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拉蒂女孩的奢与罪

郭美美要出来了，谭明明却要进去了。

郭美美，2011年因“红会事件”引发关注。2014年，郭美美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抓，警方查明她以每次高达数十万的价码，多次进行性交易。7月13日，她就要出来了。

谭明明，7月3日晚，她酒后驾车与8辆车剐蹭后逃逸，又追尾一辆宝马，导致2死4伤。公安机关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郭美美和谭明明，她们有很多共同点：年轻，漂亮，有钱，爱炫富，生活奢靡。

还有，年纪轻轻，都闯了大祸。

一个人如果合法获得财富，如何支配这些财富是他的自由。因此，作为它的逻辑延伸，奢靡的生活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奢靡，是中性的。

但是，这两个年轻女性和那两辆玛莎拉蒂却告诉人们，奢靡是有后果的，一般是恶果。或在眼前，或是将来，代价总要支付，而且不是由奢靡者独力支付，代价一定是结构性的：本人支付+社会公摊+不相干者承担。

谭明明

比如，郭美美让整个中国慈善体系面临信任危机，随后几年社会慈善冲动明显退化，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无法获得帮助。

比如，谭明明以一种炼狱般的方式剥夺了两个无辜者的生命，并让宝马车上唯一一名幸存者的人生被颠覆。

凭什么？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这一问题：奢靡，是中性的吗？

“富二代”的光荣

郭美美和谭明明都喜欢炫富。郭美美事件过去有点久了，就不再细说，人们一直记住的是她的玛莎拉蒂。

谭明明醉驾的惨祸发生以后，网上流传着她的一条朋友圈动态。摘抄一下要点：

1、老娘的鞋+包，能买辆法拉利，有一两百双新鞋，LV、CL堆成山，看见LV都想吐；

2、家里开公司的，本打算把爹妈、爷爷奶奶都晒一遍，这是我的骄傲；

3、平时零花钱，我爹都是一万两万的给；

4、我长得好看家里有点钱，咋了？

这些信息，集中指向一个观念——我是个奢靡的“富二代”，我骄傲。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研究“奢靡”这个词的词性。研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许多词的词性变动不居。

比如“年轻”“漂亮”一般是褒义词，但和郭美美、谭明明放在一起就降为中性；再比如“富二代”，印象中这是个贬义词，而近些年已经逆袭为褒义词，这从谭明明的骄傲就可以完全看出。

本来，家里是贫是富，都无关毁誉，一者贫富与荣耀无关，二者生于何种家庭并非个人功利选择的结果。不过，现实案例加上思维想象，定义了“富二代”。

在社会观感里，他们是笛福所说的“除了决定要成为懒惰和不努力之人以外便无须做任何事情”的人，是威尔纳·桑巴特所说的“对经济生活完全袖手旁观”的“菜汤上闪亮的油花”。

截图自谭明明微博

可以认为这是社会偏见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优秀的富二代也在努力拼搏。

最终让“富二代”逆袭成为一个好词，王思聪功不可没。他说自己“高富帅”占一样即可，不需要帅；他家里不仅仅是“有点钱”，一个亿只是一个小目标；他是拿着首富爸爸的钱，但却在努力办企业；他会四国外语，玩游戏玩出世界冠军；他不作恶，而且经常以网红的角色攻击不道德现象。

当然，让他成为“国民老公”的，最终是他的钱。但这已经是很好的“巨富二代”了，虽然孙宇晨说他是“靠爹的”“搞个直播都倒闭”，但粉丝会说“你知道他多努力吗”，孙宇晨搞“传销”难道更光荣？

看上去，王思聪以一己之力，让“富二代”不再难听，反而变得非常动听。然而如果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的颠覆性转变真的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就太天真了。在“富二代”的词性转换上，王思聪的出现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经济学家凡勃仑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里为我们梳理了一个进化论式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财富=荣耀”是社会“进化”的结果。

他说，人类社会早期，在战争中展现勇气与力量是荣耀的主要来源。——注意，此时荣耀来自“一个男子的威力”，即勇气与力量，大约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血气”，“爱荣誉与爱胜利”，也就是说，荣耀是由品性塑造的。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财富正在“成为衡量成就的可敬程度时最容易被认明的确凿证据”。

继而，显示荣耀的财富逐渐变成了荣耀本身。想要获得社会地位，就必须保有相当的财产。这时，荣耀被异化了，也被物化了。

最后，经过进一步演进，“人们觉得由上一代或别的方面移转而来的财富，比之由保有者自己努力挣得的，甚至还具有更大的荣耀性”。

到这里，荣耀的原初意义彻底废了。在当今存在的大部分社会里，财富即荣耀，越容易获得的财富越是荣耀，这一价值观都已经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按照凡勃仑的发现，“富二代”的光荣是必然要降临的，那么，郭美美、谭明明只不过是这一浪潮裹挟着的一个小水花，真正的大部队，还在视野之外。

“由上一代或别的方面移转而来的财富”，这是个非常有力的表述。挥霍无度的人，一般不是挥汗如雨的人。谭明明如此，郭美美也是如此，她们的财富是从“爹”或者“干爹”那里“移转”而来的。

奢靡的人，炫富的人，往往都是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或寄生者。

劳动者，一会更珍惜劳动成果——比如任正非先生，他的朴素是众所周知的；二没有时间去奢靡，去炫富，现代的工作是滚动的，繁忙的；第三，综合第一和第二，他们也不需要“几百双新鞋”。

