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强育人

（著名计算机教育专家谭浩强）

本文写于1999年。

谭浩强， 著名计算机教育专家。1934年生，广东台山人。1958年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

现任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多项职务。

处女作《BASIC语言》一书发行量超过1200万册，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在中央电视台主讲的7种计算机语言，收看人数超过500万人。

1989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5年，被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

谭浩强1980年写就的《BASIC语言》一书，截至目前（1999年）发行量超过1200万册，创科技书籍发行量世界纪录。这本书直到现在仍在以每年30万册至40万册的速度递增。近20年来，谭浩强一共写书78本，总发行量超过2200万册。

198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谭浩强主讲的BASIC语言，当年观众达到100万人。此后，中央电视台所播FORTRAN、COBOL、PASCAL、C、QBASIC等几个主要语言都是请谭浩强主讲，观众超过500万人。在中国计算机界谭浩强的学生最多，懂计算机的人很少不知道谭浩强这个名字。

1984年，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成立，谭浩强历任副理事长、理事长，十几年来，四处奔走呼号，为大学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育工作立下汗马功劳。

谭浩强为中国计算机普及教育工作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但就是有人却，他写的BASIC是在“毒害青年”。

“BASIC毒害青年”?

谭浩强听到这种言论风趣地说：“只听说黄色小说毒害青年，怎么BASIC语言也毒害青年呢？”“毒害论”的理论基础是：BASIC是非结构化语言，学了以后，养成不好的习惯，学了还不如不学。

“不知道这些人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BASIC语言的非结构化问题早解决了，现在大家用的BASCI几乎都是第三代结构化的BASIC。”

瞧不起BASIC的另外一个理由是：BASIC太简单，功能不够强大，学了也没有什么用。

1987年，在山西召开的全国“BASIC语言发展和前景研讨会”上，谭浩强用了一个比喻反驳了这种观点：马路上有公共汽车、小汽车、大卡车、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问哪种车最好？首长说小汽车最好，因为它既快又舒服；公交部门说，公共汽车最好，因为它载客量大，能减少交通拥挤的程度；搬家公司说，大卡车最好，装东西最多；老百姓说，自行车最好，便宜，不用雇司机、不用买汽油，不用盖车库，大街小巷都能走。如果领导有了小汽车，就要取消自行车，大家肯定会轰他下台。因为他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脱离了老百姓。

谭浩强坚持，不能抽象地说什么语言“高级”，什么语言“低级”，而只能说什么语言更适合什么领域，更适合哪部分人。“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使用计算机，也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学习计算机，任何人都不能拿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体会来代替别人的体会，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别人按照自己学习计算机的路子去学习计算机，并认定自己学习计算机的路子唯一正确。我们有的同志有很多很有水平的见地，但是必需考虑到你是专家，而更多的人是非计算机专业人士，更多的人连大学都没上过。”

“BASIC肯定没有C＋＋先进，更没有Java新颖，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学会C＋＋，都能学会Java。现在很多学校不加分析地把BASIC取消了，把FORTRAN、PASCAL都取消了，全改成了C语言，我不赞成，我觉得是一阵风。有个朋友的孩子是一所重点大学的文科生，学C语言，还没有学到指针就糊涂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在内存里放一个正数，怎么输出来是一个负数。我就问他，文科生学C语言做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

“在学校学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程序设计方法的基本训练，不是学了什么语言，今后一辈子就一定只用这种语言写程序，用这个语言安身立命。计算机语言不断向前发展，现在学C，但Java比C新颖，为什么大家不全改成Java呢？语言的先进性总是相对的，因此，在学校中，学什么语言都无所谓，只要效果好就行。选择教学语言的原则，既要考虑语言的先进性，功能是否丰富，又要考虑设备条件、学生基础以及将来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教学实践证明，真正学会任何一种语言，以后都能举一反三，需要时，很快能掌握新语言。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专家说，如果你会用BASIC写程序，那么，你将很快就能用C＋＋写出程序来。”

“爱因斯坦的物理比牛顿的物理先进，但是中学还是要学牛顿的物理。没有谁说牛顿落后了，学了妨碍以后学爱因斯坦。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多数人程序设计都是从非结构化的BASIC学过来的，后来改到结构化，毫不费力。”

“万事起头难，难就难在入门。入门以后，提高就比较容易了。好多人觉得计算机很神秘，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入门的方法，他感到害怕。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他顺利跨出第一步，以后的事，自然还有人接力。”

