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 郝庆军：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
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
作者：郝庆军，男，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导师,《传记文学》主编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作者小注：此文原刊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最初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期间的一篇作业，修改后以《何谓“后现代”——来自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解释》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4期，后又增删一些内容，成为此文……
责编：若言
许多福柯的研究者都承认：谈论福柯并不难，难的是理解他。他的传记作者米勒甚至沮丧地说，“你自以为掌握了他，他却在背后嘲笑你的肤浅和无知。”
一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可以说贯穿福柯思想的始终；但作为系统的方法论正式提出来却是在1969年出版《知识考古学》的事。尽管这部著作在理论上艰涩深奥，但其论述的方式却异常清晰条贯，倘若结合他的其它著作予以互文参照，对福柯的这一堪称典范的理论方法有一个较为通透的理解是大致可能的。在这部专著出版之前，考古学的方法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年）、《诊所的诞生》（1963年）、《词与物》（1966年）等著作中都有全面的贯彻和详细的说明，而在1975年写的《规训与惩罚》中，其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更为自觉和娴熟。所谓知识考古学，是借用田野作业寻找发掘历史遗迹的一项比喻性说法，实际是指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在现存的知识空间中拾取历史时间的因子，从而发现被现存历史埋没的珍贵的历史线索，进而对现行的知识作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换言之，福柯的考古学就是对知识的先在结构作本原的揭示，然后对各种话语出现的条件，变化的形式、环节以及规律进行分析。考古学的难度在于，不但要还原话语产生之前的原状和原貌，更要对形成的因素一一进行甄别、检视、敲打、触摸，辨识其背后的面孔，寻找权力角逐的根源。比如，福柯在考察君主时代对罪犯公开处决时，运用考古学方式对当时大量材料进行了细致的鉴别和分析。他发现，皇帝对犯人的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并进一步发现，公开处决仪式“本来只应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②]
这个有意义的发现是福柯对两种边缘性文献的研究中得出的。一种文献是十八世纪散布于法国家庭中的小册子、传单等。这些材料大都详细记录犯罪的经过，以及受到的惩罚和他的忏悔。奇怪的是这些读物在下层市民中很受欢迎，而那些对抗法律、反对富人和权势者、抗交捐税的犯罪事实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英雄史诗；更加反讽的是，公开处决的场面成了那些罪犯表演其英勇不屈的极佳舞台。另一类材料是当时流行的犯罪文学。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尽管也有劝诫成分，但真正吸引人的是犯罪者传奇式的经历。这样，罪犯在文学中成为果敢、英勇、智慧和富有冒险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这两种不被史学家重视的文献中福柯重新审视，考掘出令人惊诧却极具说服力的命题来。没有考古学的方法，就难以发现人所习见却未见其价值的文献材料，也就难以产生如此精深的洞见。
更有意思的是，“历史”，在知识考古学的视野中有不同一般的理解。福柯说：“起源、连续性、总体化，这就是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也正是这些主题，它才同某种现在看来是传统的历史分析形式重新连接起来。……不过，考古学的描述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③]可见，考古学不承认有统一性、连续性的历史。福柯认为，历史是杂乱无序的话语与实际权力之间错综复杂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在其中，并不存在什么本质起源，也不具有连续性，历史现象也不可还原为总体性原则。看看《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就能知道福柯的这种历史观了。该书本身就难以令人琢磨。从它的副题“监狱的诞生”看，似乎与法制有关，但它讲的却不是正统的法制，也不是按“史”的要求来撰写。表面上看，福柯的确在探究17世纪以来法国的国家法律、尤其是对犯罪的惩罚的变迁过程，详细描述了国家惩罚机制怎样由酷刑发展到“文明”的规训，并细致地分析了监狱这种惩罚工具产生、发展、变革的内在原因。可如果同一般的法制史著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这本书很难归入“史”类，因为倘若认真讲法律，须有一连串的法规、条文以及法律方面的专用术语作为基础来展开叙述，至少应该有一些重大的法律事件作为背景来支撑，但书中这些内容几乎都没有。倘若是写史，须有“史识”作为线索，须有一个理论框架把历史事件装进去；还须有一个连续性的概念或术语贯穿整个历史叙述，但这本书似乎也缺乏这种自觉。这是一本“怪书”：它讲的是法制史，却不关心法律，也无心讲史；相反，它走到法律涉及不到的层面，在历史不屑理会的地方，仔细地辨析，深入地开掘，催逼出一个个令人震撼的命题来。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看来，知识考古学之于历史，就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历史观。[④]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考察古典时期酷刑的设置时，并没有过分追究它的历史根源，不是对正义的维护，而是把它当作君主的一种报复。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惊心动魄、惨不忍赌的酷刑背后，福柯并不挖掘酷刑的非人道、非人性实质，而是以他特有的洞察力，看到了酷刑背后的权力交换。