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记者眼中的小川
来源： 我在金融街
2007年10月30日，时任美林证券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因美林证券第三季度出现巨额亏损而被迫宣布辞职。这场于当年6月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令国际市场如坐过山车般动荡不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正在为自己辖内和别人辖内的次贷危机问题忙的焦头烂额。
同一天的大洋彼岸，次贷危机还远未到令人困扰的境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清华大学首届“全球管理论坛”，并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金融系统的稳态及其演进”的演讲。这场演讲，是国内高级别官员较早对次贷危机所作的公开讨论。而这场论坛还吸引了包括黑石、AIG等多位跨国公司的负责人。
彼时，次贷危机还没有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也并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大部分市场人士乐观地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可控的、有限的。周小川在当天并没有表现出这种乐观，而是委婉表达了他对于危机可能会传染到中国的担心。他在发言中谈到，最近五年中国经济和金融基本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没有跌大跟头。但我个人有些担心。有些年轻人可能会以为平稳发展、不出问题是一种常态。其实，出问题才是常态。
而后，在演讲中他讨论了“经济体制或经济政策有错误，早晚要受到客观规律制约”；“中央银行救助的理由和责任”；“尽可能避免‘超调’，为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应对危机要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防范和应对危机要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中央银行的信心”等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几乎全部被验证，并且部分落地成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依据与原则。
此时，距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刚好差两个月满五年。而此后的十年，在危机中前行，成为了他工作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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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人之周
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一直以来都是颇受争议的话题。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被认为是4万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甚至有人认为他此后任期的十年中，完全是在消化、处理4万亿的后遗症。这一问题，是在评价周小川时很多人的“扣分项”。
市场对4万亿的质疑，周小川曾经做过回应。2013年，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曾坦陈，在决策的过程中对于刺激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充分讨论”的。“认识到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经济尽快企稳回升，但随后会给物价、债务可持续性、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产生代价、造成压力。”决策的核心是：“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
此前，他在2012年11月的一个公开会议上也坦言：“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相当于吃药。是药三分毒，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要强调适时退出。”他认为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或者正常的，总的来讲行动还是比较快。不过，他也承认，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
“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坦白地说，我也经常有做错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准的地方，这些地方该修正的要修正。”周小川从不刻意回避大家的质疑，而且非常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直率和执着中又透着大智慧。
周小川的这种坚持，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主导汇金设立，确立全新的大型金融机构财务重组、化解风险的方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着进一步开放的压力。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周小川的推动下，时任外汇局局长郭树清、研究局局长谢平、货政司司长易纲等，一起设计了“成立汇金公司、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对国有银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方案。这份方案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设计出来的。易纲后来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一文中回忆说，“从国家支持的角度看，是希望此次财务重组是转轨过程中的‘最后晚餐’。”
再比如，周小川一直都在关注、研究、适时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他担任央行副行长的90年代，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因为资本项目没有放开。他曾经立场鲜明的反对过这一观点。认为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他在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推动和引入了QFII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余威尚未消散的当年，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在变相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反对的报告送到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办公室。尽管朱镕基是支持QFII的，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方向走的一小步，但周小川仍然被要求为此专门做了一份说明报告。
在此后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他也受到过诸多质疑和压力，但他每次都据理力争，一直努力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经过多次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人的两条腿，哪一条迈得太快或太慢都不行。周小川对于两者节奏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2015年，“8·11”汇改优化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的2016年10月份，人民币获准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也标志着周小川在任期内实现了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也因此，他被媒体亲切地称为“人民币先生”。
与汇率改革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今年的两会上，周小川也开始使用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此前，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一直是非常慎重的。2010年他曾在一次内部讲话时表示，要慎用“人民币国际化”。一是因为目标尚远，二是要考虑国际反响，避免误解。他更愿意用：“在贸易、投资的跨境交易中允许使用人民币”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
他曾坦言，“我们没有硬性推动所谓人民币国际化，而主要是解除歧视，清理不合理的政策，强调市场参与者有权自主选择。”但他也始终坚信人民币会成为国际货币，因为“市场参与者会感到使用人民币比使用其他货币具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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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级央行行长
“周小川是一位世界级的央行行长”，这是很多国际金融界人士的评价。流利的英语、谦和的笑容、浓重的学者气质，周小川在国际金融界树立了深远的影响力。
他曾获选《环球市场》（Global market）2016年度东亚地区的“年度央行行长”（Central Bank Governor of the Year）。此前，《彭博商业周刊》也将周小川选为2016年“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排名第14。Bloomberg对周小川的评价是：“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近14年，会因其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被载入史册。”
很多了解周小川的人说他是一个比较“西化”的官员。他不光熟知各国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史，还愿意跟国外的同行交朋友。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周小川是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是他的老朋友。在他犹豫不决是否该接受担任财长之职的时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与周小川有过一次“私下”谈话。周小川很坦率地告诉自己，他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而他认为保尔森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如果不接受这一任命，保尔森一定会遗憾的。这次朋友间的谈话，对于保尔森日后接受财长之职是有影响的。
后来，在担任财长处理次贷危机期间，保尔森和中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他认为，把美国的局势及时通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确定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处置方案后，保尔森及时联络了他在中国的两位老朋友：周小川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
