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深阅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
告别一知半解
深读真知灼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国家公益性产品，即天下大治、安定团结，政治有序、社会井然。
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能够在全社会范围提供的，赖以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福祉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天下大治、秩序井然，就如同新鲜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个人都无时无刻不需要它。
在世界大国及主要政党中，中国共产党尤其珍视并且善于维护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种稳定性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既有对人民的责任，也有对全人类的贡献。
政治稳定，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以及党的执政理念、国家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的连续性；社会稳定，主要体现在社会规范的广泛有效性和社会冲突的高可控性，其直接体验就是社会公道正义的实现感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感。
与其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动荡与冲突已成常态，政治稳定、社会安宁成为一种稀缺的国家公益性产品。
在北美，尽管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但选举过程及其上台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正在加剧美国社会撕裂与对立；在西欧，难民入境在法国、荷兰等国引发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对其政治选举带来冲击；在南美，巴西正在经历前总统罗塞夫遭弹劾、治理积弊集中爆发的阵痛。
还有许多国家近年来军事政变、军人干政乱象频生，如缅甸、菲律宾、泰国、土耳其以及非洲多国；有的国家甚至经历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动辄“城头变幻大王旗”，民生福祉沦为最大牺牲品。
在社会公共安全方面，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多国近年来为恐袭阴云所笼罩；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在原政权被美国摧毁后，至今仍深陷恐怖主义血腥之中。
放眼世界，一个稳定而安全的中国的确是“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广泛代表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也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人民中心思想在政治上的深刻反映。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和巩固执政基础，兼顾群众性、阶层性，代表中国全体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在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整合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当中发挥了领导与引导作用，真正做到了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
人民代表制度的优势反映在重大决策中，就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提高，既通过汇集众思、广纳群言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也保证了议而能决、决而能行的决策效率，避免了竞争性政治体制下决策效率低下、权利各方掣肘的弊端。
反观美国，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和社会分化日益严重。
从 “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出“99%”的普通大众与“1%”的金融精英阶层之间的对立，到美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甚至是骚乱所反映出的种族矛盾，再到不同政见、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的对立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在枪支管控、医疗保障、移民、同性婚姻、身份认同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群体日益固化，彼此见解调和难度不断上升，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而且成功顶住了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攻势，有效应对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旗帜，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体人民中不断巩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巩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利益追求，巩固国家富强之梦和个人幸福之梦有机统一的行动准则，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牢占据主流，对团结社会、凝聚人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护了中国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
反观苏联，苏共领导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自我抹黑苏联党和国家历史、放任西方意识形态泛滥，自我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苏共的领导，这成为苏共亡党、苏联亡国，酿成20世纪最大政治悲剧的重要原因。而本世纪东欧、中亚以及北非发生“颜色革命”的多个国家，其原有政权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尤其是对当局政权的肆意抹黑面前应对乏力，加之西方价值观、民主模式和生活方式长期潜移默化渗透，使得在反对派粉墨上场、登高一呼时，大批民众不辨是非、受到利用驱使，加速了当局政权垮台、国家滑向崩溃和战乱、社会陷入动荡。
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失控而发生政权颠覆、百姓受难的一系列教训，也使得当今中国社会对西方的真面目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珍惜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的大好局面，把握好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推动发展，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广泛共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将人民组织起来、彻底告别“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是中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惨命运、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对先行国家加速追赶的重要前提，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环境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得以有效组织，其前提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组织化的强有力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拥有8900万党员；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部”。
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吸纳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建立起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通过党的先进思想理论体系和推进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全党在思想上团结统一，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使全体党员、党的中央机构、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共同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使党具备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而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与国家机构、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组织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国家层面一直延伸至企业、社区和自然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力量充分整合在党的领导下，进而将13亿多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实现全民族的团结。
反观同为13亿多人口大国的印度，有包括7个全国性大党、40个地区性政党在内的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参与国会选举竞争，难以实现对人民的有效组织，难以克服自身历史与文化带来的邦属众多、教派林立、统一基础薄弱，政策难以一以贯之，国家发展步伐深受阻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政治协商中实现党际合作与协商民主，达到政治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是积极团结而不是互相掣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共处，由此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民族大团结大联合，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汇集众思，提高决策质量，降低决策风险，最终使国家受益、人民受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顶层设计、协商体系建设、协商渠道建设等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协商民主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反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代表着泾渭分明的不同利益集团，以权力制衡为初衷的“三权分立”政治舞台近年来日益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角斗场，为争夺选票而互相揭短攻讦、两党总统候选人互相诋毁谩骂，屡屡上演政治争斗的闹剧；在联邦层面复杂重大决策中，两党之间协调合作机制日益式微，互相对峙、拆台、扯皮成为常态，为了否决而否决。对此，奥巴马曾无奈地承认，华盛顿“一事无成”“四分五裂”。可以说，当今美国“制衡”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正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避免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政权形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单一制政体和崇尚团结统一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体多元”的现代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
