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工男的全世界路过

如果把广义的科学领域想象成一张地图，那它就在日渐清晰，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站到了这张“地图”上，不同国籍、肤色、性别，他们的分工在细化。慢慢地，每一个科学家所掌握的世界都是一个越来越细的碎片。这张尺寸巨大、大过宇宙的“地图”上，产生了裂缝，周边是大量的留白。

但整个科学工作者群体，又试图给人类一张完整的图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趴了上去，在“地图”上填补、探索，他们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

过去因为只看到这群人的背影，大家习惯给他们一个标签：“理工男”。

01

网红科学家

 “你知道为什么哆啦A梦的竹蜻蜓不可以实现吗？”

38岁的陈征，捡起地上的车轮，站上一个活动的小圆台，他要试着“起飞”。一只手握紧车轮的中心轴，另一只手拿住轮胎边，用力一拨，车轮呼啦啦地转——“竹蜻蜓”有了。

他双手将旋转的车轮举过头顶，几乎同时，圆台上站直的身体在头顶的车轮带动下，也转动了起来。但车轮顺时针地转，陈征逆时针在转。“竹蜻蜓”转得越快，陈征就反方向跟着转得越快。

不需要言语，道理便已清楚：如果“竹蜻蜓”是真的，哆啦A梦一定也会高空旋转。它不可能像动画片里一样平稳飞行，而有可能会晕。

“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它只有一个转轮。这个原理叫作角动量守恒。” 陈征1米70高，身形挺直，人近中年，微微有了小腹，穿着粉红色的Polo衫。他一边举着车轮在小圆台上缓慢旋转，一边亮声地跟《南风窗》记者讲解其中的原理。

类似的实验，陈征每天都做，有的更简单，有的复杂得多。他是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的一名大学物理老师，也是国内十余档电视节目的科学顾问，如今，在抖音发布了200多条泛科普短视频之后，他有了十余万粉丝。

陈征为中国科协，科技日报拍摄的“科学也偶像”短视频

无论是小时候玩爸爸在工厂里用的工具，还是成年后读了光学博士，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到现在在网络上变得知名，陈征的爱玩，都是一以贯之的。爱“玩”，还爱带别人一起“玩”。

2015年年底，央视的一位导演找到陈征，想请他“一起做个科学实验节目”。陈征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下午，就在他如今与《南风窗》记者见面的同一间实验室里，也是这样面对面坐着聊天。

“一起畅想嘛，吹大牛，我就大嘴一张，说我喜欢《流言终结者》（美国科普电视节目），就是太烧钱了。你想办法搞一个亿来，咱们搞一个中国版本。”说完之后握了手，就散了。

两个月后，《加油！向未来》的节目组总导演杨志文找到他：“陈老师，咱们有一个亿了，干吧！”

陈征一下子乐了。“有人愿意花钱请我玩，想玩什么玩什么，还能玩大的，为什么不干？”

但第一次去央视创造的办公室开会，陈征就懵了。他不知道，别人开会都是一开开5个小时的。

科学工作者们做事一条顺，讲究八字方针——“条理清楚、目标明确”，可是这些文化传媒工作者的策划会好像是散的，话题随时跑出十万八千里，大家不断闲扯，“严重没效率，开的是个神仙会”。可后来他发现，这么磨，才能出创意。

而向来“爱玩”、脑子灵活的陈征，出了科学的圈子，来到一群文化人、传媒人的面前，有时竟也显得有点“木讷”。所谓“木讷”印象，背后有两句偏见，一句是“这事咱也不懂，不能瞎说”，另一句是，“你什么都不懂，跟你说也白说”。

用“空气气垫船”给校园里的孩子们展示摩擦力的力量

事实上，如果把科学家看作一个职业的话，它的对象是自然，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不是为了要合作，科学家可以不跟人说话。