他深刻地指出令人发指的酷刑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使围观群众对国王和法律产生憎恨；而刑场上的罪犯却因在大众面前表现得无所畏惧而成为英雄。酷刑被仪式化，然后走到了它的反面，成了颠覆法律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符号。而到了启蒙时代，尤其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符合人道精神的断头台代替了酷刑，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福柯以详尽的史料证明，这种惩罚方式比酷刑在控制人的心灵和精神方面更有效。到了现代，一种被称为“全景敞视主义”的建筑广泛运用于学校、军队、工厂，“规训”方式得到进一步改进，人却被更紧密、更严格地驯顺，而监狱的诞生恰恰是全社会进入全面规训阶段的产物。监狱代替了断头台，代替了酷刑，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惩罚手段，表面上看是文明的、进步的、人道的，但它却更隐秘地把人的精神和肉体纳入到现存秩序的轨道，恰恰是更彻底地剥夺了“人”。在这里，“人”变成了非人，那个被神化了的自由的主体已经消亡。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推演出他的那个著名的命题——“人”已经死了。
表面上是在考察惩罚制度的变迁，实际旨在揭示人是如何被一点点榨取干净，变成非人状态。知识考古学就是这样直接质疑了进步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历史观，在历史的断裂处、边缘处寻找真实的内核。值得说明的是，“反历史”或“非历史”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历史，用求真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去寻找被现存的“历史”遮蔽了的那部分压抑的历史。
二
关于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福柯有一段相当晦涩却至为重要的表述：“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它探索话语，但不是把它们看作为资料，看作为它的符号，看作为那些本该是透明的成分，但却总要穿过这种成分的讨厌的不透明性才能最终在这种被保留下来的不透明性中找到本质的深度；考古学在话语本身的体积中针对作为建树的话语。它不是一门阐述性学科，因为它不寻找隐藏得更巧妙的‘另一种话语’。它拒不承认自己是‘寓意的’。”[⑤]不像一般的哲学著作那样从一个概念、一个命题出发，进行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得出一个个重要的命题。福柯的大部分著述关注的是具体的、为人们所忽略的、恰恰是人们习焉不察的事物和事件。他喜欢从具体而微的历史事件叙述起，似乎在别人不曾注意的“下脚料”中找需要的材料；但要注意，他决不对事件和事物本身纠缠，而是细细地考量对事件和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叙述，也即他所谓的“话语”。福柯很少去思辨事物的本质和事件的规律之类，对哲学家们所普遍忽视的身体、肉体、感觉、体验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比如他喜欢考察疯癫、谵妄、迷狂、幻想、痴呆之类各式各样的另类感觉（如《疯癫与文明》），喜欢研究犯罪、囚禁、惩罚的史前史（如《规训与惩罚》），专注于对性欲、快感、迷恋这些非理性的感觉如何被人们压抑和享用的考掘（如《性经验史》）。知识考古学的任务是研究话语生成的机制，研究各种话语交锋、协商、分配、交换的通道，一句话，研究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的起点总是生动的感觉和具体的事件，或者说，福柯对人的身体和身体的感觉有着特殊的关注。所以，福柯的很多书总是充满了现实感、现场感和可读性。比如《规训与惩罚》的开头便描写了1757年3月2日这天，对谋刺国王未遂的达米安施以酷刑的场面：烧红的铁钳、烧焦的硫磺、沸滚的松香、融化的铅汁以及撕裂的胸膛、拉断的大腿、满嘴的秽语、狼嚎般的喊叫。在这里，肉体成了国王实施报复的一个符号，也是以儆效尤的一个工具。福柯始终关注着人的身体在历史和话语间所呈现的姿态，始终从身体的不同样态去透视其背后的权力角逐。比如第三章《规训》就具体地探索了人的身体是怎样被驯顺成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福柯把这种规训肉体的技术叫做“政治解剖学”或者叫做“权力力学”：“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⑥]那么，把活泼泼的个性驯顺为有用的肉体需要哪些技术和手段呢？福柯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中独特地发现了四条原则、三种手段、一种机制。
概括地说，“四条原则”分别是空间分配原则（把身体分别安置于特定的空间，如教室、兵营、牢房等）、时间分配原则（把身体的活动精心安排于每天的二十四小时内，如课程表、作息表、日程表等）、创生规划原则（用最新的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每个身体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和力量编排原则（把一群有用的身体组织起来，运用某种“战术”，产生最大的战斗力和有用性）。为了使这四条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规训者还须运用三种手段作保证：①层级监视。通过层级监视，产生了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使身体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但它又是一种微妙的“物理”权力，“对肉体的控制遵循了光学和力学的法则而运作，即玩弄了一整套空间、线条、网格、波段、程度的游戏，绝不或在原则上不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⑦]。②规范化裁决。在规训过程中，有一系列细致的矫正措施，对达不到规范标准的身体给予一定的惩处。当然这种惩处不同于法律的惩罚，它是每个规训的身体乐于接受的。③检查。通过随时随地的检查手段，可以知道肉体与应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以利于进一步改进规训方式；另外，通过检查，肉体知道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有利于自我提高。检查还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却并没有表现出它的强制性，反而使权力软化在对象中。