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从文化演变而来的建筑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幢大约公元前16世纪的建筑遗迹，它有一个院子，靠北边有一个三开间的房子。
考古学家拿来了《仪礼》中的宗庙平面图，发现完全对应，每个房子应该做什么，围墙应该如何使用，祭祀仪式中的规则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学者们又对比了公元前11-10世纪的一个宗庙与江西婺源的一个清代祠堂，发现虽然相差2500年，两座建筑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将目光放得更开阔一些，联想一下西方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祠堂展现出了一种绝无仅有的独特性，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直到今天，祠堂所带来的精神与文化影响已然深深根植在了中国人的基因之中。
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欢迎来到这一期碧山讲堂，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罗德胤老师讲讲宗祠。
祠堂怎样出现在中国文化的源起之中？
宗法制度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把血缘关系变成一种制度，用半强迫的手段形成集体。中国很早就用这样的手段，上到贵族，比如最早的周天子分封，下到基层，每一个村落都是血缘的共同体。
祠堂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它是专门用于祖先崇拜的空间场所。
回到最初，当时全世界各地都在从个体往集体发展，唯独中国将血缘这条线给放大了。
具体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定论，学术界有一种猜测是这样的：
中国的农耕起源于黄河，这里的土地疏松，容易耕种，而这个区域的耕种依赖灌溉系统，个体无法独立完成，必须依赖集体，集体之间需要信任，血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顺势就将他们的始迁祖也就是第一个决定在这里定居的人，变成他们的崇拜的偶像，以此来强化对这个地方的信心以及互相之间的信任程度，慢慢这种宗族和宗法体系就发展出来了。
而相比之下在尼罗河流域，河水每年泛滥一次，耕种，泛滥，然后再耕种，所以不需要去搞什么灌溉系统。这种泛滥式的农业，很可能有助于几何这样的数学知识发展，慢慢滋生出西方的知识体系。
这是一种猜测，挺有道理的，但缺乏绝对的论证。
无论如何，血缘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相当之高。在这样的血缘连接的基础上，我们就发展出了宗法系统。在商代，祖先崇拜就超过了鬼神崇拜，周代就进一步把它神圣化、制度化。
这里我们可以提到一个人：周公。
周朝取代商朝是以弱胜强，周武王打下江山没多久就去世了，周成王继位，然后武王的弟弟来辅政。周朝当时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是在非常偶然的机会下把商给取代了，但实力其实远远不如商朝，怎么保证没有其他的力量来取代自己呢？
当时，周公讲了一个天命的故事：
《左传》记载，当时楚地在周天子管辖的边缘地区，楚王也不怎么接受周朝的统治。当时周朝已经有点衰弱了，他派一个军队来试探周朝，询问鼎的大小轻重。这话就有很强的挑衅性，因为鼎这个东西象征的是天子的权威。
使臣王孙满就回答：“在德而不在鼎，桀有昏德 ，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这段话是说，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鼎所代表的天命，哪个领导人有德行，我们就跟随他，所以德行是最重要的，而德行就是天命，鼎只是代表天命的物质体。
周公想表达的是，不要以为有实力就可以来挑衅，需要问一下自己的德行和天命是不是够。他讲完这个故事，天下都认。接着他又设计了四大制度：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
其中井田制就说把一块田划成九块，中间归公，周边八块分给各家各户，各家各户先把中间的公田耕完了之后，再去耕种自己家的田。后来随着生产力和私有制的发展，这个制度瓦解了，但最后又回归了，例如村里头的族田还是非常发达，族田和井田是非常相像的，都是集体所有制。
分封制就是让周天子把自己的亲戚封分到天下各地，让他们去代行管理的职责。他们不用交税，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义务，联系他们的方式是每年的祭祀活动，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随之形成。
祠堂最多的村落：江西乐安县流坑村（80多个祠堂）
他们每年都派代表到周天子的首都举行祭祀仪式，仪式上特别讲究，有一系列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规矩细节，都要把等级给分出来，等级和亲疏都得分出来。所以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在这种语境下就很重要。
有了天命，大家就需要先讲德行，讲天命的归属，这就减少了暴力冲突，使得中国在早期社会节省了很多的社会成本，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发明。
