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防控的“急所”、“大场”与“厚势”
中国疫情防控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文丨叶胜舟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局面稳住了，全球最早爆发疫情，最早走出疫情，极可能是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不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不能麻痹大意，功亏一篑。借用围棋术语，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01
1. 恢复活力。各省市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几乎都是三级，个别是四级，都未解除。中国民众的生活基本如常，除非在医院、地铁等特定密闭的公共场所，已几乎不戴口罩。即使疫情局部复发，出现零星的中高风险地区，通过强有力的防控，一个月内确诊病例也能再次清零，不会拖泥带水。
疫情防控措施对生活还有制约，例如全国旅游景区仍然限流，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需要尽快适当放宽，对经济、就业复苏都大有好处。9月下旬，建议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放宽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量，旅游景点和博物馆、电影院、KTV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的最大承载量，由50%提高至75%；国庆假期两周后全国疫情无反弹，11月可继续提高至90%；今年冬季如平安度过，明年元宵节后可恢复至100%。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教育部还需从紧防控学校。大学都是集体教学与生活，一旦有1人感染极易扩散，基于防控考虑，全国大学几乎都缩短国庆8天长假，只休3-4天，非必要不外出，就是不让大学生走远、走久，相应延长寒假，这种谨慎完全正确。全国中小学生也要谨慎，今年国庆假期与五一假期一样克制，不宜离开本省，最好不离开本市（地级）。
2. 西南隐患。9月12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现1个疑似病例，整个小区当天18时被依法封闭隔离，临近小区全部居家隔离。据云南省卫健委9月13日的疫情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2例，均为缅甸籍、缅甸输入，其中1例为12日的疑似病例。显然入境检疫存在严重漏洞，境外病例入住瑞丽市小区，直到有症状时才发现。9月14日，瑞丽公布两病例活动轨迹，确认均为9月3日偷渡入境，当天22时起，瑞丽市城区封闭一周，全员居家隔离和免费核酸检测。
笔者一直担忧西南陆地边界，是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定时炸弹”（《一周疫情热词：百万、口岸、撤侨、战争、首相》《一周疫情热词：解封、日记、WHO》《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经验与隐患》，FT中文网，2020年4月8日、4月15日、7月21日）。滇桂边境深山老林，边民通道、便道、羊肠小道数量众多，跨境交流密集，很难彻底控制。东南亚已是全球重疫区之一，中国人、外国人如从越、老、缅的边境小道入境，人流未知且失控，有重大的防控隐患。
9月13日，云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民动员，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国门”。坦率地说，滇桂陆地边境防疫难度极大，需建三道防线梯次“止损”。
第一道防线是国境线。疫情期间大幅度减少与东盟人员的交触，如有商务、外交接触，对方需持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从口岸入境，且接受中方核酸复检；不仅瑞丽市，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村寨，均应加强24小时封闭管理，有入境人员及时报告，实施医学或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第二道防线是边境县。一旦有输入疫情，整县限制交通和人流，直到确诊病例清零后14天以上再解封；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县市均应参照中风险地区防控，地毯式全面迅速大排查非法入境人员。第三道防线是地级州市。云南与越、老、缅接壤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州市和广西与越接壤的百色、崇左、防城港等市，一旦有疫情必须就地控制，严防扩散到昆明、南宁，进而向内地纵深尤其是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等一二线城市蔓延，否则损失惨重。
3. 线上进博会。第三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至今未明确举办方式是线上、或者线下、或者线上线下同步？由于疫情冲击，今年境外参观参展的政要、人数，肯定不如预期，预计不足去年的20%，意向订单与去年也无可比性。不来不热闹，来得太多也头痛，双方顾虑重重。进入中国、返回本国都需隔离14天，中国所有与外宾接触的人员在展会结束后也需隔离14天，成本太高。不严格隔离有疫情输入的巨大隐患，严格隔离对外国政要、CEO难以执行。
第127届、128届广交会分别于6月、10月线上举办，笔者强烈建议第三届进博会也线上举办，且早决定、早公布。避免向各省分任务、压指标而倒逼大面积数据造假，避免中央和上海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节省的上亿元资金可济困，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在刀刃上。
一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主发动机，首都严防死守（例如上海等十余个城市作为第一入境点分流）仍出现疫情重大反弹，严重冲击北京和全国的经济复苏。上海、广州、深圳确保防疫安全，可以为全国作出更大贡献。疫情之前、期间，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入境口岸，国际航班和旅客最多，防疫纵深又小，主要靠浦东新区消化。如果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线下举办第三届进博会，中央可统筹长三角其他三省为上海入境分流。
02
1. 疫苗研制。严格按照规范的医学标准完成第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获得WHO认可，才能予以批准和出口。人命关天，不要急于抢头炮，如果不成熟的疫苗走出国门，对中国信誉将是灾难性的损害，疫苗研制企业的赔偿也将是天文数字。
中国已承诺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价格必须亲民。某疫苗研制企业董事长放风，“价格预计几百块钱一针”，远超国民心理期望。中国疫苗研究获得很多国企、军队资源和公共财政资助，不能完全市场定价，政府基于全民利益和人类利益，有最终的议价权和定价权。
有两种定价思路，都进入医保：一、数以亿计的持续量产和采购，1剂1元利润足矣，按成本核算不超过10元，全民都用得起；二、由于国内已无必要大规模接种，为了多挣外汇，可定价1剂100元左右出口，同时征收特别税或爱心捐献，吐出80%以上的高额利润。
2. 减少浪费。人类通常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对2003年SARS记忆犹新的，恐怕只有参战的医务人员和亲人去世。没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不可能如此重视传染病防治，一旦重视又容易防控过度，造成严重浪费。
2003年SARS来临，一个原本完全边缘化的卫生防疫站，不仅无需担忧被裁减，而且参照美国体系改名为CDC，从总理年度预备费中直接拨款兴建中国疾控新大楼。如今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公共卫生是重点投入领域之一，考虑到财力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县的财力，不能大兴土木、大肆扩张，不能脱离国情、单兵突进。
这和春运的思路一样，不能因为1个月运力饱和满足，全年11个月运力严重闲置。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敢医敢言、以行证道，深得全国民众的爱戴和钦佩。但每逢大事要事，总有一批官员、科研机构和人员投机钻营，大干快上，捞课题、捞项目、捞资源、捞私利，迎合忽悠各级领导。这种陋习17年前SARS已经发生，今年很难杜绝。财政盘子更大，风气更恶劣，后果更严重。
