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吉大法理才俊郭栋：法学学术作为一生的志业

法学学术作为一生的志业

【作者】

郭栋，男，河北邯郸人，吉林大学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法学理论专业。在《中国法律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等发表论文多篇；获中国法学会“第十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活动”优秀奖等荣誉。获吉林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吉林大学十佳大学生（提名）、吉林大学优秀毕业生、吉林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连年获吉林大学优秀学生（本科期间）、吉林大学优秀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国家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等荣誉。

即将成为浙大法学院2017级的博士研究生！

一、批判

韦伯讲，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我的法学学术生涯就开始于本科三年级时那次鲁莽的经历。“张老师，我热爱法理，有志于学术，想做您的学生。”张老师笑着接过了我的材料，一周之后，我收到了答复：“郭栋同学……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从硕士到博士。”那天是二零一三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二十多里最兴奋的一天，一场赌博由此而始，而我当时竟未意识到，感觉那一天过后平静的日子仍在继续，平静源自于一种对于生活的稳定预期。2010年从河北衡水中学毕业进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毫无悬念；2014年以最优成绩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并获推免至吉林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毫无悬念；2017年因吉林大学直博政策取消遂通过导师自主遴选程序到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毫无悬念。毫无悬念的平静之下潜藏着被压抑着的种种可能，而硕士论文的写作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冲动的释放和个性的张扬，也是在近期的写作中我感觉到惴惴然不自安，这份不安暂时消解了之前长时间的平静。不安是因为这是一篇极具挑战性的论文，中国社科法学的前提批判，这本来是我的博士研修计划，因导师反对而我又不愿彻底放弃近三年来的思考成果，于是就把它变成了现在的这篇  近十五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

奇怪的是，当论文定稿的那一刻，我并没有预期的那种激动，可能是因为文章完成得过于仓促并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但是之后向各位前辈先进讨教三番五次修改后依然不满。韦伯这句话提点了我，“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化学术训练，这一刻我开始察觉到了这场赌博。这场赌博最坏的后果是：我不仅在学术之外一无所获，而且长期以来坚持的所谓学术也是一场虚假的梦幻根本经不起任何理论的批判。在没有受到严格的专业化学术训练的前提下，也没有做好“逃离学术的准备”，反倒是开始养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气质，这是我的愚蠢之处。不过，逻辑反转一下，在以学术为职业的前提下，所幸还有机会在博士三年期间来刻意地接受专业化学术训练，这也是可能的。吉林大学给了我从大一开始接触学术的机会，在相对丰富阅读的前提下开始所谓做项目、所谓写论文，上路早又是野孩子，不免养成一些野性子，尝试一些野路子。所幸两年多以来一直在坚持，小论文投出去被拒，退回来再改，一直没有放弃。在不断打磨中自己以前养成的学术上的粗蛮浮躁之气在一点一点渐渐消退，开始形成“某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开始坚信“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乃至于开始“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只为一份热爱吧，我从自我意识觉醒的十三岁开始一直以来的理想都是当老师（可能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是班里的优等生很受老师待见所以就产生了对教师职业的天然好感），大一的时候发现，哦，这里的讲台上是最高level的老师啦，那以后就留在这里吧，为了不做误人子弟就必须做好学术，为了以后做好学术就好好学习吧。可是当时哪里知道，学习容易，学术不易。

二、致谢

批判是指向自己的，致谢是给他人的。感谢我的过去三年硕导和未来三年的博导张文显教授，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本科三年级时便将我收入门下，并且承诺指导我读完博士，让我免除很多不必要的忧虑从而更好地专心学业，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先生更是尽其所能为我提供好的学习机会和高的学术平台，同时给了我极大的学术宽容充分的学术自由，使我能尽情地发现自己的学术热爱。至今犹记得那张与您的初次合影的照片上那句话：“权利神圣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先生之风如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感谢师母辛姨生活上的关心，让在外求学的我倍感温暖。同时感谢郑成良先生和徐显明先生，在中国法理学三剑客学术访谈中，三位先生对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回答让我收获颇多，那段时间的访谈更让我明白了何为学术传统，如何学术传承。《亮剑》中李云龙在军校毕业典礼上演讲道：“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任何一支部队都有着它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与性格，是由这种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与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我想，在第五代法学家中，是张文显、郑成良、邓正来三位先生给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学科注入了灵魂，开创了吉大的学术传统。缅怀邓正来先生，邓老师主讲的“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的研究论纲”是我在大学听到的第一场学术讲座，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目睹邓老师的风采。当然，吉大法理的学术传统与吉大哲学的传统密不可分，致敬孙正聿先生，孙老师的《哲学通论》著作和课程使我完成了哲学的入门，我要感谢孙正聿先生、贺来教授关于前提批判的理论给本文提供了哲学基础。感谢授业恩师姚建宗教授，感谢启蒙老师李拥军教授，李拥军教授与姚老师同为我本科一年级法理学课程的讲授者，当年我的法理学成绩拿下全年级三百人中的最高分，立志以后专研法理，并最终以三百人中综合排名年级第一的成绩选择本校法理，除了张老师外，还要归功于二位老师。感谢红臻老师格外关照。同时感谢黄文艺、杜宴林、苗炎、朱振、钱大军、颜毅艺、刘雪斌、侯学宾、王奇才、刘小平、蔡宏伟等法学院和法理中心其他老师的授业之恩。吉大七年，说不完的感谢。

