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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度假,皇帝们在排队上岗

张建伟 南风窗 2019-05-31



普密蓬国王的驾崩以及明仁天皇的退位,都标志着各自国家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对于拉玛十世与德仁天皇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显然并不相同。




2019年5月4日,泰国新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举行加冕仪式。5月1日,日本皇太子德仁也继位成为新一任天皇。这一“历史巧合”,让泰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的君主立宪国家,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一个政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既需要跳出“非好即坏的革命史观”,同时也要跳出“非东即西的终结史观”,才能对君主立宪制在现代国家(尤其是在东方社会)中的价值与命运,进行重新的反思。


  君主立宪制的“三道坎”


“君主立宪制”对应的英文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从这个偏正短语可以看出,“立宪的”(Constitutional)作为形容词,是修饰“君主制”(Monarchy)的。


受线性“革命史观”的影响,当今大多数世人可能会认为君主制是“历史糟粕”,其内含的“世袭特权”与“终身统治”,与法国革命以来早已深入人心的“平等主义”与“共和主义”格格不入。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君主制曾经是非常“先进”和“普遍”的统治模式。尤其在生存随时受到威胁的远古时代,与其他类型的统治模式相比,君主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对权威与秩序的需要。直到20世纪初,君主制依然是最普遍的统治形式。


1909年之前,整个欧洲范围内只有法国和瑞士两个共和制国家,亚洲则完全处于君主制的天下。20世纪最初的10年之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爆发了两场“10月革命”:1910年10月爆发的葡萄牙革命,推翻了统治长达770多年的“葡萄牙王国”;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则埋葬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中华帝国”。


随后几年爆发的“一战”更是加速了君主制的消亡。欧洲三大“旗舰”帝国几乎同时崩溃—奥匈帝国(1918)、沙俄帝国(1917)、德意志帝国(1918)。在这些帝国的废墟上,诞生出一系列共和制的“民族国家”。附着于君主制的帝国记忆,也被这些国家一同丢进了“历史垃圾桶”。



理论上来讲,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型并不难。君主立宪制的核心是君主统而不治,政府对议会负责,君主只要放弃实际的统治权,将其转让给民选产生的议会,就差不多可以了。然而实际的转型过程,通常需要跨过“三道坎”:君主是否愿意向议会让渡权力?议会能否获得真正的权威?政府(内阁)能否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


只有当议会有能力建立统治时,君主立宪制才可能获得成长。如果议会中不能形成有效的多数来支持政府(内阁),政府(内阁)就可能因频繁倒台而产生政府危机。频繁的政府危机又往往会导致政体危机,从而给军事政变或传统君主制的复辟提供机会。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绝对君主制国家都没能成功跨过上述“三道坎”,最终被革命的浪潮吞没。在亚洲,奥斯曼帝国与晚清的“中华帝国”,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帝国,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的改革实践,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当然,也有少数国家躲过了革命的洪流,其中就包括亚洲的日本与泰国。于是,它们就成了今天观察与研究亚洲君主立宪制的“活标本”。


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的加冕典礼于5月4日至6日举行,这是泰国时隔69年后再次举行国王加冕典礼。



  两个“活标本”的异同 


泰国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相同之处包括诸多的社会文化条件,不同之处则体现在:前者完全是自发演化的结果,后者则是外在干预之下演化的结果。


近代以来,泰国没有沦为殖民地,其政治发展更多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演化的逻辑,可以作为观察亚洲君主立宪制的“天然实验室”。


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源于1932年的军事政变。此后在宪制层面,泰国废除了君主专制统治,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泰国国王由“东方式君主”向“西方式君主”转型。


然而,底层政治的运作逻辑,常常不会轻易随表层形式的改变而改变。从表层逻辑上来看,泰国确实完成了“威斯敏斯特式”的改造:制定了宪法、确立了议会主权、规定了国王受法律控制等等。而从底层逻辑来看,君主立宪制下的泰国国王并不纯粹是个象征,而是有着相当的权力和地位,保留着相当多的“东方式君主”痕迹。


再看日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君主立宪制,是二战后美国改造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的改造,基于自身的“东方色彩”,日本似乎很难走向现代君主立宪制,即典型的英式君主立宪制。


2019年4月30日,日本天皇退位仪式举行。天皇明仁、皇后美智子及德仁皇太子等皇室成员出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建设,实际上是以德国为模板的。从1871年开始,为了设计日本未来的宪政体制,日本政治家们用了两年时间到欧美各国考察。由于美国和法国是共和制国家,因此这两国的政治模式首先被排除掉。剩下的就是在英国与德国之间作选择了。


经过深入的对比研究后,日本最终选择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模式,因为日本政治家们发现,日本与德国在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国政治统治阶级均为武士阶级,即军事贵族,而其经济基础都是具有半封建性质的土地所有者。”