检查通过记录把身体引入文件领域，使身体成为一种文本，把每一个身体变成了“个案”。同时福柯还发现，为了使身体规训得更加有用，统治者还发明了一种非常高明得空间规训理念：全景敞视主义。它源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理论。这种建筑的结构是：它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有一座瞭望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囚室内有两个大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便于采光，通过逆光效果，站在瞭望塔上，囚室里的人的活动一目了然，而囚室里的人却看不见塔上的监视者。福柯指出，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种价值：可以改造犯人，也可以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和方式的样板。”[⑧]全景敞视主义在象征意义上把权力隐蔽起来，使人无法觉察到权力的可怕力量，而事实上它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至此，福柯给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文明”是怎样以“软刀子”的形式把人的自由一点点剥夺了去，而人们却浑然不觉，却陶陶然于现代文明之中。福柯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运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话语分析，形成了一种深邃的眼光和锐利的思想锋芒。
由此，让我们联想到霍斯金（Keith W. Hoskin）对现代教育学的反思。他认为，整个现代社会在建构它的权力-知识的关系时，三种教育实践形式，即书写、考试、评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年来，正是书写、考试与评分的结合，生产了新的知识学科，它们涵盖了最软性的文科到最硬性的理科各门知识范畴；另一方面，它又建构了“冷静的科学人”、“真理的追求者”和“身份暧昧的社会科学家”这三种人[⑨]。事实上，霍斯金的这个重要发现正是从福柯那里获取了灵感。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条重要的通道，让人们发现了许多曾经被遮蔽的思想陆地。
三
由此看来，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确有不凡之处，那么，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是否有借鉴意义？如果有的话，如何运用？如何操作？需要哪些技术性的工作？它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前景？等等。这是一些实践层面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和较为清晰的说明。下面，仅就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初步的思考作以简要的阐发。
在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研究文学，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对象是什么。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这似乎毋庸置疑；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应该深入反思。“文学是什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但毕竟有一个较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说法，那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文学应该是指“文学性”，即是一部文学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有人叫它艺术性，有人叫它主体性，也有人叫它审美性，为了把文学里的社会内容包括进去，有人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称谓，叫做“有意味的形式”。这些对“文学”的概括旨在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加以区别开来，这是我们赖以生存、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根据地。但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随着文学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和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的主体性地位和审美性特质越来越受到质疑，文学研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和把握能力，文学批评渐渐丧失了对当下人的生存状况的理解力、以及意义生产能力，文学自身对人的精神提升和责任担当的越来越虚弱和苍白。这些现状不得不令我们回到文学研究的这个“元问题”上来，问一问“文学究竟是什么？”这样，再回过头来把文学置入知识考古学的视野中看一看，我们发现文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笼统的“文学”，也不是狭窄的“文学性”，而是作为实践的“文学话语”。“话语”一词在中国几乎用滥，而真正领悟个中真义的却不多。作为福柯思想的核心用语，“话语”尽管有多重语义，但他却有明确的界定。福柯说：“话语，至少像考古学所分析的那样，就是说在它的实证性的层次上，不是某种把自己的计划纳入语言的外部形式之中的意识；不是一种语言，也不是讲这种语言的主体。它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实践。”[⑩]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所谓“文学话语”，并非指作为审美对象的定型物——作品，也不是语言的固定指涉——文本，更不是指产生作品的创作主体——作家及其意识，而是这些文本（作品）、创作主体以及主体意识背后的各种力量的关系，是这些关系得以纠结、展开、对话和协商的复杂机制，是这些机制发生作用的功能方式和实践形式。研究文学话语当然要研究文本、形式以及主体创作、读者反映等等，但它最关心的不止于这些，或者说研究这些只是手段而已，真正的目的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
