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镛：我在东大50年（上篇）

在东大，

50年风雨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呢？

这位东大人，

用他的视角见证了东大的成长，

让我们一起走进刘老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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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镛  1937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曾任校党委常委、社会科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研究生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生班教学督导、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论纲》(主编，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西方社会与西方思潮》(主编，获江苏省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中国改革与发展》、《哲学自学指南》(合著)。曾获江苏省高校优秀教学一等奖、江苏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因缘际会

我与东大有情缘

时光荏苒，转眼间又迎来东大建校121周年。我自1972年初调到东大，至今已50年有余，我人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东大度过的。作为一名东大人，东大待我有恩，我对东大有情，“恩情”成了我与东大不可割舍的精神纽带。

说到调入东大，看似偶然，实有缘分。缘分既是人生的机遇，又是命运的必然。此乃因缘际会，于我实感幸运。1953年夏，我于安徽省和县初中毕业，来南京报考中专，先走到进香河西侧的南京地质学校，见正在盖教学楼，看来报考无望。于是便转身到四牌楼，忽然间“南京工学院”赫然在目，大门内中央大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枝繁叶茂，稍远处圆顶的大礼堂巍峨屹立。我虽心存敬意，却可望而不可及。

1972年3月，刘道镛老师与大礼堂合影

于是又南行成贤街，过浮桥，东转总统府后街（今长江后街），有个华东水利学校，在那里报名考试。考后，我自感成绩不佳，录取无望，于是又急忙赶往中华门外，乘火车到芜湖，报考安徽省银行学校，所幸被录取。那时候生活清贫，手提布包，肩背芦席，白天饿了吃烧饼，夜间困了宿街边。一路颠沛流离，却自得其乐。我想人生吃点苦并非坏事，苦和甜相反相成，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华东水利学校后升格为江苏省水利专科学校，迁往扬州，长江后街原址改建为交通专科学校。那时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我被推荐高考，于1960年先在南开大学经济系本科班，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历时七年，毕业后，调回由南开大学经济系所组建的河北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

刘道镛老师在书房备课

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我与南工及其后来合并于东大的交专、地校的不期而遇，真正使我与东大结缘的还要把时光回溯到80多年前。我有个姑姑，出嫁在南京城内，1937年，侵华日寇南京屠城。姑姑怀孕在身，慌乱之中逃回家乡，因难产而无医可治，不幸去世。所幸生下一子，就是我的表弟。解放后考入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工作。我在人大读书时，常常去看他，交谈中屡屡提起南工。另外，与我同在南开、人大读书的一个同学，毕业后也分配在南工马列室任教。由此，南工就成了我心中“永不消逝的电波”。我能来南工做一名马列主义教师，实在是机缘巧合，我心满意足。

刘道镛老师初到南京工学院时的工作证

回想这一些经历，不禁让我感慨：历史有时会戏弄人，有时又能成全人。谁能想到，20年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南工，如今不仅可及，而且可住，成了我的家。这正是历史的奇妙之处。这奇妙之处缘于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正像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一样，历史是无数人相互作用的合力，这里既有每个人的主观努力，更有客观规律的使然。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哪能有我这一段东大之旅的人生历程。所以我们要敬畏历史、珍爱历史。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亦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总之，我与东大结缘，既是缘分，又是情分。情因缘而生，缘因情而固。正是这种牢固的情缘，促使我继续努力，不断前行，以不负东大的接纳与期许。以上是陈述我是怎样来到东大，成为东大人的。概言之，我与东大有缘，简为“情缘”。

文科起程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国人的头脑，也催生了东大（南工）的“转型升级”。历史上的东大本是江南名府、东南一流，文理工农商医教综合发展，学科齐全。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工学院的工科优势早已远扬，有“北有清华，南有南工”之说。南工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至今的工科仍是东大的强势所在。问题是要不要发展文科，加强理科，人们逐渐意识到工科占绝大多数的学科生态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难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发展文科势在必行，而且时不我待。

刘道镛老师在资料室阅读书籍

“智者顺势而为，乘势而作”。1988年，正是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南京工学院毅然复名东南大学，发展文科已成共识。今天看来，这的确是一种高瞻远瞩之策，但需要精心谋划，久久为功。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幸成为东大文科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参与者，在东大文科发展起步征途中，曾经充当了三员，即“宣传员、联络员、服务员”的角色。

关于东大文科的恢复和发展情况，我曾写过几篇短文，作了几次发言。主要有《发展文科，振兴东大》《而今迈步从头越》《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哲学与科学：同生共长结硕果，东大气派显辉煌》《奋改革开放之力，创一流东大之业》以及《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加强我校文科教材建设》等，回顾老东大文科历史，介绍新东大文科现状，总结文科发展经验与教训，提出文科未来发展愿景以及今后发展路径。

