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之后：美式全球化消逝后的世界
作者：简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供给侧经济观察（ID：SupplySideReform）
2016年11月8日的美国大选，将会被历史铭记为90年代兴起的美式全球化时代的终结标志。什么是美式全球化时代？是指从90年代初冷战结束起，以美国的克林顿-戈尔政权上台为起始，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导向，由美国主导的为期20多年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世界领导，倡导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益被视为异端学说，同时伴生有大量貌似美好的政治理念和行动，比如多元文化、欧洲统一、环保运动等，这个时代孕育了一大批“全球化精英”，他们说类似的语言，用类似的方式思考，赞同类似的主张，在2016年选举中大多支持希拉里。这个时代在十年前，也就是2005-2007年达到它的巅峰，之后，经历了八九年的摇摆、挣扎，它终结的征兆终于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表现无遗。
2016之后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将取代美式全球化？
强人时代重新降临
在美式全球化期间，世界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倡导由非强人型的精英领导，代表是“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美国民主党和欧洲改革后的左派政党（社民党、工党及绿党）。2001-2008年执政的小布什及其新保守智囊并没有改变这个特点。这个集团和主张自由放任的华尔街集团联系在一起，为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政策制定了整套框架。
由于美式全球化巅峰阶段中国经济的崛起，这套体系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为了排斥中国，这批精英试图炮制把中国开除在外的新体系，这就是拿TPP和TTIP来取代世界贸易组织的由来。但这一图谋被西方体系和发展中国家体系内部的急速变化击破。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涌现出一批强势领导人，本质比较淳朴，在国际政治上主张现实主义——也就是不主张和中国对抗，甚至主动和中国合作。由于他们的能力比较强，在恰当的政策组合下可能造成一批国家“中兴”的局面。这批政治人物无一例外被全球化精英群体斥为“民粹主义”、“反民主”分子，但实际上这些人能力比较强，视野深远。他们包括：
美国的特朗普、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印尼总统佐科，印尼雅加达市长钟万学；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印度总理莫迪、韩国总统朴槿惠（她最近麻烦挺多）；匈牙利总统/前总理欧尔班、土耳其总统/前总理埃尔多安、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俄罗斯总统/前总理普京也是类似的人，不过他的长项主要是政治、外交，经济上能力一般。
当然，我们的领导人和上面的这批政治家气质是相通的。
过去20多年美国的全球化的前提是美国一家独大，所以美国的主张成为世界的唯一标准。自由贸易、民主化、环保主义、欧洲统一、“世界大同”等美国及欧盟赞同的理念（这些理念内部起始本不相连，乃至有的还互相冲突）就成为政治经济的标准答案。既然这种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会变。其实这种美国一极化，理念只有一种方向的局面只是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形成于二战以后（二战后有40年冷战，但显然苏联一极不如美国一极有吸引力）。现在要回到二战以前的情况，美国在新强人（特朗普）的主张下主动退缩，世界各地强人纷起，有点19世纪后期的味道。当时，英、德、俄、法、奥匈、意六大国主持了欧洲（那时的世界重心）的均势和平。也就“5-6极”。由于现代经济的规模效应，2016年以后的世界不太可能有5-6极，但3极（美中俄）的结构是必然的，三极中间有各种中型国家，找三极中的某家投靠或合作。目前美国势必收缩，中国有实力但没有国际政治经验，俄罗斯没经济能力但国际经验老到，所以很多国家试图靠向中国，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也需要识别其中谁是揩油的谁是真正的潜力股。
华尔街的鼎盛时代终结
美式全球化时期，居于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国两个群体：华尔街和硅谷。金融和互联网是过去20多年利益最集中的区域。但也正是这种勾结，最后造成了人类技术的“大停滞”。因为它们滥用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从赚钱（利润）竞赛变成了“造”钱比赛（市值）。
华尔街的再兴盛起源于80年代——KKR等财务投资公司（PE）崛起，不过很难说这是当时里根-撒切尔政府的本意。华尔街爆炸式发展启动于90年代：克林顿时代的牛市和互联网泡沫给投行业务及新兴的对冲基金大量的机会。21世纪初泡沫破灭后，经过短暂的调整，2003-2007年成为华尔街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特点是：全球经济看起来很好，全球化进展神速，每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都大幅超越经济增长率。很多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高盛、雷曼）和综合性集团（花旗、JP摩根、德银）都变成交易为导向的金融机构，从交易中“赚钱”或干脆说是“造钱”。这个黄金时代，美国隐藏的货币总量实际上是激增的，只是它们使用了隐蔽的手法——主要通过抵押品回购的方式创造了大量的纯粹用于“金融自循环”的“流动性”，实际上就是一种准货币，只不过不统计在M2里面，蒙蔽了一批对美国有仰慕之心的中国经济学家。
