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欲时代，如何对抗乏味？
经验告诉我们，一些看似出格（但不突破社会底线）的趣味倘若得到主流的宽容、接纳，很可能就孕育着希望——尤其是亚文化中的青年亚文化。
2017年、2018年的中国流行文化，收获了三样东西：街舞、说唱和电竞。
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已不短。街舞、电子游戏在中国有30多年历史，说唱则将近20年，过去它们也曾局部职业化。
这两年不一样的气象在于，人们谈论它们时，不再纠缠于价值讨论，你喜欢就好，作为娱乐或者作为职业，都大有可为。
就像人类第一次吃螃蟹时涉及生死问题以及神秘主义，而今天，那就是一道菜而已。现在，街舞、说唱和电子游戏都被堂而皇之地印在“菜单”上。
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在过去40年的历史里一直反复上演。经验告诉我们，一些看似出格（但不突破社会底线）的趣味倘若得到主流的宽容、接纳，很可能就孕育着希望——尤其是亚文化中的青年亚文化。
新诗、摇滚、爵士、动漫、涂鸦、DJ、滑板，还有极限运动，莫不如此。每一次从“地下”到地面的转化，都意味着观念的革新。
新观念带来新生机，新惊喜。
所谓“地下”，指的不是非法，而是非主流。
主流意味着常态，所以它永远是乏味的代名词，而亚文化则是拒绝乏味的各色旗帜。街舞、说唱和电竞在这两年一股脑涌入主流文化，说明人们已经受够了乏味，很想问问：“有freestyle吗？”
改革开放史，从生物角度看是人类对抗饥饿史的高潮。乏味也是一种饥饿，精神上的饥饿，反映着人类寻求新鲜、刺激的本能。
在后物欲时代，对抗乏味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活下去不成问题之后，活下去的意义成了问题。
“元年”的意义
2017年，因为《中国有嘻哈》火到爆炸，被称为“嘻哈元年”。
2018年，因为《热血街舞团》《这就是街舞》红极一时，被称为“街舞元年”。
《热血街舞团》宣传片。
2018年，王思聪投资的IG战队电竞夺冠的消息在微博和微信上刷屏，由于“电竞元年”的桂冠已经戴在1999年的头上，这一年只得被称为电竞“黄金元年”。
“元年”是断代史的传统，所以每当一个事件把一个领域的“元年”确定下来时，总是意味着新的历史开始谱写。对于亚文化而言，今日所说的“元年”，可以理解为真正主流化的历史启动了。
这意味着“名利双收”具备了大背景上的可能性。
亚文化不是次等文化——文化无高下，它是属于特定同质人群的小圈子文化。
（图源：《中国有嘻哈》官微）
可以把常见的亚文化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是新生的，在发展阶段上就自然小众，比如1990年代末期的“网友”。
第二类是存量的，只是自身特点决定了它暂时或始终不具备大众化的条件，比如汉服、手办、二次元。
这两类基本上人畜无害。
第三类是与主流文化存在价值冲突的，正如亚文化概念的提出者大卫·雷斯曼所说，亚文化有一种颠覆精神。这一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种：A.冲突是观念性的，只是由于与主流之间尚未互相理解，需要在博弈中彼此适应和让步，说唱、街舞和游戏都属此类；B.冲突是根本性的，注定永远无法与主流融为一体，比如黑社会、虐恋、吸毒等群体。
说唱、街舞和游戏都属于第三类中的“A”，即与主流文化存在观念冲突，有待调和的。事实上，每一种具有“元年”潜力的亚文化，都属于这一种。它们中的任何一员实现了主流化，都暗示着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变迁——这正是我们观察2017年、2018年亚文化动向的意义所在。
大部分的亚文化——除了“B”之外，都天然地具有寻求与主流融合的冲动。表现最为明确的是同性恋，在公交车上求支持，在毕业典礼上索要校长拥抱，都是有代表性的行为。
说唱、街舞和游戏，还有更早前的摇滚、涂鸦，同样如此。“A”中的一部分包含对抗、反叛的因素，摇滚、说唱就是代表。它们的反叛一方面来自人文关怀，一方面来自对自身处境的不满，这两方面都是可妥协的。
（图源：《这!就是街舞》官微）
人文关怀本身是从主流社会学习而来，只是被片面化和极端化了。比如说唱会呼吁心灵自由、不受干涉、反对虚伪，对这些领域的思索，在主流文化谱系里早已全面而深刻，说唱只是把这些道理抽取极小的一部分，用通俗乃至粗鄙的语言重新叙述。