既然研究对象转移到文学话语实践，理所当然地应该对话语实践的显在成果——文献档案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以往的文学研究也十分重视文献资料的搜求和整理，但目的只是为自己的论点寻找依据或挖掘思想理论资源；通过资料的整理使杂芜的文献变得面目清晰，从而寻找出某些带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而作为“考古学”的文学研究对文献资料的使用却另辟蹊径，别有幽怀。以《新青年》杂志的使用为例，同样面对9卷54期《新青年》杂志，传统文学研究关注的是里面的那一篇篇激昂愤慨的文章，一个个满怀激情的人物，借此发现五四文学的浪漫精神和激进思想。在知识考古学的视野中，研究者的视线却略有游移：从杂志“说出的话”转移到“如何说话”，关注的是为什么这样说话，而不是那样说话，为什么说这些话，而不是那些话等等。因为“考古学”专注的是“话语”，专注于“陈述”——陈述的确定、功能、策略等，于是研究者特别注意到几乎每一期杂志上那些严肃愤激的文章中间夹杂着一篇或两篇轻松的爱情故事，这“不和谐的声音”有什么意味；同时也注意到不为人们注意的商业广告，商业话语与文学话语在一个文本中出现，凸显了当时文学话语的生存环境；还注意到杂志的开本、版式、印数、编辑方式、稿件取舍原则、资金筹集方法、办刊取向、价值认定等这些以前不曾为人注目的地方，进一步考察《新青年》作为文学刊物如何参与了当时的文学话语的生成以及文学话语各个层面是如何展开，如何与政治话语、商业话语、私人话语发生交锋、对话与协商的。知识考古学在对文献资料的使用中既重视它们的原生形态，也重视它们的人工形态；既重视文献的真实性，更注意研究文献的作伪状况。可以说，考古学始终关注的是这种原生态与人工态，真实性与作伪性之间的差异和断裂的状况，正是从这种非连续性与非同一性之中，窥破文学话语形成的内在机制，认识到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在社会的话语光谱中如何展示独特的维度，发挥它的美学功能，重新恢复一度被锈蚀了的思想锋芒。
由于话语不是文本，也不是作品，而是一种实践形式，考古学在把握各种形式的话语时就发展了一套有效而灵活的技术和策略，其中，“话语分析”便是一种经常应用且屡试不爽的分析工具，我们不妨把它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在文学研究中，话语分析不同于“新批评”咬文嚼字的文本分析，但却是另一种“咬文嚼字”。同样重视语言问题，却不像文本分析的那样注重语言的表层。文本分析通过感知语言的温度、色彩、质感、在文本网络中的纬度等感性的东西去把握思维、形象、主题，而话语分析拒绝寻找这种话语背后的“另一种话语”，关注的只是话语本身，即，作为一种建构的语言。话语分析也很少关心话语的连续性和整一性，它总是在话语的边缘处下工夫，努力辨识“此话语”和“彼话语”的距离、界限、分割，从而寻找话语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话语分析也被称之为“差异分析”。与这种“差异分析”相关联，话语分析也很少注意话语的主体性和根源性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关心话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机制，它不刻意揣度话语产生的作家的想法和社会的背景，它确定的是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划，它关心的是话语实践如何参与了知识的建构，如何把知识转化为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是在怎样一种隐秘的形态下发挥作用，支配和掌握人的行为方式。文学话语作为“众声喧哗”的社会话语之一种，它是以何种策略，采取哪种有效的手段，借助于哪些有生力量努力扩大自己的声音，积极抢夺发言的权力，巩固业已取得的胜利成果，补救曾造成的损失，不断为自身的生长增加活力，寻找新的生长点，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功效。以上言及的特殊性、差异性、非主体性只不过是话语分析的一般原则；至于进入更具体的操作层面，如何有效地进行实际的话语分析，那要看具体的分析对象，具体的语境和话语的性质而定。话语分析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复杂系统，它涉及知识考古学的方方面面，需要深入掌握叙事学、文体学、类型学、语言学等现代文本分析技术，更需要对谱系学、知识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新学理的认真审理和疏通。因此，话语分析是一个充满历险和挑战的崭新领域，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实验和探索。
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新方法自有其理论魅力，的确令人神往，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方法都只不过是我们研究活生生的文学现实的工具和视角；没有超越文学实践的永远先进的方法；同样，再好的方法不去应用于具体的研究领域也只是一纸空文。“法无定法”这句古训给我们的启示是，始终牢牢关注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文学世界，紧紧盯住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保持清醒的方法意识，寻找文学对象和理论方法的最佳结合点，以期有所进益，有所创获。
参考文献：
[①] 参阅方生著《后结构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②]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6页。
[③]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6页。
[④] 莫为民：《论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
[⑤]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7页。
[⑥]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6页。
[⑦]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0页。
[⑧]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1页。
[⑨] 霍斯金：《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⑩]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