感谢我在台湾大学期间的合作导师张志铭教授，志铭老师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讲授给我论文创作极大的启发，在德文资料方面也给我极大的帮助。在台北的日子里老师待我甚好，每次课后都邀我共进午餐，在一家又一家不知道店名的私家小馆和高级餐厅里我听到了Josef Esser的名字，感受到了德国法学的魅力，在一道又一道记不住菜名的珍馐美馔间我开始思考问道于盲的当代法学隐喻。离开台大后，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志铭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的《西方人文学专题讨论》课程邀请我做助教等等。在上海、在长春、在哈尔滨、在海口、在台北、在台中的每一次与志铭老师的恳切交谈，都让我感觉学术如玉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进步。研三在台湾大学我修习了大量的法学科际整合研究的课程，在与法律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张志铭、严厥安、陈显武、庄世同、陈昭如、王泰升、柯志哲、林国明、黄茂荣等老师课上和课下的交流和讨论中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社科法学的思考。亦感谢政治大学、辅仁大学江玉林、黄源盛老师。感谢朱苏力教授，大一刚入学时阅读苏力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依稀记得当年左边一本《法哲学范畴研究》，右手一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建构与解构的冰与火之间体验着法理学的学术魅力。很荣幸研一到西政、研二到北大参加社科法学研习营的学术训练，感谢侯猛、柏峰、尤陈俊、王启梁、周尚君、李学尧、桑本谦、刘思达等“老司机”带我上车，开启了我对社科法学的思考。在本论文初稿完成之后，北京大学侯猛副教授认真读了全文并做了精到的评论。

感谢丰霏师兄，结识师兄是我人生一大幸事。感谢吉林大学于龙刚师兄、邢斌文师兄、薛爱昌师兄，北京大学郑力海师弟认真阅读了我的文章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感谢浙江大学赵青航师兄贡献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问题，在此问题意识下才有了本文的最后一段。感谢常年交流和讨论的小伙伴，感谢丰霏、安邦、彭巍、斌文、正法、李丹、柏元，与你们畅谈学术至深夜的经历总是那么难忘。感谢徐清、谢澍、兆星、黄卫、纪闻、若泓、肇新、谭俊等，使我不至于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感谢罗帅、小龙师兄、安然师兄、广德师兄、张硕师弟、晓占师弟、斯璐师弟、张旭师弟、贝妮师妹、成亮师弟、思远师弟等，互为参照，一同成长。谢谢许阳师兄数次往返München图书馆帮我复印扫描德文资料，谢谢赵姑娘与我一起讨论英文题目与关键词，谢谢小一教授非常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帮我校对文稿。感谢平时在一起互捧和互损好基友们，你们让我在枯燥的学术之外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名字就不一一列举啦，我知道你们肯定也不介意，哈哈，改日陪公醉笑三万场，不诉离觞。朋友就像蒲公英，一阵风后，散落天涯，愿你我从此相安无事，相忘于江湖。

三、告别

这篇文章承载着的我的青春、光荣与梦想，此文的完成也意味着结束、离开和告别。怀念十一月重庆的秋雨和银杏叶，怀念那年七月未名湖畔夜晚的氤氲湿气，那时开启了我对社科法学的思考。怀念在台大的日子里，本文主体思想是在那里形成的。新店溪旁的我的哲学家小径，那是我一个人深夜散步的地方；凌晨两点总图书馆的模样，昏黄的灯光照亮的傅钟矗立在椰林大道旁；怀念紫藤庐的淡茶香；怀念北投普济寺，遗憾未能同如目法师一起去西太平洋边上的禅房；还有垦丁的海市蜃楼与淡水西下的夕阳。怀念七八月交大徐汇的法桐和闵行的石楠花，在凯原法学院的张志铭老师做的那场学术报告上和法社会学大会中我的成果初露头角。

我亦会最想念我的吉林大学和我的法学院。这里有白桦林和雪、凯尔森和纯粹法学，这里是我学术梦想开始的地方，我把七年的青春留在了这儿，亦留下了我七年的骄傲与辉煌，人生再无此七年。所以此文也是给JLU（Just Love U）七年的一个交待，有点遗憾不能赴你的十年之约，但错在你中道改路，与我无关。愿百年校庆再归来时，吉大和法学院你们这两只小小利维坦已被装进理性的制度之笼，不再任性。

四、修行

告别之后，是更漫长的旅程，因为学术就是一场人生的修行。只希望在短暂的三年或四年之后，在这场修行的另一个节点，我的学术志业还在，依然坚守着这份热情，坚信“此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100年前，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说到：“为科学而科学”，“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2000年，十余名世界级的数学家在巴黎为俄罗斯数学天才佩雷尔曼颁发千禧数学奖，佩雷尔曼却在圣彼得堡，紧闭家门，拒绝参会，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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