这四大制度中，分封制瓦解，宗法制被延续，礼乐制被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最重要的思想观念，经过儒家后来一系列的转化，到宋代开始彻底的民间化，再之后又跟科举进行了结合，使得带着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的儒家观念下沉到了基层社会，这也是祠堂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盛行的一个思想源泉。
儒学的发展，给祠堂带来了什么？
汉朝建立的时候，儒学被当成国学，甚至是国教，董仲舒开启了儒学的庙堂化，把原先比较简单的宗庙建筑彻底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的纪念碑式的建筑。自此之后，儒学浪潮一度高涨，到西汉末年达到了顶峰。
到了王莽时期，我们现在说他是篡位，但在当时他是众望所归。他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学庙堂化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但是很快就发现纯粹的按理想主义办事，会导致天下大乱，然后儒学的风潮就下降了。
东汉时期的刘秀做了一点调整，他规定当官的人不能够从学堂出来就直接当大官，你先得在社会上历练一下，从基层小官开始，再来当大官改造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儒学的地位。但是到了南北朝，佛教盛行，儒学没有佛学那么精深的理论，知识分子都被佛学吸引过去了，在竞争当中再一次处于下风。
培田村（以大宗祠为核心）
直到唐朝，当时韩愈发展古文运动，借鉴了佛教的正统论，发展出了道统论。再之后儒家顶尖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重新塑造儒家的哲学系统，到了宋朝的程朱理学达到高峰。
由此，天命过渡到了天理，同时他们也开始提倡平民建祠堂，把贵族的宗庙系统下传到了普通民众当中。
元朝末年，程朱理学被当作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好像今天的高考，这一下子把程朱理学捧到了很高的位置。
王阳明心学在同一个体系之内，但与程朱理学讲究渐循序渐进不同，王阳明心学讲究顿悟，他讲人人皆可尧舜，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有心就好。这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儒学的下沉，使得那个时候祠堂在民间广泛普及。
从思想到建筑，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汉代之前的祠堂是宗庙，只属于贵族。
《礼记》里有非常详细的关于祭祀的规矩：
天子祭七庙，能祭祀向上数七代祖先；诸侯可以祭祀五代；大夫只能祭祀三代，就是祭祀到爷爷这一代。
一般的士族也就是底层的贵族，不能有宗庙。如果父母去世，他们只能在自己家的卧室里摆上排位。
到了普通百姓，更绝对不可以有宗庙。他们只能在清明节去坟前扫墓，烧一点纸钱。
虽然修建宗庙的只能是贵族，但民间也有自己的变通方法。
住祠合一的梅县侨乡村德馨堂
比如，血缘村落以族立社，族社合一。社为地缘性基层单位，社神是地方保护神，社祭是原始信仰活动，民间是可以祭社神的，那就在祭祀社神的时候也祭祀祖先。早期中国各地都有社庙，不过现在比较少了，只有一些边缘地区还保留了比较系统的仪式。
还有一种变通方式，就在在建寺院的时候捎带着把自己的祖先放进去。农村寺院多由血缘村落建造并供养。
另外还有一些开国功臣，经由皇帝特许，奏请建庙，例如如皖南、赣北和浙西的越国公汪华，后人会将这个庙当作祭祀祖先的场所。
从宗庙到祠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祠堂在元朝真正开始出现。据说南宋时候也有，比如范仲淹说他建了祠堂，但是没有实物证据。
这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总的来说就是皇权与族权之间的微妙关系。皇帝一方面要靠宗族来替他管理基层社会，但是又不希望族权庞大之后威胁到皇权。
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建筑形式的出现，绝非是孤立或单独存在的，这其中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与思想的演变，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它事实上向我们展现了，在一片土地上，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而这种呈现贯穿了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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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几点，罗老师在建筑层面对祠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讲解，分享了大量案例，包括目前最大的祠堂——占地1.5万平米的广州祠堂。
罗老师还给大家开出了书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巫鸿
导言（P23-45），第二章“宗庙、宫殿与墓葬”（P141-238）
《被统治的艺术》宋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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