧盟在英国的6600万英镑投资也将面临风险。”与此同时，主张脱离欧洲的“脱欧派”则花钱把他们认定的事实和数据直接印在了伦敦市的双层巴士的车身上：“我们每周给欧盟送去3.5亿英镑，让我们这笔钱可以用于英国的国民健保服务（NHS），投票脱欧！”但这其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事实与真相呢？一般的民众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各种各样的观点辅之以各种各样的数据引用，让人目不暇接，很多观点都看似有理有据却又相互矛盾。后真相时代是一个让民众困惑和无所适从的时代。

后真相是和社交媒体的崛起紧密相连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看法变得无比容易。但是，表面上社交媒体上观点非常的多元化，事实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一方面让极端的观点更容易引起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更多地和有相同见解的人聚在一起，在同温层相互取暖互相支持。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左派和左派在一起，右派和右派在一起，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互唱和，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相互关注。互联网可以让少数人的观点表现得声势浩大，也可以让持极端观点的人感觉到自己和自己的观点是受到支持和拥护的。

民国初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了能当上太子，曾专门伪造一份《顺天时报》每天提供给袁世凯阅读，上面刊载的文章一律拥护恢复帝制，最终促使袁世凯下决心洪宪称帝。在今天，同样的事已经不需要费力地专门印一份报纸了，网站和社交媒体的推送功能已经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和喜好来为你定制和推送专属于你的新闻和评论。如果不是主动改变的话，我们的阅读以及接受的观点和信息实际上是越来越单一化而不是多元化。袁克定的《顺天时报》的故事多少年来被当作笑话，可是，在后真相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新时代《顺天时报》的读者、作者或是记者，不是吗？在后真相时代，很多传统媒体也失去了曾经奉为圭臬的新闻报导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根据皮尤中心统计，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达到70%以上，而现在则跌落到30%以下。也就是说有差不多70%的民众和特朗普一样认为现在的主流媒体是“假新闻”（fake news）。

在后真相时代，不仅当今的事实与真相可以有替代事实，过去的历史也常常被人们根据今天的观点和意识形态重新改写，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被重新解释。一场场“让我们重新伟大”的民粹民族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并与后真相时代完美结合。恢复旧日的荣耀对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匡正历史的名义则给了后真相的种种指鹿为马的行为以合理性，这是一个重述历史的时代。

不久前，在飓风“多利安”在美国佛罗里达登陆之时，特朗普总统发了一条推特表示对飓风将要给阿拉巴马州带来的灾害性影响表示担忧。但是事实上阿拉巴马州并不在“多利安”的行进路线上。特朗普大嘴巴讲错话是常有的事，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总统被质疑的情况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表了一则声明为总统大人背书和辩护。著名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看不下去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件事“上纲上线”到了“美国式民主的终结”。他说：“想想吧：如果连天气预报员都要为‘敬爱的领袖’辩解，那我们的体制可就腐败到家了。” 他警告说：“过去，随着坦克隆隆驶向总统府，民主国家会突然崩溃。然而在21世纪，这个过程往往变得更加微妙。威权主义在世界很多地方大行其道，但它的推进往往相对平静，而且是渐进式的，因此很难指着某个确切的时刻说，这就是民主结束的日子。你只是在某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它没有了。”

保罗•克鲁格曼并非危言耸听，后真相和替代事实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让我们必须警惕世界的后真相现象。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真理大讨论和重回实事求是的路线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为关键的内因之一，这是真正的中国经验。回顾历史，任何时候只要一个国家不尊重事实和真相，不实事求是，就必然在决策上出现偏差，就会犯错误，走弯路。

后真相时代也给所有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首先，我们如何获取真相和事实？互联网和搜索引擎让研究更加便捷，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从网上获得的信息吗？我们如何甄别各种替代事实？我们是否还依照先认定事实再提出看法和政策主张的传统研究方式？与根据市场或特定机构喜好先产生观点然后再寻找替代事实的新方法相比，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太累、太慢也太笨了？因此，后真相时代对所有的学者也是一场学术道德的挑战。

在后真相时代，我有的时候真的希望我们的学者和众多的思想库能不能不要产生观点而只提供事实。因为观点已经太多了，而经过检验的真实的事实则太少了。

（汪铮，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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