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长的这15年

2002年的12月份，时年54岁的周小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18年3月19日，这位连续多次刷新任职时间的央行行长，终于在古稀之年，过上了退休生活。

总是以笑容示人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呈现给外界的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形象，他是央行首位拥有博士学位的行长，早年留学欧美，充满学者气息，并且曾两次获得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即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或许就是因为这份学者的自信，周小川在担任央行行长的15年间，他带领中国度过了金融危机，“啃下”金融领域各项改革的硬骨头，完成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加入SDR、金融市场改革、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等重大议题。同时，他也与中国共同经历了货币超发、GDP首次跌破7、杠杆高企、物价攀高等各种问题。

如今，这位被赋予了“中国的格林斯潘”、“人民币先生”、“改革先生”、“最具有能力的技术官僚”等多种称号的长者，终于还是卸任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把守了15年流动性水龙头之久的行长，早就成为中国金融史上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了。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金融改革与发展”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第十二次以央行行长的身份出席两会记者会。这次的发布会上，海内外记者的提问或尖锐或趣味，涉及范围也从人民币到 41 34552 41 14397 0 0 5287 0 0:00:06 0:00:02 0:00:04 5287利率、从监管到改革等，也基本上涵盖了周小川在过去15年间的重要事情。

人民币国际化

或许就是因为早年的留学经历，让拥有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的周小川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坚持开放，走向国际，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性。于是，在周小川登上央行行长的位置之后，就迅速展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第一步便是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事实上，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了“中央银行按照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2003年，在周小川的领导下，利率市场化实现破冰。2003年之前，银行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此后浮动范围不断扩大。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同存款利率下浮不设底。2013年7月起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2015年10月24日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管制。至此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

在推动利率改革的同时，周小川也同步开始了汇率的市场化。其实，在周小川刚刚出任央行行长之时，日本和美国就制造国际舆论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当时的周小川一方面坚定稳住人民币汇率，一方面也积极筹备汇率改革。

2005年7月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由此，周小川的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自2005年7月开启汇改以来，汇率波动区间不断扩大，由0.3%扩大到2%，同时中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颇有成效。但此后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冲击，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从2010年6月起，央行宣布重新启动汇改，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均超过30%。

不过，波折并未结束。在2015年的“8·11汇改”后，人民币一度出现连续贬值。此后，市场对汇改的不确定，又叠加上A股彼时出现的9年来最大暴跌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在2016年2月13日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恐慌性抛售”。

两日后的2月15日，央行官网刊发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其中提到，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周小川在全球恐慌的背景下，通过一席颇具力量的话让很多人放下了悬着的心。

事实上，彼时除了汇率不稳，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政府、家庭、公司等部门债务攀高等问题，也让海外人民币空头势力一度崛起。而正是因为周小川和央行当时对各项改革的鉴定和积极发声，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心，被称为“投资者的定心丸”，并在当年获选《环球市场》东亚地区的“年度央行行长”。

伴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里程碑式进展，但最重要的节点之一，当属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SDR）。

时间倒回2009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周小川曾表态，认为危机凸显了全球金融体系依赖单一国家货币的风险。于是，他提出应当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摆脱美元主导，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同时，他提出SDR应该覆盖所有主要国家货币，成为一种“超主权货币”。

当时周小川的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西方将此认为是中国要用“世界元”取代美元的表现，甚至还给予周小川以“世界元先生”的称呼。周小川在2009年底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选出的年度100名思想者中，位列第9位，理由便是“警醒国际不应再倚赖美元”。

从此之后，人民币开始加快国际化进程。事实上，早在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对人民币“入篮”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但由于被认定尚未达到“可自由使用”的标准，于是入篮未果。此后，中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沪港通、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扩大等。

五年之后的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人民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并决定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于是，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人民币成为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也是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原IMF副总裁朱民在谈到人民币入篮的历程时，曾表示，在最终入篮结果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中国央行，特别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坚定地按照计划推进改革，体现出巨大的勇气。这些改革，最终使得人民币迎来“历史性时刻”。

由于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改革上的成绩，周小川收获了“人民币先生”的称呼。彭博社也在2016年将周小川纳入“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并表示“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近14年，会因其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被载入史册。”

如今，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程已基本走完。正如周小川在3月9日“两会”央行记者会上所说，该出台的政策都已经出台，接下来就是市场的选择，强制不来。

坚定的改革者

可能是源于深厚的学者素养，在面临难题时，周小川不会过分依赖经验，而是能够大胆突破固有思路，从发展的视角去尝试。这样的思考特点，让周小川成为了一个看起来“不走寻常路”的改革者。

在他看来，改革中的“等、靠、要”是一种要不得的态度，无论是等待万事俱备的“条件论”，还是应该按最佳顺序来推进改革的“顺序论”，都存在缺陷。于是，他认为“最困难的状况倒逼改革出台”，有合适的时间窗口的时候就一定要抓住，错过了时机，未来成本可能会更高，困难也会更多。这样的态度促成了周小川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坚决改革。

2002年，中国银行体系正处于困顿之中，甚至被当时的标普尔评定为垃圾级，“中国金融体系是个大定时炸弹”等论调也时常出现在外媒。据当时媒体报道，彼时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当时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5%，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实际上可能不止25%。

种种不利因素，反倒成了倒逼周小川拆弹的契机。于是，2004年1月，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方案浮出水面——动用外汇储备，而不是此前传闻的财政部发债1300亿元直接注资。

据《财经》杂志在2010年的一篇报道称，2003年5月19日，刚刚担任央行行长半年的周小川，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以一份19页的PPT向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汇报如何改革“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国有银行，其中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和风险。

后来，国务院以此为蓝本确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对于绕过财政，利用外汇储备注资这一举措，市场人士评价说“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性，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于是，2004年初，汇金公司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为试点进行注资，并通过一系列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完成改革。此后，建行、中行、建行、农行相继在香港H股和A股顺利完成上市。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引入战略投资者，且优先在香港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贱卖”的论调渐起，市场展开了关于银行改革的热烈争论。不过周小川不为所动，坚持“股份制改革和发行上市”的路径。

最终，中国银行业的新面貌证明了周小川决断的正确。2011年11月，中国银行进入全球首批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成为中国乃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唯一入选银行。

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11.5万亿元，是2003年改革前的4倍多；这一数字在2017年底首次突破250万亿元，与2012年末的133.6万亿元相比，五年间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了88.6%。

争议与繁花相伴

担任中国央行行长，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有人曾调侃道，央行行长就是用来挨骂的。这在周小川和他领导的央行身上体现得颇为明显。

从利率、汇率走向市场化，到国有银行改革，周小川都曾遭受过各种争议的声音。不过，这些似乎都比不上“货币超发”引起的非议。

数据显示，2002年周小川刚接任央行行长时，M2广义货币总量为18.3万亿元；而在2012年时，这一数字则逼近100万亿大关。而这背后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促进经济快速回复而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而在2013年关于周小川的连任投票中，共有158票反对、41票弃权，在各部委领导人中票数是倒数第三。这样的投票结果也曾被认为是与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所相关的。

伴随着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9.6万亿元，创出近年贷款增量的最高纪录。同时CPI涨幅也成为绕不过去的数字，2011年CPI涨幅甚至达到了5.4%；而在2012年后，CPI有所下降，但是房价却翻番。这一系列问题被市场人士归结于央行超发货币。

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首次对全世界经济增长新增部分的贡献超过50%。全球经济增长重心正在悄然移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

事实上，过去15年间，中国经济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这无疑离不开周小川和央行的货币政策。

而中国，也从2002年时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和第四大出口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