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蓝的老板们！你家娃要是被喂药，你还能微笑着谈资本赋能？

最明白红蓝黄风险的，也许恰恰是红黄蓝的老板们自己，就像他们招股书风险披露部分开头写到的那样:

“Our business depends on the market recognition of our brand. If we are not able to maintain our reputation and enhance our brand recognition, our business and operating results may be materially and adversely affected。”

翻译：我们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市场认知和品牌。如果我们无法维持口碑或增强品牌认知，公司的运营将会遭到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就在昨天，被称为“天价幼儿园”红黄蓝教育机构CFO魏萍22日在腾讯教育年度总评榜上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红黄蓝的核心价值观是“爱与责任”。

但事实上，关于红黄蓝针扎，虐童的相关报道，已经陆陆续续持续了一年之久，今天（11月23日），红黄蓝教育再次被吹上风口浪尖，其实只是红黄蓝教育虐童事件的冰山一角。

负面消息并没有阻挡红黄蓝教育的上市步伐。拆解结构我们发现，红黄蓝教育早在2015年，已经由一家海外PE接手；而用了近20年将红蓝黄拉扯大的创始人兼幼教专家史燕来，早在公司上市的时候，已经沦为第三大股东。

正如招股书披露风险的第一条就是名誉风险——如今这个局面，也许是红蓝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早已预料的。然而在资本的推动下，走向扩张道路的红黄蓝，也许只能选择沦丧他们的灵魂。

海外资本魅影

事实上，今年4月份，在上市之前隶属北京红黄蓝教育一家幼儿园就曾曝出虐童事件；而在2015年时，吉林的的一家红黄蓝幼儿园也涉嫌虐童事件。

但如果资本是齿轮，那么红黄蓝教育在决定上市后，就已经登上了上市的传送带。

9月27日，红黄蓝正式在美股挂牌，上市发行价为18.5美元/股，高于原定价区间16-18美元，成为中国首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按照发行后总股本2866万股计算，红黄蓝教育市值逾5.3亿美元。当时，红黄蓝股价暴涨逾40%，报27美元/股。

截至今日，红黄蓝26.71美元/股，总市值7.88亿美元，市盈率为120.91倍。其中，大股东孟亮持股30.10%，红黄蓝教育机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曹赤民持股23.6%，红黄蓝教育联合创始人、CEO史燕来持股13.5%。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黄蓝的招股说明书中，上市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当时持有超40%股份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上达资本。

红黄蓝早在上市之前就获得了两轮融资。2008年，A轮融资中，红黄蓝从Hagerty公司获得了1000万美元；2011年，又从纪源资本、瑞银达、和通国际处获得了2000万美元。

而在2015年决定上市之时，海外PE基金上达资本找到了红黄蓝，用形似对赌的方式给红黄蓝做过pre-IPO融资。

2015年11月，上达资本旗下的Ascendent Rainbow Limited在国内股权抵押协定的基础上，与史燕来全资拥有的开曼群岛RYB Education Limited签定了票据购买协议。根据协议，在约定的兑换期内，Ascendent Rainbow Limited可将这部分总额为5170万美元的可兑换可赎回票据兑换为RYB Education Limited持有的红黄蓝教育普通股。

2017年8月，RYB Education Limited向Ascendent Rainbow Limited回购335万美元的可兑换票据，并约定剩余4835万美元的可兑换票据将在IPO完成后自动兑换为约283万股红黄蓝教育B类普通股和793万股红黄蓝教育A类普通股。当月，A类普通股的兑换数量又被变更为按IPO发行价调整，IPO发行价从每股16美元、17美元到18美元。 

按照红黄蓝教育IPO发行价区间中值17美元/ADS计算，上达资本Ascendent Rainbow Limited将持有红黄蓝教育803万股A类普通股、283万股B类普通股，对应持股比例43.6%，为红黄蓝教育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

查询上达资本官网发现，上达资本为境外注册的PE基金，旗下管理的资产主要来自全球知名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大学捐赠基金，退休基金，基金会等。基金创始人、管理人均有高盛、摩根大通、美银美林、德劭等全球知名投资银行及基金的经历，第一序列创始人孟亮则毕业于国外最著名的高校基金会的所在地——耶鲁大学。

有意思的是，老虎财经此前报道的美股上市教育巨头好未来，在上市之前的股份，也得到了许多海外资本的锁定。似乎海外资本在新东方的影响下，对国内略显畸形的教育资产情有独钟。

然而，上市的推手在背后干预的过程中，创始人对待公司的态度，势必会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扩张的路子。

迅速扩张

据i美股此前对红黄蓝ipo的研报分析，目前其拥有80家直营幼儿园分布在23个城市，其中在北京的24家幼儿园全部属于直营，在重庆的10家幼儿园中有9家是直营。这也就意味着，这次丑闻发生的地点不是时常“背锅”的加盟店，而是红黄蓝直接管理的直营店。

