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外卖带来的“慵懒”到底有没有价值？
认为市场娇纵了消费者、造成资源浪费，这正是计划经济者批判市场经济的主要观点。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最近，对于当下舆论热议的劳资议题，著名人类学家项飙，在演讲中向科技界提了三个问题。
与其说是三个问题，不如说是三个观点、三个解释。遗憾的是，在我看来项飙的论述存在较大的谬误，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社会当下真实的运作方式缺乏洞察。
项飙的观点有代表性，作为当下的热门学者，他的观点也会进一步产生公共影响，所以，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项在演讲中说：他的问题，别人听来可能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可笑，因为有些问题，也许科技已经能够解决。如果能清晰地，让外行能懂的解释，是有帮助的。
那么，我就来回答一下他的三个问题吧。
其实项飙的问题，并不是向科技界提的，其实是向大学经济学老师提出的经济学常识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也许科技界已经能够解决”，而是早已经被经济学所解决。虽然“经济学霸权”常常被其他学科诟病，但要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行，经济学的确是绕不过的基础知识。
一，算法与算计
第一、二个问题，是关于系统的概念，系统与劳动的关系，可以放在一起来分析。项飙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人被系统分割，在生产中，不再直接交流，而是根据系统而行动。先是商业社会、货币等构成的系统，而现在则是由算法构成的系统。外卖小哥根据系统的终端——手机的指令而行动，就丧失了能动性，只能被系统算法“计算”，而无法自己“算计”，从而被控制、被压迫。
随着社会化分工的进行，人不再能像部落狩猎、或农耕那样，整个生产过程，都处于熟人之间，处于自然语言的交流范围。但这是现代化生产的必然，这无须累述。
计算机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信息的传递的效率，使得生产网络变得更高效、庞大。但算法并不新鲜，只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工具。这与泰勒制(Taylor system)、或者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纪律、计划调配，并无区别，都是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人的工具。一个大跃进中的钢铁工人，同样也只能被1070万吨钢的计划“计算”，而无法自己“算计”。
恰好相反，在市场机制下，人并非只能被系统“计算”，而是可以出于私利的“算计”。
正如哈耶克所说的分散知识，市场中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行动，个体的算计，当然可以抵抗公司系统的计算，因为市场有竞争。网约车司机算不过滴滴的算法，还可以选择美团、享道、高德，还可以退出这个行业做其他的。
或许有人说，退出了一家公司，另一家公司也是一样。的确如此，但这恰好证明了，企业有算法，但企业也处于更大的算法之中。这冥冥之中的顶层算法，项飙没有提及。
大厂、小厂、个体户，劳动者，都处于整个大系统之中，这个系统也有自己的算法。当大系统设定了劳动权益、法治程度等基本的权利变量之后，大厂、小厂都会按照自己的算计，去计算自己的最佳选择，甚至是生存选择。违背了这些基础决定的大势的选择，个体、企业都会灭亡。这种生存选择，最终演化成当下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大系统的基本变量早已决定了最终呈现的演变结果。
在谈论外企在中国的失败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外企过于闲散。撇开这种观点中的劳资矛盾，这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中，任何企业都得遵循这个大系统的算法。具体来说，当你的对手选择996的时候，你就必须选择996。就正如在这个系统里的家长必须鸡娃，而不是选择更大的公共性、协调性，去给孩子一个更宽松的童年。
我自己在知乎粉丝极少，但有人在知乎引用我的话获得了高赞，这句话是：“不管是高考公平问题还是加班问题，只看到中国人跑赢同伴获得自救，看不到协同一致的公共态度”。所谓协同一致，正是大系统的基础变量。
二，慵懒的小确幸，不该被指控
项飙的第三个问题，是系统与使用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外卖没有创造价值，只是向消费者提供了慵懒。
2、这份慵懒所需的社会成本，大于慵懒本身的价值。
3、即便从就业角度出发，不如直接发钱给骑手。
某种程度上，1、2两点，是同一个观点的不同层次上的演绎。一并作答。
先就事论事，直观的说。假设一个工人，一个小时可以生产出一个芯片，产值100元；骑手本来从事农业，一小时价值3元。如果没有外卖这个模式，工人中午去餐馆吃饭，少生产一小时，骑手种地，创造3元价值，社会总财富增加3元。现在，有了外卖，工人用5块钱，换取外卖骑手送餐，节约一小时，创造出100元的财富，扣除骑手损失的农业劳动的3元，社会总财富增加97元。
这就是市场交易创造财富的机制。
那么，不是工人生产芯片，仅仅是消费者愿意用钱换慵懒呢？
市场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而效用（Utility），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的满足的一个度量。
效用是主观的，同一个东西对不同的人效用不同。一个苹果在a这里效用为2，在b那里效用为4，一个梨在b那里效用为2，在a这里效用为4，那么交换之前，效用总和是4，交换之后，他们各自得到了增加了2个效用，总效用是8，社会财富增加4。在市场交易中，人们用货币做中介，把自己效用低的东西去换取效用高的东西，这里面不但有实物，也包括娱乐、慵懒等等。
也就是说，当消费者愿意用金钱来换取慵懒，而有人愿意用劳动过换取金钱的时候，在这种交换中，双方都获得了更大的效用，价值由此创造出来。
交易的所有参与者，在扣除自己的成本之后，都觉得有所获得。所以撇开外部性不谈，这个新增价值大于社会成本。具体的来说，他提及的外卖所需的电瓶车、包装等等，都不属于外部性问题，已经被配送费、餐费所覆盖。
三，直接发钱与配给制
项飙说直接发钱给外卖骑手，微博上有学者赞叹：“怼得很直接”。
