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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版“敦刻尔克”里,他一人拯救150万人,打破日本灭亡中国的美梦

2017-09-05 青春湖北


想必上个周末,

大家都被诺兰的《敦刻尔克》刷屏了

电影说的是二战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成功转移了约33万人。



敦刻尔克这场撤退,

在二战史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撤退颇带绝望与阴郁,

但它的成功无疑给全体英国人打了一剂鸡血。


但其实,

像《敦刻尔克》这样伟大的奇迹,

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也曾发生。


就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的两年前,

即1938年,在湖北,

曾经发生过一次可与此类比的大事件:

“宜昌大撤退”!


那次有一个民族英雄拯救了150万人的命运

和整个中国抗战的命运


宜昌大撤退全景图


我们一起解密当年的历史,

看看发生在湖北的这个奇迹!


武汉失守


1938年6月,日军调集30万军力攻击中部重镇武汉,中国军队组织100万人进行抵抗,这场“武汉大会战”这是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就在战事激烈展开的同时,各大航运公司冒着炮火和空袭日夜抢运,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绝大部分器材被转运,没有落入敌手。



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


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


撤退之难


当时,这么大批的人员和物资从宜昌撤退入川并非易事。


水流湍急


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1500吨以上的大船,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穿过三峡。



著名作家叶圣陶也在逃难的人群当中,当时他看着混乱和恐慌在逃难的人群中传播,写下了“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时间紧迫


当时已经接近枯水期,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的轮船尚能航行,过后水位下降,运载大型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出航。



任务繁重


武汉失守后,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宜昌,等待被转运到四川。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各地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填满,所有人都等着上船。



不只是人流,宜昌还汇集了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1938年秋的宜昌江边上,那些密密匝匝堆放着的器械货物,几乎相当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如果它们不能被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后果不堪设想。


以一人之肉躯,救百万民众。这位导演了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雄就是船王卢作孚。


民族英雄:卢作孚


毛泽东说不能忘记的卢作孚


中国四个实业界人士千万不能忘,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纺织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而交通运输业不能忘了卢作孚。——毛泽东


“不能忘”的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合川一个贫寒之家。时运艰难,卢作孚只有小学学历,但他小学毕业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




为寻救国途径,他17岁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总编。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终于投身实业,筹办“民生公司”开始了实业报国。最开始卢作孚靠着乡亲、朋友的支持,以8000元购买了一条仅70.6吨的小客船,正是始于这条小客船,卢作孚开始了他的航运之路。


仅几年内,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实业公司就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就是做到了。




在卢作孚的带领下,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近四千职工,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而关于到底如何才能救中国?卢作孚同人讨论过无数次,他的朋友说:“我是一颗炸弹。”


卢作孚却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没有像友人所说一样如“炸弹”亲上战场,但却用他自己的方式,如“微生物一般”推动中国一步步艰难前进。


一人拯救150万人,上演中国版敦刻尔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8年,武汉失守,危急存亡之时,卢作孚亲抵宜昌,马上召集公司高层商量,然后决定亲自指挥,重新抢运物资入川。


并一反之前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并承诺,40天完成转运,运价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增加码头设备、增加港口木驳数量、增加装卸工人、增加工人工资标准”,卢作孚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不论白天黑夜,宜昌江边声响震天,2000多名装卸工不停工作,拼命把尽可能多的物资运送到大后方。


为对付日机轰炸,在晚上日机飞来时,整个码头作业区骤然灭灯,一片黑暗,工人们放下工作,就地防空。敌机一过,则灯光齐明,热火朝天。


民生公司的指挥中心内,电报机24小时不停工作,所有电文卢作孚亲自处理,庞杂的运送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然于胸。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


卢作孚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


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物资,卢作孚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光是抢运入川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了运输尽可能多的难民,他同时下令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


当满载着几百名战争孤儿、难童的船只离开宜昌港时,卢作孚亲自到码头送别,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此情此景,船上岸边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最终,12月初,江水低落之前,宜昌堆积如山的货物终于全部运走,这场中国版《敦刻尔克》在40天之内顺利结束。


拒绝发国难财,商人也要上前线


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多吨器材到大后方。6月12日,宜昌沦陷后,在接近敌军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最后一部分兵工器材待运。


据卢作孚之子回忆,“这时候,我父亲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连夜装船,天一亮即运走。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异常感动。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


在整个大撤退的运输过程中,民生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作出巨大牺牲。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


战时钢板价格上涨千倍,机油上涨200倍,煤价超过战前150倍。但为报效国家,民生公司所运各种器材平均每吨收费仅60元左右,另有许多难民是免费运输。


对比同时的几只外国轮船却大发国难财,只运商品,价格还是平时的10倍以上。


为此,卢作孚不断调集民生公司其它产业的资金,顽强地支撑着这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撤退。


1938年11月,“民裕”轮从三斗坪去重庆途中,在青石洞遭到几架日机的袭击,当即被炸沉。船上人员除7人生还外,其余全部牺牲。


还有“民权”“民众”“民元”等川江主力船,不是被炸得严重破损,就是被炸沉,长江上游的运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一半。


据童少生回忆,在抢运人员、设备过程中,民生公司有116人献出了生命、61人伤残,16艘船被炸残炸沉。至于民生公司被敌机炸毁的厂房、仓库、机器设备,以及被损坏的码头、趸船、货栈等,更是数不胜数。




也难怪卢作孚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


1949年,避居香港的卢作孚谢绝了台湾的要求,将香港的船队带回了内地。回到内地后,卢作孚带头将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然而可惜的是天妒英才,1952年他因为服用过量安眠药物而与世长辞。


他虽然不是统兵百万的将军将领,但是他成功指挥的中国工业力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让日本灭亡中国的美梦破灭了。




而卢作孚的一生,真切的说明了“微生物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改变时代曲线救国。


撤退路线


经过反复讨论,创造了最适合当时形势的“三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



除大型设备、重要物资用专船直运重庆,再从重庆运送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外,其他的轮船则进行分段抢运;鉴于三峡航道地形复杂,不能夜航,只能抢在白天航行晚上装卸;公营厂矿机器、工具、原料及公务人员一律优先运送;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能够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



当时人这样评价“宜昌大撤退”:


卢作孚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冯玉祥


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道。


而作为亲历者的卢作孚后来这样说道: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得多!



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并不为多少国人知晓,

但在为《敦刻尔克》震撼感动的同时,

我们理应知道卢作孚和他争取到的成功大撤退。


无论是历史还是我们,都应该铭记!



来源|湖北日报、北美留学生日报

本文编辑|陈丹丽 

本期审核|代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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