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则是更普遍的叛逆动因，嘻哈文化就是纽约黑人的愤怒宣泄，反抗是因为处境窘迫和不被认可，这来自“人欲”，因而很容易被改造。只要处境改善，被接受被认可，“骂娘”的必要性就会削弱。
故而，属于“A”的所谓反抗，相当程度上是自以为在反抗，很容易和主流达成妥协。而正因为“B”不寻求妥协，事实上也无法妥协，所以它就不在融合的考虑范围之内，主流对于与亚文化融合的防范心理，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基本上只需考虑它对未成年人可能带来的外部性，而这只是规范问题。
比如，说唱歌手PG One因为桃色事件和歌词肮脏而出局，只是个别越轨的结果，而不是主流对说唱的否定。
游戏商业化
在主流化、地面化之前，一般情况下亚文化都属于某种游戏。
荷兰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是研究游戏与文明之关系的权威。他总结游戏的形式特点时，说得非常精彩。
“（它是）一种自由活动；作为‘不严肃的东西’有意识地独立于‘平常’生活；但同时又热烈彻底地吸引着游戏者；它是一种与物质利益无关的活动，靠它不能获得利润；按照固定的规则和有秩序的方式，它有其自身特定的时空界限。它推动社会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倾向于以秘密色彩笼罩自身，并通过化妆或其他手段与普通世界相区别。”
概括一下，游戏在形式上包含几个特点：自由自主，别乎日常，有狂迷性，非功利性，范围较小，形成群体，并自赋价值。
把这些关键词一一套用在说唱、街舞身上，就会理解它们就是一种游戏，电竞则直接省去了套用的工夫。
所谓主流化，就是瓦解游戏特性，丢掉这些关键词。
兹有钢化玻璃一块，看上去非常坚固，砖砸不破，脚踹不烂。瓦解它的最省力方式，是用坚硬的锐器，击打它的边角。
这个锐器是商业，它的边角就是非功利性。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再回头看这两年来说唱、街舞、电竞主流化的路径，就变得异常清晰：被商业击中了非功利性这一软肋。一旦它不再是非功利的，其他的特点也不能维系，或者只能部分维系。
于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反叛性马上就衰退了。
比如摇滚，今天没有崔健、窦唯、何勇、张楚了，许巍基本不露面，大部分摇滚歌手都在高唱生命、爱情与咖啡。
比如说唱，从《中国有嘻哈》到《中国新说唱》，脏话当然要扔掉，家国情怀自然加进来，拥军爱民跟着Rap起来。
比如街舞，它从舞者与观众无分彼此，回到传统舞蹈“表演—观看”的相对位置中去了，街舞进入了艺考，成为了专业，街舞界有了政协常委。
最后，比如电子游戏，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分歧基本消失了，玩游戏不见得会毁掉未来，反而可以玩出未来。
它们都已经或开始职业化。
（图源：《中国有嘻哈》官微）
这不是在谈论商业的破坏性，相反，是在研究它的建设性。商业力量的介入，改变了亚文化的原初形态，同时把它从青黄不接、随时玩完的处境下拯救出来，赋予了它长存的生命力。
地下时代的说唱歌手，常常是很难在经济上独立生存的，很多人还有别的职业或生意，否则往往半途而废。而当它被商业化之后，就可以成为一种职业，得到市场的供养。
今天的中国，有两种过剩的资源，一是网络技术，二是资本；有一个缺失的能力（或曰空间）——讨论严肃、形而上的问题。
网络技术的过剩，会让人们把一切可能的应用领域都开发出来，典型如广场舞教学平台，大妈们的钱是世上最难挣的，但还是有人运用网络技术努力去挣。原本分散的街舞舞者、说唱歌手，也被网络技术集结起来，从全国城乡，奔赴优酷和爱奇艺。
资本的过剩，则让亚文化的商业化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支持。
讨论严肃、形而上的问题的能力（空间）缺失，我们就煞有介事、乐此不疲地讨论娱乐，因为在这个地方，看门人要少得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三者结合，亚文化成群地开启了主流化之门。主流的意思是良性的、有益的，寻求最大公约数的，那么进入主流的亚文化，就会变成其本相的“删减版”。
一个完整的板栗果实，长得像刺猬一样，很少人愿意去碰，而把板栗仁取出来放在桌面上，愿意吃的人就多了。
抵抗乏味