新中国成立68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发展政策，如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不仅有力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千百年来贫穷落后的面貌，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还从民族干部培养、文化传统保护等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创造了多民族和谐共荣的中国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指出：“西方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从现代世界范围来看，受困于民族（种族）问题并由此引发严重后果的例子屡见不鲜。
如印度，其东北部阿萨姆等邦、西北部旁遮普邦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就是民族分离主义的重灾区，时至今日仍时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又如美国，因警察枪杀黑人引爆长期存在的种族矛盾，引发多地非裔人口示威游行甚至血腥袭警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始终在改革创新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改革创新中寻求发展活力。改革就意味着创新，只有在创新中才能保持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赢得永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创新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有关改革本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需求的适应性，还体现在改革领域的全面性、改革路径的科学性以及改革持续深入的自觉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新的篇章，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号角，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2020年阶段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写入新时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写进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公众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得到更高水平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丰富，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机制、国家监察制度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
反观美国，面对“民主政体”异化为“否决体制”的困境，尽管两党都十分清楚美国政治已经深受“否决政治”之害，但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无力改变美国政治的现状；不仅无力改变，而且还饮鸩止渴，一再利用有关议事规则作为武器，在政策议程中继续相互掣肘。此外，大众媒体多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政党观点和立场的极端化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在短期内得到扭转的希望十分渺茫。改革创新对当前美国政治而言，“非不为也，诚不能也”，反映出美国制度陷于僵化、与环境互动能力严重弱化的困境。对此，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政治衰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强的学习自觉性，善于鉴古知今、博采众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学习机制。
在中央层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坚持定期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十分广泛，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为例，集体学习涉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国防与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与引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布局相适应，重大问题导向十分突出，兼具全球视野和历史关照。学习形式丰富多样，既有专家授课、系统讲授，又有内部交流、参观学习，也向全党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地方各级党委也设有理论学习中心组，定期组织集体学习。随着201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的制定实施，党内组织化学习机制进一步成熟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向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一切其他国家学习其先进文明成果，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市场经济，向新加坡学习干部管理与廉洁建设，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实际上，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开放胸怀与学习心态的最佳反映。
相比之下，西方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以民主“正统”自居，唯我独尊、自我封闭，认为西方制度已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既缺乏对自身的反思，又缺乏对世界其他国家制度的尊重和借鉴。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长期对外发布《国别人权报告》，罔顾本国十分堪忧的人权状况和一系列基本事实，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美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销美式民主，通过大量非政府组织向别国“免费”传播多党制、普选制的知识和经验，帮助组建反对党派，甚至不惜对一系列别国政权开战生事、除之后快。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表现出的竞争力，美国政界主流更多地停留在对所谓“威权政体”的批判，甚至未能跳出对抗与遏制的冷战思维。对此，早已有研究者指出，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向美国学习”，“共和党对中国的知识低得令人发指，共和党候选人以诚实的态度谈论中国的意愿也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共产党源源不断地培养和任用大批经过充分历练、为实践证明堪当治党治国治军大任的优秀政治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为例，跻身这一集体的领导者往往需要经过两个“超级治理”台阶的历练。
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各省区市特别是若干经济大省和直辖市的党委书记，在治理国家前先充分学习如何治省；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在任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助手，直接观察和学习如何治国理政、作出重大决策。
在每个台阶上，领导人都要面对严格的治理考验，经受严峻复杂环境的历练，学习观察已有治理经验的精华，藉此确保由出类拔萃的优秀领导人来领导党和国家。不仅如此，党还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组织认可、群众公认等重要原则选用干部，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从严执行选人用人标准，提高选人用人科学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还坚持从宽广视野中选任干部，注重从女性、从少数民族、从党外人士中选拔培养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还建立了以各级党校为主渠道、其他有关部门和部分高等院校参与其中的较为完备的干部培训体系，使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更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干部在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和地方党政部门、国有企业之间交流任职，培养能力全面的复合型干部和中国“政治家集团”后备军。
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使党的干部队伍保有的总人力资本不断提质增量，成为党治国理政所依赖的宝贵财富。
反观美国的政治实践，州一级主官跨州任职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没有跨州任职的调动机制，也缺乏支持易地从政的政治基础。
美国联邦和州一级参议员，许多人是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其家族在当地具有极其深厚的政治经济根脉；在多州的政治版图中，多代从政、政商互利的“寡头”家族数见不鲜，政治生态格局呈现出长期固化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并自觉通过持续不断的自身建设巩固这种能力。“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作为政治灵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执政方式创新，不断提高党内民主制度化水平和实效，增强自身创新活力，始终致力于打造更加坚强有力、更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着力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体制，形成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党和国家治理体系；
从制定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及“两学一做”活动，再到大力倡导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反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实质上与普遍意义的政党组织相去甚远。两党没有固定和明确的党的成员与各级组织，只有在举行总统大选时才按照政治倾向由选民自行登记，党派活跃分子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本党参加大选角逐筹款；也没有成文的党的章程，只在选举前才会提出本党的竞选纲领，而纲领中提到的施政目标往往又难以兑现，甚至会随着参众两院多数席位政党的更迭而根本没有实现的机会。与此同时，金钱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发挥的作用却不断强化，使所谓民主沦为“一美元一票”的“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马克思主义百余年发展中走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百余年兴衰中走来，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百余年伟大实践中走来。这套制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高度自觉、充满自信，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实现了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自信深化自觉，自强发展自觉，也使自信更可持续。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杨竺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