日本所模仿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然国家制定了宪法、设置了国会,但实际上权力的重心依然偏向君主一方,议会的权力非常有限。这种二元君主制,是介于绝对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一种制度模式,体现的是“国家本位”而非“社会本位”,为军国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温床。


相比之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社会本位”,议会是代表社会的力量来制约国家,军国主义没有发展的土壤。英国国王不用担心军人干政;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就从制度上解决了军人干政的问题。“根据1689年《兵变法》,议会授权国王在军队中设立军事法庭以维持秩序,但此法有效期只有7个月,到下一个议会会期为止,它需要议会每年都重新投票通过。如果国王有一年没有召集议会,由于缺乏军费和军纪管理,军队就无法维持下去。”


正是由于二元君主制的固有缺陷,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就崩溃,日本则要等到二战之后才最终走出来,泰国则至今依然在其中徘徊。


泰国国王册封新王后


  走下神坛的天皇与走上神坛的泰王  


君神合一的观念,在亚洲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根基。


二战之前,对于日本国民来说,天皇是“神”而不是“人”。也就是说,天皇不仅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元首,更是不可侵犯的“天照大神”的后裔。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裕仁同意美军的要求,自己发表了一个“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然而,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因不能接受天皇“由神变人”,而选择了剖腹自杀。


时至今日,日本天皇或许除了传统的民族服装之外,已经和西方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没有什么差别了。刚刚退位的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他不仅在1959年打破日本皇族不得与平民通婚的惯例,娶了一位平民姑娘美智子为妻,而且其职业更像是个学者,曾在国外多家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文章。


相比之下,自1932年泰国君主专制被推翻以来,泰国国王们经历了一个走下神坛又走上神坛的过程。泰国1932年的民主革命之后,政治权力实际上并没有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手中,而是转移到军人集团手中。此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国王及其代表的王室力量一直被军方压制,处于非常边缘的政治地位。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军人主导时期(1932-1957)。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泰国军政府因其所面临的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不得不将国王重新请上神坛。


首先,军政府不仅恢复了跪拜典礼和传统祭祀仪式,而且在其刑法中列入了“欺君罪”。泰国刑法第112条规定:“任何诋毁、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法定继承人或摄政王的人,将被判处3~15年监禁。”据媒体报道,曾有泰裔美国人因发表国王的非官方传记,回到泰国时遭到拘押并被判30个月监禁。这样,当局实际上以律法形式保证了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其次,泰国国王在解决政治危机中凸显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泰国的多次政治危机中,国王都扮演了“仲裁官”的角色。最典型的就是1973年和1992年的政治危机中,国王普密蓬所发挥的作用。1973年10月,泰国发生了反对军人独裁的大范围示威游行,当局进行镇压导致严重的伤亡事件。在紧急关头,国王普密蓬在王宫里接见反对派领袖,并说服军政府领导人他侬去职,成功化解了一场看似无法调和的冲突。1992年,泰国民间因抗议陆军首脑素金达出任总理而爆发流血冲突。为避免事态扩大,国王普密蓬召见素金达和反对党领袖占隆,促使双方和解—占隆停止示威抗议,素金达则在不久后辞职,冲突得以化解。


2019年5月4日,泰国曼谷,为期三天的泰王加冕大典今起举行,民众身穿黄色服饰,持泰王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肖像聚集在大皇宫外。



  两位新君主面临的挑战   


普密蓬国王的驾崩以及明仁天皇的退位,都标志着各自国家结束了一个时代,同时又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而对于走上历史前台的拉玛十世与德仁天皇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显然并不相同。


在泰国,作为保守阵营核心的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于2016年驾崩之后,新即位的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曾一度与军政府出现裂痕。哇集拉隆功继位后,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变革的要求,包括修改2017年的宪法草案、收回摄政王任命权、废止财政部长兼任王室财产委员会主任以使王室财产不再受政府监管等等。这些新要求无疑体现出新国王试图摆脱军政府控制的政治意图。


新国王的强势,无疑给军政府带来了不小压力,让人们对泰国3月大选后的局势浮想联翩。然而经过两年多的磨合,拉玛十世与巴育总理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拉玛十世未来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修复一个充满政治裂痕的国度,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达成有效的平衡。


而对于日本来讲,新天皇面临的问题不是泰国那样的结构性矛盾,而是与强人首相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仁天皇就曾因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与安倍首相不甚投契。明仁出生于1933年,目睹过战争对本国人民及受日本侵略国家的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痛,因而一直主张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而二战后出生的安倍晋三,则一直试图淡化战争的影响,将日本引向所谓的“正常国家”。


明仁对安倍的主张颇不以为然,曾多次对其进行委婉的提醒。而作为明仁长子的德仁天皇与父亲的政治立场近似,且膝下仅有独女爱子公主,将来皇位很可能由自己的弟弟或侄子继承,他将如何处理与安倍首相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 | 张建伟

编辑 |谢奕秋 xyq@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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