谭浩强当年领学生入门的钥匙是BASIC，现在的形势变了，应用软件丰富了，谭浩强认为现在入门可以不一定从BASIC开始，可以从Word、FoxPro等各种应用软件入手，用什么学什么。

当然，还是有更多的人称赞谭浩强对中国的计算教育普及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计算机普及教育高潮的到来。对此，谭浩强很有自知之明：“不是我谭浩强推动了中国计算机普及教育，而是，中国计算机普及的形势，需要有人做这个事，没有谭浩强还会有别人，无非是我适应了这个潮流或者是我尽了自己心血，做得稍微好一点而已。”

（1980年写就的《BASIC语言》）

《BASIC语言》从何而来

许多后来看起来意义深远事件的缘起，回想当初都显得那样地偶然和普通。1978年，清华大学扩大招生，计算机系多招了两个班，这两个班的计算机语言课没人讲。有人建议当时任清华大学计算中心党支部书记的谭浩强兼课：“反正党支部现在也没什么事，你去讲吧。”此时，距离开课只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没有教材，谭浩强找到一本英文教材，谭浩强连这本英文的BASIC书还没有完整地看完一遍，就走上了讲台。

没想到“赶鸭子上架”的谭浩强一炮打响。“他的课没人打瞌睡，学生把他的课叫作‘乌拉’课，谭浩强以前做过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知道怎样抓住学生的心理，讲课很适合学生的认识规律。

时逢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电大开设普及计算机的电视课程，到清华打听谁的BASIC课讲得好，大家都推荐谭浩强。《BASIC语言》这本书就是为了准备电视讲座所写的。

1981年，《BASIC语言》电视讲座播出，当年观众超过100万。电视台的同志讲，没有人讲电视课，能有谭浩强生动。讲座共36小时，电大付了谭浩强68元报酬。为了上电视，谭浩强买了一套中山装的上衣。“一身买不起，只能买件上衣，花了32元，还剩36元。”

《BASIC语言》1980年10月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第一笔稿费大家都有份。前些年，一位外国朋友问谭浩强是不是中国的“百万富”翁，谭浩强就让他猜自己有多少钱。外国朋友说100万。谭浩强问这个100万从何而来。外国朋友就很认真地给他算帐：在国外，作者的稿费是书码样的15%，就算中国是10%，当时的发行量是700万册，3元一本，算下来，稿酬是210万，两个人写的，一人正好100万。谭浩强听罢哈哈大笑：“中国的稿费制度跟你们不一样。”

按当时规定，书的印数超过100万册后，每印一万册，作者所得的印数稿酬是基本稿酬的千分之五。基本报酬是3000元，加印一万册书，一共得15元，两人分，一人7．5元，买个烧鸡都不够。”

《BASIC语言》每年印几十万册，1981年一年听谭浩强电视讲座的人超过100万人，谭浩强“做梦也没想到做科普工作也能出名。”但出了名的谭浩强就不能不仔细考虑一下今后的路该怎样去走，“我这个人不是死读书的人，我对社会活动比较感兴趣，做计算机教育和普及工作可能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从此，谭浩强开始在被别人称为“处女地”的领域辛勤耕耘。他首先专注的领域是大学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学工作。1984年，谭浩强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筹办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对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入、长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我们提出的四层次非计算机专业基础教育方案，很快就被全国大多数高校接受了。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编写都和计算机专业有着极大的不同，不能照搬计算机专业的。最初的时候，有些学校把计算机专业的课浓缩，搬到非计算机专业，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对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计算机并不是一个专业，而是技能是应用。

谭浩强把中国计算机普及教育工作分为两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向知识分子普及，让计算机知识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10年，是向一切有文化的人群普及，而且这次普及带有职业和岗位的要求，在政策措施上带有强制的性质。

1986年，谭浩强到日本参加一个计算机教育大会，会上谭浩强发言，说自己的《BASCI语言》发行了400万册。休息的时候，有个外国专家跑来问谭浩强是不是讲错了或者是翻译错了，是不是4万册，因为外国一本科技书一般只发行几千册，4万册就很了不起了。谭浩强就用阿拉伯字写了一个四，六个零。这位外国专家翘起大拇指说，一本科技书能发行400万册，真是世界奇迹。而谭浩强却认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四百万不算多。有人对谭浩强说，如果你到美国，一本书就是百万富翁，而谭浩强说：“离开中国，就不可能有1200万的纪录。”