刘道镛老师在办公室

在东南大学历史上，文科曾经鼎盛一时，学者云集，成就卓著。后因我国高校院系调整，东大文科一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和发展文科逐渐引起校领导的重视，招收了1977和1978两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班，随后又在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科学系和哲学与科学系，并招收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本科生和科技哲学以及党史、哲学、经济学研究生，为东大文科的重建作了必要准备。南京工学院复名为东南大学，标志着东大将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发展文科成了东大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

1990年9月12日，学校正式发文，决定成立文学院。当时的文学院下设社会科学系、哲学与科学系、校思想政治教研室和外国语言系，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所、中华词学研究所、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所、人文资源开发应用研究所、外语系的翻译学研究所等。文学院的正式成立，为东大文科的重新起步搭建了一个平台。以此为起点，陆续地建立起了中国文化系（1993年7月3日）、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1994年3月1日）、艺术学系（1994年6月9日）、法律系（1995年1月20日）。此后，中国文化系与社会科学系又各自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了中文系和旅游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至此，东大文科的基本构架初步形成。

从1990年至1996年的6年里可以算是东大文科的重新起步阶段，我将其称之为“而今迈步从头越”。“万事开头难”，此言不虚。东大文科的重新起步，凝结了几届校领导的睿智谋划和竭力推动，这是东大文科得以迅速启动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我本人作为一个亲历者感同身受，念兹在兹，难以忘怀。

东大文学院的成立引起社会上的特别关注，先后有数十位同志慕名而来，建言献策，愿到东大共创文科，其中特别引人注目并对东大文科的发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是南京艺术学院张道一先生深谋远虑，带领两个弟子选择东大创办中国的艺术学学科。正是在张先生倡导谋划下，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艺术学理论硕士点和博士点，实现了东大文科博士点零的突破。

在东大文科的起步阶段，原有的社科和哲科两系起了独特的作用。哲学与科学系是著名哲学家萧焜焘先生创建的，他为东大文科尤其是哲学学科的建设，可谓呕心沥血，不辞辛劳，率先垂范。他在原南工老院长钱钟韩院士的支持下，在国内比较早地开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并培养了一批硕士生；他还支持社科系哲学教研组的王育殊教授转入伦理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中国伦理学新秀。正是由于这些前辈们的远见卓识和艰辛开拓，使东大的哲学学科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社会科学系在东大文科的起步阶段起了重要的依托作用，它以其宏大的包容性支撑了东大文科的发展，文学院的许多系科，如中文、旅游、政治、经济、法律，都是借助这种外壳孕育生长出来的。社会科学系是一个“孵化器”，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它“寿终正寝”了。

启航不易

远程尤为艰辛

当我们回望东大文科重新启程的来路时，它留给我们的东大文科之路的深深脚印。在这条路上曾经行进过1977/1978两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班和1984年起的一届又一届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本科班以及其后的研究生班。这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生力军与社科和哲科的“老马列”们携手同行，书写着东大文科的华彩篇章。此后又增设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法律、教育等突击队，为东大文科的发展增光添彩。这是我讲的新东大文科的起步征程，简称“启航”。

“启航”固然不易，“远征”尤为艰辛。“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好在有老一辈的鼎力扶持，新生代的奋发图强，新东大文科迅速崛起，展现了蓬勃生机。我曾把新东大文科发展历程概括四个阶段：第一是思想上的苏醒与实践中的萌发（萌芽）。在这里，既有老一代的坚守，又有新一代的承重。第二是思想上的觉醒与实践中的生成（拔节）。这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环节。第三是思想上的提升与实践中的深化（开花），这是新东大文科的历史性跃进，基本形成了现有文科格局。第四是思想上的更新与实践中的完善（结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地扎根中国本土，具有东大特色、跻身世界一流的精品文科。

为了实现上述第四阶段的宏伟目标，我的想法是：（1）观念要更新，深刻学习和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精神内涵，真正落实新发展理念；（2）视野要开阔，立足国内，放眼世界；（3）机制要改革，内要融合，外要结合，纵横交叉，形成合力；（4）措施要得力，增强项，补弱项，设新项，尤其要助力交叉学科的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1992年2月28日，在北京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

负责《马克思主义原理》全国通用教材统稿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也曾经说过，自然界是联为一体的，我们把它分割为不同学科来研究，这与其说是人类智慧的高超，不如说是人类智力的低能。要突破这一低能“天花板”，唯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运用系统思维，实现学科交叉融合。

在这方面，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可堪称典范。早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因病在家休学一年，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后来在美求学，像海绵一样努力汲取各个领域的知识。他回忆起读博期间的经历时说：“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在老师的鼓励下，选修了很多专业之外的课程，如微分几何、复变函数论、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统计力学等。此外，还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甚至还去旁听生物系、化学系权威专家的课程。”

由此，我想东大要培养高端拔尖人才，全校各学科之间要全面配合、协同推进。所有这些，最关键的是要打破思想上的疏离、组织上的壁垒、行动上的封闭，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刘老师说：“东大待我有恩，我对东大有情”

知恩就当图报，何以为报？

他将用自己的三次选择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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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镛：我在东大50年（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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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陈可心 曹海滢

责编｜黄滢 宋雨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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