创始人之一的史燕来在公司上市之时曾表示，目前红黄蓝幼儿园采用直营带加盟的全国发展模式，红黄蓝亲子园是以直营作示范，全国以加盟连锁模式发展。

“直营+加盟”的商业模式通常是轻资产，发展成本低，也有助于规模扩张，在短时间内占领更多市场。据中泰研报显示，红黄蓝的直营幼儿园每年新增10-15家，加盟幼儿园每年新增40-50 家；亲子园以加盟模式为主，每年新增100-200家。

红黄蓝教育1998年成立于北京，从一家亲子乐园开始起步，2003年以“红黄蓝”为品牌将业务拓展到幼儿园运营。目前已建成覆盖国内30个省级行政区、307个县市乡镇的幼儿教育服务网络，包括80家直营幼儿园、20463名在校幼儿，以及175家加盟幼儿园、8个直营亲子乐园和845个加盟亲子乐园。红黄蓝教育官网上显示，目前尚有724家在建及筹备园所。

Frost&Sullivan研究报告称，据2016年营收数据，红黄蓝教育在高度分散的中国幼儿教育市场中份额排名第一，是国内最大的幼儿园及亲子园运营商。

目前红黄蓝教育的主要盈利模式便是直营的学费+加盟费。直营幼儿园按月缴纳学费，学费为900元/月-10000 元/月不等；直营亲子园按照参加课程的数量收费。加盟模式下，公司收取加盟费、教师培训等日常服务费，以及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相关的多种费用。

数据显示，红黄蓝教育2016年直营幼儿园学费收入为7320万美元，占总营收的67.5%；2017年上半年直营幼儿园学费收入4620万美元，占总营收的71.8%。由此可见，直营幼儿园运营是红黄蓝教育的核心业务。

快速的扩张，带来的是业绩的快速增长。公开信息显示，红黄蓝在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以来，营收增长十分迅速，分别实现了6505.6万美元、8285.8万美元、1.08亿美元和6433.8万美元。同时，其盈利能力也得到了增强，在2014年、2015年，红黄蓝处于亏损状态，盈利分别为-133.6万美元、-129.6万美元，在2016年扭亏为盈，净利润达到588.7万美元。2017年上半年就已经实现了494.8万美元的净利润。

此外，“直营+加盟”的商业模式带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如何保证加盟商的质量，保证加盟的幼儿园、亲子园的教学质量与服务水平，鼓动加盟商为幼儿园进行升级投资等多重问题。稍有不慎，管理都会从松散变成混乱，乃至给品牌造成不良影响。正如此前吉林红黄蓝的虐童事件中，幼儿园聘用的老师并没有教师资格证。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幼教项目毛利率不到20%，为保障公司的净利率，在师资、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比重将难以保证。

三聚氰胺事件在教育领域的爆发

事实上，表面与实际不相符的上市公司不只红黄蓝这一家。早在2008年，一场毒奶粉事件不仅让三鹿公司破产倒闭，也让彼时身为上市公司的蒙牛等乳业龙头深受重创。

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前的三鹿奶粉发展形势良好，是一家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厂。在2005年时被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2006年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2007年被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三鹿品牌价值一度达到149.07亿元。

然而，快速发展的三鹿无疑被利益蒙蔽了心智，竟然在产品中添加毒物三聚氰胺，给食用其产品的儿童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三鹿犹如倾覆的大厦，迅速倒塌。从2008年6月关于儿童批量发病的报道开始，到2009年2月三鹿正式宣布破产，仅仅8个月的时间。

同时，三聚氰胺事件同样波及到了当时的乳业龙头蒙牛。2008年，蒙牛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巨亏9.49亿元，也是蒙牛2004年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其股价更是暴跌逾60%。当时，蒙牛还遭遇了产品下架、现金流危机等打击，甚至面临被外资恶意收购的可能。

彼时执掌蒙牛的牛根生表示蒙牛领导层对三聚氰胺事件并不知情，但此后也逐渐淡出了蒙牛的管理。同时，蒙牛也不得不投靠中粮集团。而这之后，蒙牛在乳业大哥的竞争中落于下乘。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尤其是关系到孩子问题的，良好的声誉和服务质量是其发展和获得成功的根本，而蒙牛、三鹿、伊利等公司的过往事件无疑提供了惨痛的教训。

然而，红黄蓝教育的当家人似乎并没有从过往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当孩子们在幼儿园中遭遇着身心重创之时，红黄蓝教育机构CFO魏萍在前述颁奖典礼上发表了一番关于“资本赋能”的高谈阔论，她声称：“资本毕竟还是给公司更多的资源，但一定不能代表能力，资本本身不等于能力，能力是要用好资本，专注于做对的事，这个才能真正提升公司的能力。抓住了这个本质，提升这方面的能力，一方面这个资本才能真正赋能。另一方面，赋能的结果，对于我们整个教育行业，对于每一个做教育的个体更有价值。”

然而，我们不得不对这位CFO提出疑问：对于您执掌的红黄蓝教育来说，所谓的“公司的能力”“做对的事情”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快速扩张、占领市场、赚取盈利，而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不管不顾吗？当您在资本论坛上高谈阔论“资本赋能”之时，是否已经沦丧了做教育的基本伦理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