写书的秘诀

谭浩强写过许多书，发行量都是同类书中最多的，许多人买计算机语言类的书，首先要看一下有没有谭浩强写的，如果有谭浩强写的，就一定买谭浩强写的书。

一位新华书店的经理发现这个现象后，问谭浩强有什么秘诀。“我的秘诀就是一个‘懂’字，过去教材写作的三部曲是：提出概念，解释概念，举例说明。我写书倒过来，先提出问题，然后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后才归纳出一些必要的结论和概念”。

谭浩强每写一本书之前都先向学生讲3遍。“我不赶新，很多书我都不是国内第一个写的，而且，如果感觉写不出特点，我就不写，要写就写出自己的特点来，或者比别人好。假如某一种书已经有1000个人写了，我再多写一本，如果没有特点，只是第1001本，对读者来说没什么意义。”

谭浩强曾经问一个青年老师，“你能开什么课？”青年老师说，“我什么课都能开。”谭浩强又问，“你能写什么书？”青年老师回答，“我什么书都能写。”谭浩强疑惑：“你那么大本事？”他说，“无非是把别人的书拿来，一摘一抄，就可以出一书，”谭浩强说，“我没这本事，我绝对不能说，我什么课都能讲，什么书都能出。这里有一个社会责任感问题。”

谭浩强这个名字对于计算机图书来说，是一个品牌，很珍惜这个品牌。凡是我负责的事，我都要把它抓好，我决不能烂了我的名声。有的读者，写了一本书，寄给我，说谭教授，这本书我写好了，我愿意用我们俩的名字发表，你的名字排在前面。我给他回了一封信，我说，这本书是你的，你去发表，我没有参加，我也不愿意挂这个名。”

谭浩强觉得，现在计算机普及的形势比以前强多了。“过去队伍比较小，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做这个工作，包括一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也来做这个工作。无论深的，浅的都有人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很好。”

成才十大关系

了解谭浩强的人这样评价谭浩强：如果不是“文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谭浩强可能不是一个计算机教育专家，而是一个小至科长大至部长的干部。

谭浩强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青年团员，14岁入团，18岁入党。高中毕业，谭浩强已报考清华，但上海团市委突然找谭浩强谈话，希望他留下来做政治辅导员，谭浩强二话没说，就去上海复旦中学当上了政治辅导员。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大学扩大招生，全部高中生全升大学都不够，于是中央决定，从社会上调工农干部和有觉悟的干部进入大学。组织上找到谭浩强问他愿意不愿意上大学，谭浩强花了3个礼拜复习高考，考上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谭浩强是做得最长的一任学生会主席，从1956年到1959年，做了三年。后来，谭浩强是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北京市学联副主席、全国学联的执委，是双肩挑的干部。当时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谭浩强还到胡耀邦家里汇报过工作。谭浩强在1966年被“打倒”，被批判和发配江西劳动共6年之久。“文革”后，谭浩强当过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党委常委、清华计算中心党支部书记，是大家公认的有能力、有水平的干部，他做梦也没想到一本《BASIC语言》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种种经历使谭浩强不相信人的命运是自己能设计的。“脱离社会需由所谓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是不正干的，是实现不了的。在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个人要把自己的发展纳入到社会发展当中，才可能得到发展。”此为谭浩强基于64年坎坷的人生，总结出的成功十大关系之一：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成功的其它关系还有：

机遇和努力。有人对谭浩强说，你赶上一个好机遇，“但当时遇到这个机遇的人，不只一个。又有人说，《BASIC语言》他也能写，有什么了不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说了一句公道话：“你也能写，可惜你没写”。

平凡和不平凡。谭浩强当初写《BASIC语言》的时候，做梦也没想过会破世界纪录。谭浩强当时只是担心“不要把平凡工作做成了平庸。”

政治和业务。“有的和我一起做政治辅导员的人，看着自己的同学都当副教授了，自己才是个讲师，很后悔当辅导员，但我从不后悔。政治活动培养了我的敏锐、逻辑、组织、语言、写作和合作能力，塑造了我不怕困难的个性。我讲课效果好，是因为我熟悉学生，知道怎么讲，学生能听得懂；怎么讲，学生听不懂，这得益于我过去常做报告。过去参加过清华一些文件的起草都是我，能写文件，也就能写书。年青人做一些社会工作对业务有好处。”

理想和勤奋。“十几年来，我没有一天在12点以前睡过觉，直到今天我64岁了，每天还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为了理想，我不得不放弃很多。”

顺利和挫折。“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挫折，没有挫折的经历不是完整的经历。好话，坏话，我都听，我都不在乎。只要认定自己的目标做下去就行。”