2009年之后，华尔街的鼎盛时期逐渐消褪。多德富兰克法案是有真正威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制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进行自营交易，这把21世纪华尔街巅峰时期的主动力给抽掉了。这样华尔街就只能回到“传统业务”中去，比如IPO承销、财务顾问等。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2011年以后，一副瑞士银行的交易大厅今昔对比（2007vs2015）很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种下滑会伴随一些新的较小机构的崛起，比如2010年兴起的贝莱德，2010年以后逐渐兴起的高频交易基金、2012年以后兴起的线上经纪公司等，但这些机构相对于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力远没有90年代末-2007年的华尔街那么大。
同理中国也会发生调整。中国的金融“黄金时代”比美国晚，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集中在2011-2015年。因为中国需要时间成长出可供金融行业挖掘的实体经济材料。这在2008年以后大体成形。2009-2010年的四万亿是后来几年“黄金时代”的引子。中国的金融黄金时期其实是“高利贷时代”，比美国的情况要简单一些。主要以房地产和部分过剩产能、政府融资平台为基础盘剥利息，同时以高速增长的信贷（货币）规模支撑本金的滚动。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对比鲜明。这个轮子到2016年就逐渐滚不下去了。未来中国总体走向低息社会，中国真正的麻烦在于：这些银行接下来能做什么业务？现在消费贷、校园贷都在短期内做的比美国还出格。看起来，撇脂瘦身不可避免。
硅谷“印钞机”时代终结
过去30多年，欧美在大量物质技术领域出现了大停滞，只有在通信-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大普及。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通信技术繁荣，实际可以认为是已经储备很长时间的通信技术的集中释放，是红利和既有动力惯性的结果。但是到21世纪之后，这个物质技术动力逐渐消失了。信息技术的红利被集中到互联网行业，这实际上成为大停滞时代的主要表现。互联网行业相比早先的通信、信息（软件）行业，技术成分减少、媒体成分急速增加。最后变成媒体人主导。媒体人在原本的工业社会里只是辅助角色，而且因为迎合大众的行业基因，有喜夸大、吹牛的本性。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奥妙在把媒体群体和华尔街造富机器（主要是证券化）绑定在一起。这样公司估值（valuation）就成了公司定价（pricing）。于是背后的风险投资就成了这样一种纸面财富游戏：一群人定期给某互联网公司添点钱，报个价，后一次和前一次的报价之差就成了“创造的财富”。这套游戏从美国硅谷发端，在90年代末玩过3年，2001-2007年全球化鼎盛时期还不那么繁荣，但到2008年以后尤其是2012年以后，成了支撑美国繁荣的主力，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泡沫。当然这种财富模式是要有货币水龙头来源的——这就是伯南克QE支撑的2009-2015长牛。这套游戏有很鲜明的特点：
媒体是其中的主要要素，甚至很大比重的创业明星是媒体人出身（而他们参与的领域很可能并非媒体领域，而是像互联网医疗这样的专业领域），在中国更为明显；
它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等人口大国；
移动互联网成了超级印钞机，在很短的时间里几十亿几百亿的创造“纸面财富”；
大部分互联网公司是不盈利的，实际经营亏损，甚至收入都很有限，但在价值评估上被说成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美元。决定互联网公司“价值”评估的不是盈利，而是“想象”，尤其决定于风投小圈子及配合放风的科技-财经媒体圈是否看到该公司的“样板服务”（在硅谷或北京国贸推出样品是很重要的，保证你被有话语权的人看到！），这再次说明了互联网财富圈是被媒体操纵的；
它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上面纸面财富游戏极大有利于成功初创者，但初创者只有极小部分成功；
它的冲力在5-6年内被耗尽（实际全民热潮是3年左右），因为它的门槛总体不高。
在牛市5-6年后，这个“印钞机”会导致一系列麻烦：
当物质基础被耗尽时，如何进行下一批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会成为大问题。靠谷歌、FB来做行不行？它们能不能做气球、太阳能飞机基站？
它让人们的雄心变小了，60年代人们走向太空，现在（西方）人们在虚拟现实中“走向太空”。同时年轻人变得浮躁了。
它根本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是通过努力经营赚钱，而是通过自己说“我值多少钱”来“变出”那么多钱（先是虚钱，有待西方央行造钱填实）。
大量不行但装作很行的人被媒体吹捧成英雄（比如已经破灭的女版乔布斯）。历史上的强人往往是有硬功夫（从技术起家，或者能发掘组织人才），结合管理才能、统帅才能历经辛苦崛起，不行当装作很行的人主要靠媒体包装起家，他可能有吓唬、绑架技术人员的能力，但他的人生往往是两面派。
关于这方面的奥妙，可以参考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资本的真相——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
企业主推的全球化可能取代国家主推的全球化