无疑，周小川是中国最会与国外经济界政要沟通的官员之一。树立国际化的影响力，能够让中国央行的各项工作得以更顺利的推进。
2009年4月，各国领导人在伦敦召开G20峰会，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第一次就全球性问题共同寻求应对之策。此次峰会对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也意义深远。中国政府为参加此次峰会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周小川在2009年3月下旬通过人民银行网站集中发表的四篇文章，也是为此次峰会所准备的弹药之一。这四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储蓄率问题、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微观和宏观顺周期性、国际金融监管四个问题。四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把金融危机的原因往中国和亚洲国家推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还要从西方国家自己身上找。选在这个时点发表，主要是希望在G20峰会召开前率先表明立场，提出我们的观点和主张。文章一经发表，在国际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这四篇文章也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G20伦敦峰会是在比较务实和平衡的氛围下展开的讨论。
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承诺，对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并增大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2011年7月，央行原副行长朱民正式被任命为IMF副总裁，成为该组织首个进入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他对推动人民币获准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朱民背后的坚实支持者就是周小川。从2001年中国在IMF的份额占比为2.98%；到2008年升至3.996%；再到2016年1月27日，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份额占比升至6.394%，这一过程中，周小川牵头的团队与IMF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包括对IMF自身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具有建设性而且切实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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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发言人”
金融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业，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政策制定者是否应该给市场传递足够清晰的信号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支持者认为，信号不清晰，市场就容易误读，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理解，从而不利于政策的推行；反对者认为，有时候过于清晰的信号，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寻租。
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语言技巧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标志性记号。面对很多非黑即白的问题时，格林斯潘也总是充分列出正反两方面理由，而避免任何判断性的结论。市场参与者几乎无法从格林斯潘的发言里判断出任何货币政策动向。而前主席伯南克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他会对自己向市场传递的信号不够清晰而导致市场误解他的意思深感不安，他总是希望将自己的意图明确传递给市场。
相比之下，似乎周小川属于另外一类发言人。他有时候在公开场合不太喜欢对事情下明确的结论，而是喜欢用比喻来谈思路。比如他曾经用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中医原理来阐述汇率政策。他说，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十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中药治疗方法中包含动态调整和试错。事后，有媒体送了他一个“老中医”的称号。
有时候，他也非常善于选择发言的场合，且发言的指向也会非常明确。2015-2016年间，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两次大幅度贬值，叠加A股令人恐慌的“股灾”，导致海外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剧烈下行的可能性表示担忧，“看空中国”的声音再度甚嚣尘上。2015年9月，在出席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周小川介绍了中国政府为避免股市出现断崖式下跌和系统性风险所做的工作，解释了汇率出现贬值的原因，并明确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趋于稳定，股市调整已大致到位，金融市场可望更为稳定。”有外媒评价说，他的表态，给全世界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IMF总裁拉加德也称赞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有效沟通，使得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担心得到了解决。
确实，市场对于金融问题的了解程度差异较大，所以，经常会对某些政策的出台产生误解。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极为发达的时代，一丁点儿的误解，可能会造成一场难以挽回的灾难。而“给市场的正确信号”，是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保障。
除了选择适当的场合进行公开演讲，周小川也深谙媒体的重要性与价值。他不喜欢用只言片语回答媒体的问题，可能与担心媒体误解他的意思有关；但是他也不吝于系统性、全面性的阐述他的观点，这符合他一贯严谨的作风，只不过真正能够有幸与他面对面坐下来进行深度采访的记者并不多。传闻曾有媒体记者为了采访到他，提前了解到他的行程，专门买了那趟飞机的机票，一路飞行十余小时，做了个彻彻底底的深度访谈。
而我记者生涯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能有机会给他做一次真正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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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期之“最”
周小川创造了很多历史，包括任职时间。15年的任职期，即便是在美联储，也可以排到第三名。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周小川虽然担任了15年央行行长，但是如果算上他从1995年开始担任外汇局局长，1996年—1998年期间担任央行副行长，他在央行的实际工作年限是达到了近19年。
美联储曾经有两位主席的任期达到或接近19年。一位是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一位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的任期实际上是18年半，接近19年）。美联储首任主席马瑞纳·伊寇斯的任期达到了14年。央行行长任职期长，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或波动较大的时期，稳定、独立的货币政策，对于重振金融体系、稳定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三位美联储主席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周小川对于中国金融历史而言，无疑也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其实，很期待周小川能够在退休后写本回忆录，像格林斯潘的《动荡的世界》，或者伯南克的《行动的勇气》，或者保尔森的《峭壁边缘》，祛魅中国央行行长这一神秘职位的同时，向外界展示他在这15年的任期中是如何一次次面对选择，力挽狂澜的。
不过写书有时候常常会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前面提到的几本书，就有评论家认为他们是在为自己任职期间的过错辩驳。似乎人们在评价某一位领导或官员时，也很难有众口一词的评语。
格林斯潘从1987年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直至2006年。在这近19年中，他被视为全球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任职期间，美国经济经历过衰退、经历过股市泡沫、经历过危机、但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尽管对格林斯潘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尤其是他所坚持的长期低利率政策被认为是导致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他对美国的贡献也是不容否认的。
周小川也是这样。尽管对他的评价有褒有贬，对他所支持的4万亿刺激政策有很多质疑，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他任职期间，中国的金融系统自身没有发生大的风险，即便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更不用说，他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央行独立性提升等等方面的巨大成绩。
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的2002年，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上升期，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刚刚开始推进，尚未在全球经济的浪潮中经历过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洗礼。尽管GDP增速从2002年的9%猛增至2007年的14%，但各项指标欣欣向荣的表象下，中国经济潜藏的风险也在逐渐暴露。对于金融部门的管理工作难度实际上在加大。
经历了一轮高速增长、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后能够率先复苏，进入了以更加注重增长质量的中速增长周期，在这一过程中，央行行长对货币政策的调控与平衡艺术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
在今年的两会发布会上，周小川只用了两个字来总结自己这15年的央行行长生涯。他说：“非常‘有幸’和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