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如何才能促进普遍的国家间合作？

疫情期间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值得肯定的国家间合作，如中国与日本、意大利，但中美却矛盾与摩擦不断。

文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尹继武

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在短时间内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深远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影响。3月初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成功将疫情控制，但以美欧发达国家为主的西方国家疫情却成为主要的爆发区域，其原因与病毒的传染性，全球化快速发展，以及西方国家政府的领导与反应能力，民众的自由倾向不无关系。

按理说，作为一种全球卫生流行疾病，新冠病毒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威胁，基于共同的利益以及抗疫需要，国际合作仍是必需的，这种合作既有病毒学科学研究，也有战略援助支持，也有相关的边界通航等交通控制等方面。在这种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值得肯定的国家间合作，比如中日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在此次新冠疫情的表现中都可圈可点，双方关系从情感与社会心理层面得到大幅度改善，中国与意大利的相互合作也得以加强。但反观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在面对疫情时却摩擦矛盾不断，从民间和政府层面的战略支持不多，到关于病毒来源、污名化等成为双方政府间一个重大争端，而且上升到外交层面，表现出新冠疫情并没有促进两国共同应对，分享研究，相互支持，反而成为两国争端、战略竞争、矛盾冲突的一个新的平台和由头。

由此可见，新冠疫情作为一种严重的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够促进一些国家间合作，改善国家间关系，但对于另外一些国家却是起到相反的作用，成为矛盾、争端和冲突的焦点之一。这说明新冠病毒及其全球肆虐所产生的国际政治效应，对于全球治理、战略合作的效应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现实的差异性，与理论上各国应该合作、共同面对的愿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何新冠疫情的威胁，不能成为中美共同合作的基础，反而是矛盾与冲突的由头呢？新冠疫情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合作或冲突的影响是具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它还是受制于其他诸多的条件。

第一，新冠疫情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只是国家间关系改善的一个契机，而不是根本的理由，根本性的制约是两国已有的战略关系状态及其进程。无论是中美关系的矛盾，还是中日、中意之间的关系改善，新冠疫情只是双方关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不能改变先前两国关系的进程，比如中美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尤其是2018年以来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国内对华的心态已完全变化，所以新冠疫情成为了当下中美矛盾的一个新的发力平台；而中日、中意近两年关系的缓和与重新接近态势非常明显，新冠疫情的爆发，无疑被双方政府有意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关系的机会。加之疫情所带来的对于各国社会的威胁，以及人道主义的同理心等，都推动了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冠疫情对于国际合作、国家间关系改善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作用，而是受制于两国更为根本性的战略性关系的制约。由此观之，新冠疫情给各国塑造的共同威胁及其共同应对的“收益”，仍是不足以支撑充分的合作，或者说，不同国家看待这种“收益”是有偏差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内政治需求。

第二，国内政治需要的重要性。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现实威胁是客观的，但不同国家领导人如何看待疫情，如何看待两国关系中的疫情问题，包括病毒起源、传播途径、治理模式、科研分享、战略支持等等，那都是体现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领导力，各自的国内政治需要。美国政府对于新冠病毒和疫情，在对华问题上大做文章，从指责信息分享不够，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指责，战略援助的不兑现，到污名化之争等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内政治需要的影响，即相关领导人和政客试图利用疫情转移国内矛盾，转移自身治理和应对的不利，为了挽救自身的政绩、利好选举等等。而日本和意大利对中国的疫情给予了从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支持，舆论塑造，这反映出日本等国政府和民间这两年来，对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急切需要，以及迫切的动力，事实上近两年日本和意大利成为西方国家中与中国接近，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改善双边关系的典型。这种考虑背后同样也是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更为一般意义而言的国际伦理。

第三，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义在疫情威胁应对与治理上的短暂与重要回归。应该说，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应对新冠以及发布相关信息与国际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本身也体现了全球治理中的基本特点，比如流行快、威胁共同性、合作的需要等等。但是，虽然新冠疫情急切需要全球治理的制度、组织的发力，但现实中其治理主体仍回归到主权国家。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的政治理念，实施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也有差异。现实中看到的是，相关区域与全球国际组织在应对方面，从决策、权力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均是缺席的，尤为备受批评的是欧盟在欧洲地区应对上的失语，向中国呼吁援助。这表明新冠疫情虽然是一种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但在治理与应对上仍是回归到国家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理由，新冠疫情的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现实的实践来看，仍是受制于理性国家主体下的模式，比如上文所述的受到国家间战略关系、国内政治以及基本国家利益界定的限制。基于这种判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其实受到了更多的挑战，而不是契机与发挥主场的机会。

2020年新冠疫情对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仍在进行当中，尤其是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于全球信心影响甚大，经济影响首当其冲，后续的地缘政治与格局影响也将慢慢凸显。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于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战略格局的一些抑制作用值得关注，比如议程关注的短暂转移，比如中美此前还聚焦于战略竞争、经贸冲突，包括台湾问题也是危机凸显，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短时期内双方关注、冲突与矛盾的议题会转化，比如近期对于新冠病毒与疫情的争端成为核心。由于疫情对于全球流动、国家间边界的影响，一些其他非传统安全议题，如恐怖主义等，暂时受到抑制。

新冠疫情自身的病毒与传播的特性，对其政治效应有一定影响。从本源上说，新冠疫情首先是一个国内安全、健康威胁的问题，所以它对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影响均是从一国内部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威胁与治理开始，所以其国际关系影响一方面体现了更多的国内政治与国家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新冠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它所带来的国际关系挑战可能有更多的系统效应。就改善国家间关系，化解不必要的冲突与摩擦，更好地促进普遍的国家间合作，增进各国民众与国家的集体利益而言，必须看到上述所分析的新冠疫情在促进合作上面临的根本性制约，只有意识到其制约，特别是受制于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需求以及自私利益，才能更好地思考如何化解与规避冲突，促进相关国家间合作，推动关系改善。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责任编辑 刘波 [e-mail]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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