但合作，总是必要的。

进入《加油！向未来》节目组，陈征不得不与科学领域之外的人进行专业方面的接洽、合作，所以必须有一些改变。他也逐渐发现，自己过去的念头，其实是有一些偏见的。“我嫌导演组不懂科学，人家可能还觉得我不懂观众。”

一次陈征提出来，要在《加油！向未来》节目中做冻结闪电的利希滕贝格图形（束流树）雕塑，这是一个陈征之前一直想做而没有条件做的实验。

在和栏目组以及科学团队一起到处找支持条件，努力了2个月，终于实现时，陈征特别激动，拿着它就去跟节目组的领导说，这个东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非常有价值，你们应该把它做成纪念品拿去卖。

“他们就看着我，特别客气地跟我点头”，陈征笑着说，“回忆起来自己好像个推销员。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件事没有下文。

陈征后来意识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如同神奇的炼丹炉，它会孕育、筛选、改变人的思想，包括审美方式。

02

“出城”上班的科学家

科学家的生活方式，不怎么为外界所知，甚至是被误解。

6月11日早上8点，陈为为照例在北京理工大学5号楼等待他的学生，人到齐了就一起出发，去北京航天科工第四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四院”）。因为参与了航天四院的国防科研项目，他在那里有一个120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一条从三环内走到六环外的“出城科研”之路，历时75分钟，需要坐4趟地铁。从2018年年初开始，几乎每一个工作日，陈为为都会领着学生们在这条路上来回2趟，早8点“出城”，晚5点再“进城”。

因为反着人流，人越来越少，起先和大家站着挤，后面还有空把包里的论文拿出来读。“很多问题在地铁上就解决了。”陈为为笑着说。

陈为为是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实验室里，埋头于外行人根本看不懂的课题研究。

一束碳纤维放在手心，像是一小缕头发，大约2毫米宽。陈为为拿拇指和食指一挪，它们散开了。“这里有3000根”，每根碳纤维的横截面面积，是正常人类头发丝的1/100左右。

而陈为为和他的学生们这三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自主研发的机器，在每一根纤维的表面做涂层。纤维表面涂上各种材料之后，原本的属性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带来意料之外的用处。

“用尽可能简单的材料，去解决生活中的大问题”，是陈为为当一位材料学科学家的初衷。

谈论初衷与理性，陈为为的神色轻松得多。他总是笑，说几句话就有面部表情，皮肤也干净透亮，所以看上去比实际的37岁更年轻一些。

他不运动，不刷朋友圈，不认识任何当红明星，只有在陪孩子时才会去看电影，但不影响他同样也是一个开朗的人。

“除了科研没别的爱好。”陈为为这样评价自己。自然地回忆起吃住在实验室的学生岁月，陈为为觉得：“科研多少是有些竞技性的。”因为总想把材料做得再好一点，做不出来可能就会睡不着觉。但有时候也不光是竞技，“如果有成果了，至少我对得起国家，没有浪费国家的资源”。

每天和陈为为一起“迁徙”的学生人数不定，最多时有七八个。而在这一天是常见的组合，2个，他的博士研究生卜爱明，和硕士应届毕业生张永福。

卜爱明是一位90后女生，今年博二。她说：“读博比硕士辛苦多了，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继续学习。”她管这每天的“出城科研”叫“上班”。

今年9月，张永福会跟着陈为为继续读博。他告诉《南风窗》记者，自己读博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可以顺利毕业”。这是个一旦被女生的目光扫到就会面露羞涩的男生，但在学术上有着明显的自信心和企图心。

“读博很容易的。”在S1号线地铁上，陈为为一边看张永福的硕士毕业论文，一边说。

这份自信是有底气的。

陈为为在2009年入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花4个月做完了博士论文的实验，1年半修完了博士学位，而当地普遍的博士修读时长是3—4年。

