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城市的消费难以重启？

王丹：消费复苏仅限于大城市，小城市消费并未恢复常态。考虑到小城市的人均消费要远低于大城市，这种消费下行影响到的人群数量将大得多。

文 |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中国经济在2020年实现了正增长，但是全年消费仍在收缩。当我们审视城市层面，发现消费的复苏仅限于大城市，小城市的消费并未恢复常态。今后几年，经济增长和消费要进一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政策会注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

中国的零售从去年8月恢复正增长，之后逐月加快，但仍未能弥补之前的损失，全年消费增长仍然为负。当我们审视中国城市层面的消费时，发现即使这样有限的消费复苏，也是集中在一线和大二线城市，而小城市的消费仍在大幅收缩。我们衡量消费的指标用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即企业直接卖给个人的非生产性的实物用品，包括线上销售和餐饮服务，但不包括其它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我们估算了2020年各线城市的商品消费，结果表明一线城市（4个）的零售额降了4.2%，二线城市（33个）降了8.4%，三线和四线城市（252个）下降了33.8%。从占比上看，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收缩更为明显：它们占全国城市消费的比例，从2019年的53%，降低到2020年底的44%。考虑到小城市的人均消费要远低于大城市，这种消费下行影响到的人群数量将大得多。

疫情对于小城市家庭的消费冲击巨大，尤其体现在耐用品的购买。鉴于城市人口每年变化不大，我们估算得出在2020年，三四线城市平均每人在商品上少花费约7300元，二线平均少花费约3500元，一线少花费2700元。假如每户有四口人，那么三四线小城市平均一个家庭要少消费近3万元，而一线城市只少消费了不到1万元。造成城市间消费差异的一个重要商品是汽车。根据新车交强险购买数，可以看出城市汽车的销量分布和城市规模有高度的对应性，其中上海的销量排全国第一，仅下降了3.8%，而三四线城市普遍跌幅在20%左右，在地级市中人口最少的嘉峪关（甘肃），汽车销量跌了11.2%。

小城市消费重启困难，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预期收入的下降和对就业市场的担忧。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0年平均为5.6%，但这个数字仅包括城镇户籍人口，不包括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或者停止找工作的人（即所谓的灰心的求职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等机构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全国失业率有过估算，约为15%-20%。因此，实际失业人口数量恐怕要超过官方的估计。去年由于疫情，很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直接导致居民收入下降。有不少服务型的小企业永久消失了。而今年的形式同样严峻，因为有一些疫情期间的政府救助措施要逐步退出，包括租金和税费的延迟减免等。

和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居民对工作稳定性和收入增长预期要好的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可看出，疫情后一线城市居民收入受到的冲击最小。去年表现最好的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大都集聚在大城市中。由于海外旅游的限制，许多奢侈品的购买也从海外移回国内，而奢侈品实体店基本都在一线和大二线城市。尤其是上海，成为2020年唯一一个零售额正增长的城市（0.5%）。

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化体现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这种差距在疫情后被进一步放大了。根据官方数据，从2016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平均数与中位数之差一路上升，在2020年2季度达到顶峰。低收入的人群在消费降级，同时高收入群体消费高端化的趋势却愈发明显。比如，瑞士钟表的进口在2020年全年都在加速，下半年的进口同比增速平均高达55.5%。高端白酒如茅台销售火爆，同时拼多多等面向小城市的低价电商也同样火爆。

增加消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大于高收入者。今后几年，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是地理上的下沉，经济增长和消费要进一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一次收入分配在近几年已经改善，因为增长在向中西部转移，2020年增长最快的省份仍然是西藏、贵州和云南。许多内陆省份也实现了经济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服务业的工资较高，这会改善低技能人群的收入。政府的精准扶贫也能够直接利好最低收入的0.1%的人口。接下来需要改革的是二次收入分配。面对疫情后的失业，需要有更直接的补贴发给低收入人群。最近试点成功的央行数字货币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既可以精准发放给低收入群体，也能够追踪款项的消费目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恒生中国助理研究员徐玉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闫曼 [e-mail]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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