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在历史的启示中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来源：《红旗文稿》2017/11
作者：严昭柱
民族若是一片森林，文化就像阳光、雨露和土壤，是民族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其内涵极其丰富，从语言文字到饮食服饰，从家风民俗到节庆乡愁，从婚丧嫁娶到待人接物，从英雄传说到歌诗乐舞，耳濡目染、以文化人，渗透于国家、民族的全部社会生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着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滋养，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文化以价值观为精髓，融入社会生活、浸润思想道德。
一文化自信的历史命运
文化自信的历史命运，与人类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事实上，文化自信的历史命运，在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确实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特点。
随着国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发展起来，冲突与合作、对峙与融合、战争与和平，缤纷杂现、变幻莫测。但是，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这种交往从范围来说还是地区性的，从性质和价值趋向来说则受到不同时期地区主要强国的文化特性的明显影响。
例如，在世界东方，就受到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和平、友好为主旋律，在交往中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得到了高度尊重。古代中国出现了如汉唐盛世那样推动东方各国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如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开辟古代丝绸之路的壮举，贯通欧亚大陆、横跨亚非海路，促进了更大范围各国各民族友好贸易、和平交往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各国各民族在各方面的全球性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这合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资本的本性及逻辑却把少数国家、民族的繁荣建立在劫掠大多数国家、民族的财富与尊严的基础之上，把世界推入殖民掠夺的血海，开启了世界历史在近代的大变局、大动荡、大分裂。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满世界抢夺殖民地，同时到处践踏和摧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自信。世界不是更加和谐而是更加分裂，民族之间不是更加平等而是更加对抗。这成为文化自信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洋奴们的为虎作伥面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自信，以不屈不挠、宁折不弯的“骨气”迸发出来，放射着强烈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时代光辉。
这种“骨气”，就是毛泽东面对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发出的庄严宣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种“骨气”，就是毛泽东高度赞赏的“鲁迅的骨头”“鲁迅的方向”：“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骨气”反对西方列强的“霸气”，以坚决的革命斗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这不仅反映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而且反映了整个世界的要求。因为西方列强对世界的统治其实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便成为声气相投的兄弟、并肩战斗的盟军。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强调：“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文化自信由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深刻的时代内容和深远的世界意义获得了升华。
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准确判定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准确判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了中国人民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庄严任务，强调这种新文化首先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振兴中华”的梦想提供了基本前提。经历了百年屈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事业的巨大鼓舞，是对正在土崩瓦解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沉重打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许多国家和民族走上了独立自强的发展道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开始了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但是，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野心没有改变，它们拉拢资本主义国家、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把世界拖入冷战的旋涡。它们信奉和推行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没有改变，竭力摧毁其他各国各民族文化自信的企图没有改变，它们继续推行强权政治、炮舰外交，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时大搞种族歧视、双重标准，对不顺从自己的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政治颠覆、挑起内乱和战争。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大肆煽动抹黑其历史荣光、抹黑其领袖和英雄从而摧毁其理想信念与文化自信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
但是，中国却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历经曲折，战胜艰险，成功地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潮流席卷全球、势不可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大。而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中东战争的消耗、恐怖袭击和难民潮的冲击，新自由主义到处碰壁，“华盛顿共识”声名扫地，霸权主义捉襟见肘，“民主”神话濒临破灭，体制失效警号长鸣。整个世界的财富和力量的重心正在发生历史性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文化自信越来越有底气。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西方国家特别对中国的文化自信感到担忧，甚至视为威胁，深刻反映出它们面对霸权主义滑落轨迹的历史挫败感。
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感受迥然不同，但是，历史的前行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时代不同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再也不容随意践踏，这是全世界人民历史奋斗的胜利成果，是文化自信自身真理性和正义性的历史证明。坚定文化自信，将继续成为各国各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撑，将帮助全世界人民奔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未来。
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惟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长期在世界上科技领先、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科学总结历史文化遗产，把那些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禀赋、特点、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加以发扬光大。
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
周武王伐殷，师渡孟津而作《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把“民之所欲”作为推翻商纣暴政的革命正义性的根本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以民为本是诸子百家的共识。
管仲鲜明地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对齐宣王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对梁惠王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思想博大精深，为中华传统文化种下了富有人民性和革命性的基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反复经受实践检验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多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和坚定的精神追求。