主流会删减亚文化，但主流同时为亚文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莫西干发型原来只属于嬉皮士，后来它被主流所接纳，衍变为各种非常时尚的短寸，比如贝克汉姆的发型。这种删减版的莫西干，到今天仍然生命力蓬勃。一个男人，如果你理了一个短寸，想要保持好看，理发的频率就会提高，因而短寸养活了更多的发型师。
所以，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主流接纳亚文化，其实是为了培育更大的经济空间。
在中国，喇叭裤曾一度被主流嫌弃，但当它主流化之后，一朝成为时尚，就购买汹涌。无数类似的经验，塑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实用主义精神，相信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面转化，这是真正的开放态度。
不过这种“好”，主要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好，这是个无底洞。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另一个是得到了。听上去是一句情感鸡汤，但社会学家郑也夫引用过另一个版本：“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按照后一种版本，它就具有大视野的人文关怀。人的基本需求就是温饱，物质匮乏是最大的不幸，而在今天，温饱轻而易举就解决了，生活就开始变得空洞无聊，丧失意义。
回顾中国历史，没有任何时代比今天更容易生存，物质更富足。即便是几个大名鼎鼎的盛世，饥饿也广泛存在。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就会尤其突出地面对生活乏味的问题。
解决生活乏味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自杀，另一个是不断寻求新的刺激。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一个。
主流实在太乏味。电视已经不值得打开，新闻里极少有新闻，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探索能让人醍醐灌顶，连“诗和远方”都已经被玩得无比的low。精英迷上了王林大师，仁波切不够用，PUA都能风生水起，许多人第一次吸毒只是因为那很新鲜。
主流已经无力提供新鲜度，其能力不是在重复就是在退化。重复的代表是电视，音乐选秀从2004年的《超级女声》开始，层出不穷，到今天依然如故；退化的代表是报纸，从曾经风云激荡的观念刷新、文本创新、思想革新，到今天一份报纸里找不到一段值得细看的文字。
所以我们今天是如此渴望新事物的出现。就像王思聪投资的IG战队夺冠以后，微信和微博都被一句话刷屏：“恭喜IG，虽然我不知道IG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非主流”作为一个令人兴奋、标新立异、“不明觉厉”的概念。最典型的例子是《奇葩说》如此受欢迎——仅这个名字就已经是一面反乏味的旗帜。
一名川菜美食家告诉我，为了寻找新的味道，四川的每一个地方，从地市到县城、乡镇、山村，都被翻了个遍，极为偏门的菜色都被搬到了成都的高端餐馆。道理相似，街舞、说唱、游戏都早已存在，今天的一朝火热，不是无数分子无规则地做“布朗运动”的结果，而是社会集体心理寻求出路在逻辑上的必然抵达。
爱奇艺、优酷这样的社会文化组织平台，一开始在权利上就被赋予了非主流的身份，而其可选择性、非灌输性的特点，又非常便利于通过互动捕捉集体心理需求。街舞、说唱通过这些平台实现“地下沸腾”，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甚至可能不到三年。街舞和说唱，也要做好变得乏味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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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副主编 李少威 lsw@nfcmag.com
编辑 | 赵义 zy@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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