他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奥克兰大学的科技孵化中心第一时间找到他，将他的专利投入产业，成立了一家公司，Cirrus Materials Science Ltd，至今仍在运营。几个学弟、学妹，在陈为为的博士论文的思路启发下，继续在这一领域深化研究，各自又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在他看来，科研这条路并不难。“读博的时候，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找准方向，做精做尖，很容易就毕业了。”但科研要有成果，准备投入生产时，则“摊子一定要大，才能做起来。有了钱要先拿来买实验器材，也要舍得发给学生们”。

陈为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的实验室，年底会再投几百万元在器材上，给学生每个月的补贴也一直在增加。但《南风窗》记者注意到，陈为为的手机，是一部vivo，正面和背面都有经年的磨损痕迹。

03

科学没有“教派”

连续几天见到卜爱明，她都打了眼影和口红。化妆是这位博士二年级女生的日常，尽管每天睁开眼就去实验室、下班了再出来的科研生活里，几乎没有机会见到陌生人，但女孩子的爱美天性仍旧是突出的。

卜爱明对一些标签不是很认同，比如“理工男”“女博士”。

 “现在谁是书呆子啊？大家都挺活泼的，我们班，大家都爱玩。而且都是一直读书上来的，也没有人老。”这些年轻的科研人，一样地看电影、逛街、打游戏，他们还在实验室里玩。

最近很让陈为为开心的一件事是，有位学生做纤维涂层做得累了，拿出铜丝来玩，“结果把铜丝做绝缘了”。说到这个，陈为为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圆圆的，放光，试图向《南风窗》记者传达这份惊喜。

陈为为的学生也会在实验室做电火花成型，在板子上刻出一些花样来，玫瑰，或者女朋友的照片。“这个就没什么技术了，”陈为为说，“但看到别人开心，自己也难免跟着高兴。”

卜爱明入学2年来，每天面对着一束一束的碳纤维，给每一根做涂层，然后测试、反复改进，再测试。《南风窗》记者问她：“科研工作枯燥吗？”卜爱明说不枯燥，做这行就是因为爱这行。在送别时，卜爱明对记者表达了关心：“我觉得你的生活好辛苦，在外要注意身体。”

就像航天四院严密看守的大门一样，科学工作的一些“秘密属性”，其实分布在各个行业。外行人探头往里看，看到自己和他们不同，总觉得“世界是分内外的”，但围墙里的人，其实觉得自己从未与世界分离过。

但不同的领域，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

现在，以“科学工作者”身份与世界碰撞了多年之后，陈征对于知识有了一个粗略的重新归类和认识，“人类文明大抵可以分为三类：科学、文化、艺术。科学负责真，人文负责善，艺术负责美。科学不是全部的世界。”

重新认识，是因为父亲的去世。 

2016年年底，陈征与节目组不停地产生冲突，再不断地解决。电视节目的工作还算顺利，但代价是，这位中年科学家长期地熬夜，精神上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唯科学论”的“科学教”信仰。同期，父亲查出肝硬化晚期。

陈征的第一反应是去查文献，他想知道一个问题：还有多久？一篇一篇地看，看了100多篇文献之后，陈征非常绝望，因为所有的文献里都是写，存活3个月的概率是多少，存活6个月的概率是多少。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所以不可能告诉他个体存活的准确概率，但作为儿子，陈征现在需要的只是确定感。不确定，就会持续焦虑、痛苦。

陈征第一次意识到了，在真和确定之间的东西，也许需要人文、艺术、宗教，种种过去他完全看不上的知识，来填满。

跨界之后，陈征在与外界的剧烈碰撞中，走出了“科学教”。而对陈为为这样越钻越深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不关心自己身后有没有教，是什么教。他们都没有教派，只自认为是“人”。

毕竟科学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是世界的一部分，但科学家是人，人的世界是相互联通的。尽管人们各自有着信念，各自做着事，但退后一步看，大家都趴在同一张“地图”上。

作者 | 本刊记者 何焰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F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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