要直接给骑手发钱，就得要求消费者在没有接受服务的时候，也拿钱给骑手；剥夺投资者的钱直接给骑手。他们愿意吗？而且，骑手可以免费拿到钱，那该不该给快递小哥、农民、警察、打工妹钱呢？消费者、投资者的钱又该谁来给呢？答案就是：国家，越过企业，直接分配所有人的资源。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还有货币，而国家越过企业，直接分配每一个人的资源，就是取消货币的配给制。在项飙的世界观中，这是最高效的方式。显然，这里没有任何企业家的位置。
这就涉及到对市场的基本看法。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市场是低效的。
知乎上有工业党说，都说战争贵，一颗导弹几百万，这是错的，战争哪里需要花费钱？只要政府给各个环节下指令，就不用花钱了。这个观点与项飙的观点，形式不同，实质一样。
在战争时期，短期内，指令各环节生产的确是力量巨大。但如果长期不用货币计价。就意味着虽然原材料免费了，但工人上班没工资。对于原材料厂而言，电、油不要钱了，但挖矿也没工资。工人都依靠国家配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怎么能全知每个人需要什么呢？工人的积极性呢？同时，平时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市场调节，废除货币之后，什么东西该生产多少，国家又怎么能做到精确计划呢？久而久之，生产要素扭曲，生产就慢慢停滞下来。这个过程中国人都经历过，就是计划经济。甚至，废除货币，国家直接给每个岗位发配给，是更高度的计划经济。
对普通人而言，政府指令的强大，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比如，征用口罩厂，短时间内加班加点生产口罩。但是，末端征用口罩厂，但原材料，口罩机生产厂，配件厂家，仍然是在价格信号下加班加点的。更长期地看，如果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积累起庞大的生产链，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这就像短跑是无氧运动，但却需要长期有氧锻炼，才能积累那10秒的无氧能力。
所以长期来看，市场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组织生产的最低成本，最高效的方式。具体地说，国家采购一颗导弹花100万，这是获取导弹最低成本的方式。不用钱的方式，实际成本反而更大。
发钱也是如此。从罗斯福新政，到中国刺激经济、创造就业的财政刺激政策，都是以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来带动就业，来发钱的。这是最高效的发钱方式。这也就是说，哪怕国家直接给骑手发钱，也一定是要给他们找活干，让他们创造价值。
但是，他们现在不是正好有活干吗？而且这个活，是实实在在有人愿意出钱购买的。那么，为什么要一边指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一边又要白发钱给骑手？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小女孩说，长大了要一个人干五份活，挣五个人的钱，然后把钱分给五个穷人。她父亲问她：你为什么不让这五个人去干这五份活呢？
四，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世界观是什么？
问题回答完了，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个问题背后的世界观是什么？
项飙认为，骑手提供的“消费者享受的慵懒”是没有价值的，自然，提供这个服务的互联网企业，也是没有创造价值的，那么，范冰冰的演出、郭德纲的相声、打麻将、手机游戏，如果没有教育意义，激励生产，也是没有价值的。推而广之，提供方便、娱乐、享受，都是没有价值的。
实际上，慵懒感本是幸福的一种，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一种，发明洗衣机、空调、汽车，都可以归为慵懒。讽刺的是，现在反加班不也是为了慵懒？当普通人的慵懒，是没有价值的，那么，逻辑上又怎么能容得下外卖骑手的慵懒呢？
当今世界，人类的生产，很大部分，都是围绕人的享乐、娱乐在进行。如果慵懒是没有价值的，当今第三产业占据重要位置的现代全球经济，也失去了价值。
不承认慵懒的价值，本质上，是不承认消费者对效用的判断，而是采取劳动价值论，客观的判断人的行为的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中，只有从事第一、二产业的工农，才创造价值，外卖骑手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慵懒也就变为了一种浪费。
所以，在当下中国舆论，批判互联网公司的劳动强度，批判资本的时候，项飙走得更远。他直接指控的是，普通人的“资本主义享乐观”，潜在的是否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否定提供这种享乐的互联网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某种程度上，这甚至超越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再生产理论，所认可的劳动者通过休息，恢复劳动力。
本质上，这是反消费的，反商业的。同情骑手的表面之下，是对人的无情约束，这种世界观之下，没有个人幸福的空间。
更深层次的，他是用劳动价值论批判、否定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当效用理论被否定，市场经济就没有合理的理论基础。市场本是普通人提出自己需求，并得到生产者满足的场所。否定数量庞大的消费者需求的正当性，也就否定了市场的有效性、正当性，认为市场娇纵了消费者，造成了资源浪费。这正是计划经济者批判市场经济的主要观点，虽然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驳斥了这一观点，但却在很多人的世界观深处潜藏下来。
这种批判不会停留在批判“提供慵懒”，因为劳动价值论之下，企业家也是没有价值的，比如，任正非的目标，也是要压倒vivo、小米，而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内耗。
所以，项飙的底层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反普通人的，反消费的，反商业的，反市场的。
市场是中国经济腾飞、人民幸福的原因。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效用理论，效用理论的基础是心理学，或者说，是人性。所以，市场化改革是洞察人性、接受人性的结果。对市场缺乏了解，本质是缺乏对人性的洞察，而人类学不应该缺乏这种基础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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