另外四个关系是：

谭浩强在许多大学中，给学生做“成功之路的报告，比他讲计算机课更多学生欢迎听，一次讲座，20多次鼓掌，学生反应比党委书记讲得好，其实，谭浩强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政治教员。

会说话的记者采访谭浩强时，第一句话大都是“谭教授，你是我的老师，我是看你的《BASIC语言》入的门。”这时，你可以看见谭浩强脸上幸福的笑容和桃李满天下的满足感。

一次，谭浩强在西安买不到返回北京的卧铺票，正在火车站广场上焦急地转来转去。突然有一个青年走上前问：“你是谭老师吗？”谭浩强诧异地回答：“我是谭浩强，你是谁？”青年人说：“我是电大的学生，你是我的老师。谭老师在车站干什么？”谭浩强就告诉他自己买不到卧铺票，年轻人当即说，“好办好办，我就是铁路局的。”不一会，这位青年从车站拿出了卧铺票，青年人说：“谭老师，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和你合个影。”

还有一次在加拿大，一位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的留学生对谭浩强说：“你是我的启蒙老师，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你在《BASIC语言》一书中举的‘鸡兔同笼’例子。”

不少人对谭浩强说，你这个名字的潜在资源很大，用这个名字开一个公司或者办一个学校一定赚钱。但谭浩强说：“我这个人不擅长做商业，我去做商业肯定要赔钱。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两者兼顾，什么都是你的。如果我放弃计算机普及工作，专心研究商业，我相信自己也能熟悉它，但我不愿意这样做。”

谭浩强今年64岁，仍然头脑灵活，反应敏捷。60几岁学开车，谭浩强现在已经拿到了驾照，开出了20000多公里。采访时，谭浩强没来得及准备简历和照片，本来要第二天寄给我们，正巧第二天谭浩强在友谊宾馆开会，他就立刻意识到，本报肯定有记者到会，就带上照片和简历主动找到我们的记者，托她转交给了我们。

谭浩强没有编过什么大程序，但这好像并不妨碍他能把计算机语言课讲得很好，能把计算机语言书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写书和编程序是两码事，C语言发明者亲自操刀写的那本C语言书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懂的C语言书，这里有一个角度的问题。

谭浩强说：“任何人都要有自知之明，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个万能科学家，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强。我做的只是入门性的工作，我并不是研究计算机系统的专家，也不是计算机软件编程专家，我只是计算机教育专家。”

谭浩强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党政干部，他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宣传计算机普及工作的意义，作为一个深谙宣传之道的政治工作者，谭浩强很清楚只要自己的道理在一个角度上能站住脚，就不怕树个靶子和它争论，理不争不明，最怕的是在寂寞中被遗忘。这和鲁迅当年必须要《呐喊》是一样的道理。

尽管谭浩强已经写了78本书，但除去计算机书籍，他没有写过任何一本其它题材的书，他说等他闲下来，会写一本关于自己在“文革”中的书，并保证能写得很生动。“我是反对蒯大富的，当年清华155名中层干部联名写反对蒯大富的公开信，我是带头人之一，美国发行的写文化革命的书中，有谭浩强等发表公开信的字样。蒯大富那派抓我，我从清华逃走，到四川，客车不通，就爬到煤车上，铺了一个床单，就躺在煤车上面，过桥洞的时候，我就闷在里面了，满身煤灰。”

不服气不行

有人认为谭浩强是由于BASIC古老的，而他们觉得BASIC纯粹是小儿科。但事实上，谭浩强除了BASIC，还在中央电视台主讲过包括C在内的其它五种语言，谭浩强写的C语言书印了210万，发行量居同类书之冠。

他编写了(包括)78种计算机书籍，是国内编写科技书最多的一人。有的人觉得“BASIC我也能教，BASIC的书我也能写”。但问题在于，你既没有教，也没有写。

《毛选》是用党费买的，《圣经》是教堂送的，除此以外，还真不知道谁的一本书发行量能超过1200万册，谁写过的书累计能印2200万册。

理论上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比谭浩强更有能力做计算机普及工作的人一定大有人在，但那是理论上的，事实是谭浩强做了，而且做得最为出色。

许多不服气的情绪往往都是建立在虚拟假设的基础上，但历史不允许假设，历史只承认一个事实上的英雄。只承认一个王选、一个柳传志，不承认一切可能成为王选和柳传志而没有成为王选和柳传志的人。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张永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