3. 民生优先。中国2020年GDP一季度同比减少6.8%，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上半年同比减少1.6%。国家统计局惯例10月中旬公布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如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1%（即2019年GDP增幅）以上，将确立明显强劲的“V型反弹”基本面，同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增速3%左右过于保守。借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两大硬任务的倒逼推动，中国2020年GDP同比增长大概率落在4.5-5.0%之间。
统计数据漂亮是一回事，小微企业和底层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另外一回事。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不强，底层受疫情冲击更大，这是规律。对富人和大企业而言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对穷人和小微企业而言却是个艰难挣扎甚至死活的问题。
中国政府向来强势，出台的疫情扶持政策和资金重点投向企业，层层分流、层层过滤、层层偏向，由此带来的不公、浪费、腐败的风险更大。以前如此，今年也很难杜绝。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会慰问弱势群体，2021年初应有更大的力度和干货完成这项工作。
03
1. 系统融合。关于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民间认定是最早提醒公众的李文亮，官媒似乎更倾向于最早发现和上报的张继先。无论谁是“吹哨人”，据华生为高福辩护的长篇文章披露的细节（高福本人至今未否认）和6月7日国新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通知在互联网迅速扩散，高福当晚睡前习惯性上网，才发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而非SARS后官方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换而言之，直报系统失灵，更谈不上预警，钱打水漂，还耽误事，这才是大问题。如果不是高福及时发现，国家卫健委连夜迅速决定、强力干预，恐怕武汉、中国的疫情不堪设想，拖延一周将会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这事能完全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吗？网络直报系统要求上报的是已知法定传染病，根本没有未知传染病选项。
直到1月2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卫健委才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到2月7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生物学论文预印平台BioRxiv上声明，将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直到2月11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通报会上宣布，将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为“COVID-19”）。
新冠疫情代价极为惨重，需要举一反三，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其中直报功能应包含未知传染病；数据采集的部门应多元，不局限于医院，可包括医学实验室、CDC、入境口岸等；报送方式不再是目前的“串联”，而应“并联”，系统内所有节点都可监测上报，而且直达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
2. 团队专业。军队打仗需成建制，训练有素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抗疫一样，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大部队协同作战。全国援鄂抗疫共有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达到半个以上集团军的兵员了。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指令各省援鄂，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勇气可嘉。带来的难题是大部分互不熟悉，医生之间、护士之间、医护之间需要时间磨合，治疗设备不仅紧缺而且不是标配，需要时间练习。武汉前线已面临医疗挤兑，每一分钟都有重症病人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压力很大。此后很快调整为包干制，一个援鄂医院包一个病区，医生护士都是本院小分队齐上齐下、轮战轮休。
这个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今后重大医疗援救行动直接沿用。常态时改变“重医轻防”的顽疾，而是“重医重防”；在全国地级市医院重点布局，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包括防疫、自然灾害、援外等特殊需求，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成建制、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小分队就可出征；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上海）、南（广州）、西（成都）、北（北京）、中（武汉）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县级不必建立储备基地，由地级市调剂供应，避免浪费，但医务人员接受轮训。
3. 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在医学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原因不复杂，临床医学的地位明显强于预防医学，招生分数线明显更高，出路明显更好，待遇明显更爽。公共卫生人才在体制内也被边缘化，编制、待遇、经费、出路欠缺，研究和成长环境不佳，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留不长。指望借助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实现公共卫生“大跃进”式突破，那是头脑发热。
目前已有苗头症状。一些没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跃跃欲试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没有学科积累和师资力量，勉为其难，只会误人子弟。教育部应及时制止盲目扩张公共卫生学院。不能批量培养出合格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和待遇，再怎么高尚的事业都难以为继。不妨更换思路，对现有医学人才进行轮训，不妨规定评中级职称需先全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一年，评高级职称需先全职赴中西部艰苦地方支医一年。
“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国应急管理权限的划分，针对性地进行三类人才培养和训练，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一、应急管理部主管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在已有的应急管理基地训练，每个省至少有两个大学各有一个研究院，形成竞争合作，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实训基地。二、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众多的医科大学、医学院培养。三、中央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稳定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的警察院校培养，民政、人社部门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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