金融和互联网是美式全球化发展到巅峰阶段的两个最大的造富领域和利益集团。但是简单的终结、取反不会是未来的走向。因为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那么回到割裂状态的封闭强人国家不会有什么空间。比如现在的匈牙利，把立国之本建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结果就可能成为眼界日益狭隘的中欧小国（如果中国不介入的话，若中国大举进入，则可能成为新中欧间的商道节点）。
美式全球化结束之后，可能意味着新的一种全球互联开始出现，这种互联在政治层面可能会弱一些（政治上裂为三极），主要是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上出现。
所谓企业主推的全球化取代国家主推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的执行实体不再是各国政府（90年代全球化的主要国际组织是WTO，由各国政府参加），而是各个大型企业和关键企业。自从中国崛起后，本在90年代建立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如WTO组织就遭遇了政治上分裂的挑战，美中之间政府层面经济合作的意愿减弱，冲突加强。此时有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企业为主角的新版全球化。比如马云，比如有家叫亿赞普的公司，它们是这一概念的先锋队伍。这批企业家内部也可能有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批人想的事情是不是和中国政府倾向的“中国引领的新全球化”相一致。众所周知，2013年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2015年中国又接过G20的大旗，但G20在“去美式全球化”的背景下形式多于实质。现在中国还没有能力提出有吸引力的话题把G20中较多成员吸引过来，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性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没有经验，不老到。尤其是2015年811汇改后，中国的外汇形势显得被动，人民币在贸易方面的国际化有所放慢。企业推动的，以中国为领导的全球化是有可能出现的，但很可能要在当前的动荡局面尘埃落定后，在几次样板案例的推动下实现，比如，人民币和当地国货币的直接贸易兑换、支付、结算等，需要在危机后的贸易复苏中逐渐实现（不排除也存在“危机倒逼创新措施”的可能）。另外，当前已经浮现的中国大量互联网人群涌入海外各个地区，以及新一轮中国工程团体在各省商务厅带领下到世界各国找饭吃，会形成大量新的商业需求，为上述“中国企业带动的全球化”的实现提供商业环境。
有硬实力的新技术群体将崛起
如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表现在：
扶持华尔街和硅谷的政策将转向。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特点是纽约、东北一小部分地区和加州繁荣，受到政府的赞美和支持；而中部的传统工业州、能源州受到压制（小布什时期搞玉米乙醇的特殊时期除外）。特朗普已经说了，他觉得硅谷的创新不像是创新，他更青睐于两洋之间的传统工业家的创造。因此，过去三十年压制美国工业发展的很多限制会被移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环保主义方面的民主党意识形态（主要是在气候问题的真实性方面，不幸的是中国赶了个晚集，把美国即将扔掉的旗子接到手中）。
页岩气可能会爆炸式发展。
页岩气是金融危机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得到任何美国官方支持，仍然自己站起来的科技行业，这个行业是美国传统开拓精神的最好代表。2014年以来，两年的国际石油低迷都没能把页岩气（页岩油）行业给打垮，这个行业正在完成急速的优胜劣汰和技术进化。页岩油气产业的存活将给国际油气行业带来根本性变革，新兴公司、技术公司将取代传统油气公司成为国际油气能源的主角。
中国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领域的应用。
除了众所周知的高铁之外，最近两个新闻值得重视，分别是比亚迪的“新能源”云轨和中国中车的“新能源悬挂式空中列车”。这两家企业，一民营一央企，赶上了好时候，会在总装产品层面的技术选择上发生竞争。他们的竞争会成为中国健康产业竞争式升级模式的样板。
通信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经过2011-2016年这一轮移动互联网的洗礼，通信行业的基础设施及产业生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取得先手的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都已经变成数据传输企业。当前这个行业有几个变动：设备技术企业和运营企业之间界限开始模糊，华为基本法可能会松动，华为参与网络的运营，而运营商可能向内容拓展变成综合性企业；以华为为龙头的对图像等大数据的传输、分析的战役正在打响，这是信息技术里面的真正“硬骨头”，真正的大数据业务。云计算在喊了七八年之后，正在全面铺开。新的大规模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展开，而它的投资、运营主体将不再限于中国联通、电信等运营商。
半导体、显示科技等行业成为泛在信息网络的重要推动者。
上面通信行业的深刻变革，对应的正是从2010年以前的语音传输为主体的业务，向2010年以后以丰富形态多媒体信息传输为主体的业务演变。中国移动、电信等走在前面的运营商，在业务总量缓慢上升的同时，内部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通信指向充斥大规模数据、非标准格式的信息，而它的输入输出端正是形形色色的感应芯片（半导体）和无所不在的显示终端。