举贤任能、讲信修睦，关心民瘼、重视民生，倾听民意、顺乎民心，成为促进国家兴旺发达、克服各种危机和挑战的强大正能量；
公忠为国、公而忘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铸就了充沛天地的人间正气；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扶危济困，尊老爱幼，慈爱友善，催进着中华民族的社会和谐与进步。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真正的主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坚定文化自信，必将使前人“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以民为本”的传统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得以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自古铭记“满招损，谦受益”，对客观世界采取敬畏尊重、虚心学习的态度，是一个谦逊好学、求真务实的民族。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原则，承前启后，影响深远。
古代哲人讲“日新之谓盛德”，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不但是“道法自然”的生动实践，而且培育了中华民族乐观进取的精神、开放创新的思维和开阔包容的胸襟。
同时，中华民族又历来反对叶公好龙、纸上谈兵，讥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批评刻舟求剑、囫囵吞枣，嘲笑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要求无论学习和创新，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都要注重实践、接受发展着的实践的检验。
这种勇于创新又不忘初衷、谦逊好学又不失根本、乐于包容又拒绝迷信盲从的充满辩证精神的文化立场和态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有原创性、开放性、包容性，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去执着地追求真理、实践真理，为真理而斗争。
这种文化立场和态度，在天下为公和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驱动下，使中华民族在强盛时能够亲仁善邻、海纳百川、取长补短、互学互鉴，在困顿与灾难中能够不屈不挠、励精图治、转益多师、探寻新路，形成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巨大创造力和“多难兴邦”的强大修复力。
玄奘西行、鉴真东渡这样历经艰辛、九死一生的文化交流传奇，是发生在国势强盛的唐朝的千古美谈。
明朝郑和率领船队横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印度洋，到处传播友谊、互惠贸易，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无敌舰队。
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惨境地的深重灾难中，中华民族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海外学习运动、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试验、最为深刻的人民大革命，终于成功改变了民族命运。
自20世纪中叶以后，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去西方各国考察、学习，向国内介绍、宣传西方各种思想理论。但是，迷信西方、全盘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却总是先生打学生。最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才在精神上掌握了主动权，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为了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中国把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拿来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才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也没有简单照搬俄国十月革命首先在城市暴动的具体经验，而是探索出坚持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经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在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世界社会主义探索遭遇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又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个根本政策，创造性地探索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举世惊羡的中国奇迹。
中国自古重视德。《尚书·大禹谟》中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把“正德”列为平治天下的三件大事之首。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共同塑造着中华文化重德尚义的传统。
在老子那里，德就是“善”，他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在孔子那里，德的核心是“仁”，提倡“泛爱众而亲仁”。
孟子也说：“仁者，爱人。”这种观念渗透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层面。
在这些层面上，都要重德、敬德，都要与人为善，都要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德的重视和认识，其重要特点和可贵之处在于不仅讲“利万物”“泛爱众”，而且讲“和而不同”“和为贵”。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先哲们对世界的多样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概括。
西周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禆同，尽乃弃矣。”指出不同的东西彼此和谐才能生成世间万物，如果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世界就不再发展了。由此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
《周易》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礼记》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都是讲“和而不同”是自然之道，也是君子之德。这就要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尊重差异，以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去和谐相处，并推动事物的积极发展。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交、民族与民族相友，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是个人和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天下太平的通途。
所以，中国自古反对霸道，反对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践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些，正是“和而不同”的观念在处理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上的运用。
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使中国从来拒绝扩张野心，也从来没有为扩张领土而发动过侵略战争。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世界强国，却从来没有奉行过西方列强那种“国强必霸”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更没有西方列强为抢夺殖民地而残酷灭绝土著民族、大规模劫掠非洲黑奴的罪恶行径。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过60多年的奋斗，中国正在强大起来。一些西方舆论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正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以己度人。
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并纵火焚毁圆明园、1937年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等令人发指的暴行，早已被世界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种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必然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将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亲仁善邻、以德服人，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于中国人民，造福于全世界。
（作者：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席、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