在中国2014年启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以后，本死水一潭的国际半导体产业也掀起了一圈圈波澜。2015年起世界半导体产业进入大规模换股并购时代。半导体产业普遍认为汽车电子和物联网（IoT）将成为新一次十几年一见的行业革新的需求来源。在中国，一方面，国家基金支持下的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的骨干开始出现，如武汉存储等，另一方面，在显示领域，京东方在五年内从三星显示公司（SDI）产值的7%成长为76%，而且大胆畅想“泛在显示”的时代，成为拉动中国适应新大数据时期的科技巨人。考虑到中国的庞大市场和行动能力，这一物联时代很可能率先由中国拉动。
回到供给侧，摈弃陈旧意识形态
当前中国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最忌基于意识形态形态划分的“非左即右”的选择。
左、右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贯穿中国经济思想界、政策界的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这种思维往往把本来没有必然关联的东西绑在一起。比如说，这种陈旧的见解把经济上的“右”等同于“市场为主”，就是政策放松，就是“金融深化”、自由贸易、资本账户放开、外汇自由买卖、人民币国际化，拥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是主推民营经济（媒体主推的民营企业家以房地产+互联网为主），最近几年又绑上了“消费主导经济”、“第三产业主导经济”、“支持互联网经济”等新成份。那么所谓“左”呢，就一下子全取反，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成了“左”，金融监管、资本账户谨慎放开、外汇管制成了左，最近几年又把“投资推动”和左联系在了一起。更有甚者，把这种意识形态延展到更远的领域。
这种非黑即白的立场先行的方法早已过时。比如说投资推动，要看什么样的投资推动。如果以投资推动为名，降低利息，反而进一步创造热钱进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领域火上浇油，那这恰恰和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依靠信贷滚动生存的那批人的利益相一致。
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思维，在国外也有根源。但这种思维无法适应2016年以后的世界。其中最尖锐的矛盾凸显在特朗普身上，这实际上关系到对美国过去发展历程和未来道路选择的解读：
众所周知，特朗普坚决反对克林顿夫妇，认为他们卖国，9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是是克林顿-戈尔集团政策的结果。同时，他视里根和更久远的林肯为精神导师。可是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体系中，里根-撒切尔集团和克林顿-戈尔集团属于同一个时期，即西方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个时代被认为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推进全球化，政治上西方自由民主一统天下，所向披靡，产业上去除管制，金融为王。如果里根-撒切尔和克林顿-戈尔-布莱尔是前后辈延承关系，那特朗普显然就神经错乱了。
然而特朗普并不是神经错乱，他恰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今天世界的问题根源来自克林顿-戈尔-布莱尔，而不是里根-撒切尔。产业上解除管制（今天特朗普也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金融产业上放任自由，恰恰相反，产业上以解除细节管制鼓励供给侧创造，恰恰和金融上加强监管限制泛滥的投机信贷创造可以并存，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搭配措施。这一点，本号会专文解释。所以，今天终结的美式全球化，并不是从撒切尔-里根时代开始的，而是从克林顿-戈尔时代开始的。
谁该负责？
回到历史，里根、撒切尔在80年代初面临着高通胀、社会懈怠、经济停滞等问题，他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激励供给侧的思路是对的，保罗沃尔克用高利率的方法遏制住通货膨胀也是对的。撒切尔在80年代有明确的产业振兴计划，而那时欧美也出现了李艾柯卡这样把濒临破产的公司挽救回来的伟大人物。但是他们振兴供给侧的成就确实不明显，这有历史原因，但很难说他们要直接为后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负责。真正的过度金融化和空心化源自克林顿时代。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在类似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个名词可能源自于贾康、滕泰等中国经济学家的所谓“新供给学派”。然而，这个新供给学派组成驳杂，内部学者意见很不一致。最麻烦的是，新供给学派里的经济学者都是宏观、财税方面的学者，没有懂产业的。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释，还主要聚焦于“三去一降一补”，这里面四个是减量（去、降），只有一个是增量（补），而且增量还显得比较保守，只是修补。事实上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增量为主。这个增量就是产业升级，真正的产业升级，不是喊两嗓子一拥而上的“升级”。这种产业升级是要走“三年储备-一朝发力-三年增长”这样锯齿状上升的路线的，是连续前进的，而不是整天琢磨“风口”在哪里梦想自己变成“被吹起来的猪”的。
中美2016年的道路选择问题，就是要继续鼓励社会走吹泡沫、表面互相吹捧、实则勾心斗角、巧取豪夺的道路（美国走了20年，中国走了七八年），还是要回到传统上比较朴实的筚路蓝缕、开拓边疆、自由联合、不断探索前进的道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