食利与寄生

一般情况下，食利者是依靠存款，尤其是专门依靠持有有价证券以取得利息、股息收入为生的人。

食利者同时也包含寄生者的意义，而寄生，就不止于寄生于金融领域，即便“爹”或者“干爹”是劳动者，本人不劳动，也是寄生者。

两位年轻女士的“爹”和“干爹”，其财富是通过合法的努力挣来的，还是“由别的方面移转而来”，没有足够权威的材料来定性。

不过当我们放眼社会，相当一部分“爹”和“干爹”，都有非正当的门路，或者通过完全不经过生产环节的资本投机积累财富，则是毫无疑问的。

一部分人，尤其是那部分“不但脱离生产领域还脱离流通领域”的人，财富来得非常轻而易举。而财富的效用需要兑现，年轻女孩的玛莎拉蒂和“堆成山的LV”正是兑现的方式。

这种兑现方式，对凡勃仑而言就叫做“代理有闲”。依靠他人的自愿供养而生活的人，有一个重要功能——彰显供养者的财富，亦即荣耀。而实现这个功能的途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消费。

阔太太一掷千金，但光荣属于她的丈夫。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一个富人，他的妻子或女儿因为奢靡生活的不断深化而最终酿成恶果，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家庭合谋的结果。

恶果不一定发生，郭美美和谭明明在出事之前都是风光无限的，所以大部分这样的家庭并不会意识到生活方式本身埋藏着是非之辨，以及道德风险。

一个个这样的家庭（或者干爹、干女儿这种“类家庭”），组成社会的经济上层，从而介入和修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那就是文化问题了。

只不过，当下的社会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

如果时光倒流30年，“奢靡是不是中性”，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那么，价值观念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要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中去找原因。

“近几十年来”，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一切观念意识变革的前提。

计划经济是从生产出发的，而市场经济是从消费出发的。

在市场经济中，顾客就是上帝，只要掌握货币，就会获得尊荣，而不管这些货币从何而来——挣来的，借来的，坑蒙拐骗来的，都无关紧要，“爹”或“干爹”给的，就更天经地义了。

社会变了，奢靡的生活也就不存在道德压力了。相反，由于消费而不是生产对于经济至关重要，奢靡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消费领域，就是今天制定社会规则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领域。“富二代”的光荣从消费市场里诞生，食利者和寄生者的天地也由兹打开。

“躺着也能有钱花”，这是许多人的梦想，郭美美、谭明明们，正是这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的梦想的承载者，是无由实现梦想的人的心理投射。

在出现意外之前，她们都是消费主义的英雄，被众人仰望——包括后来骂她们的人中的相当一部分。

奢靡，不行吗？

到了面对问题的时候：奢靡是中性的、禽畜无害的吗？

先来说清楚“奢靡”这个词的意思。就词义而言，是奢侈浪费，挥霍无度，这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违法，承认一种基本的自由，只是包含“不提倡”的倾向。

正如美国媒体人揭露刘强东一家乘坐专机来往中美，可计算的基本成本至少300万元人民币，而中国社会对此的反应主要是“人家自己赚来的钱，怎么花是人家的自由”。这说明“奢靡中性论”是一个共识。

况且，“奢”是相对的，对于一个底层者而言，花1000元吃一顿饭不可想象，但对于社会顶端的人，连零钱都算不上。正因为“奢”的主观性，所以对它的界定必须具有包容的、弹性的意识。

靡还有“倒”的含义，所以里面有一种警示味道。

然而，正是奢很可能导致“倒”，而且概率极大，倒了之后引起什么后果，这是界定奢靡行为究竟是不是中性的关键。

奢为什么会倒？因为奢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升级过程，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升级。

一是自我崇拜的升级。因为拥有财富是值得崇拜的，因而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会自我崇拜，这一点从谭明明的朋友圈语言当中就能体会到。

二是对贫穷的鄙视会升级。富裕之所以荣耀，是因为存在贫穷，相对贫困是大面积的。贫穷不值得鄙视，但鄙视会让富裕者获得心理优势，而心理优势是会上瘾的，所以鄙视一旦开始就会持续加强。

三是前面两个升级，都很容易爆破。自我崇拜里“膨胀的个人主义”会让人走向触犯律条。

比如谭明明，你一定不会相信她此前没有主观故意的违法驾驶行为，出事前已被扣24分的事实证明了这个膨胀到破裂的过程；比如2013年的“海天盛筵”部分人聚众淫乱事件，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些人都是初犯。

鄙视贫穷者的“仇穷”心理，则会让他们和社会大多数人发生现实冲突，让阶层关系变成一个火药桶，一个偶然的火花就会把它点燃，进而引起反噬。

现在来到一个关键性问题上了：奢靡者倒了会怎样？

穷人倒了，比如骑自行车栽进沙井，或者从建筑脚手架上掉下来，结果只是他个人付出药费或生命代价。

而奢靡者倒了，前文所说的结构性代价一般会毫无意外地出现，他们病了，全社会一起吃药，还有一些无辜者要陪葬，甚至“先走一步”。

所以奢靡不是中性的。“乱花自己的钱”确实天经地义，法律不管，但前提是必须在一个度的范围内，超越了这个度，就可能造成公共危害，那法律就要管了。

因而，人们有权利意识是让人欣慰的，但表述的时候不能总是忘记义务，否则，用卢梭的话说就是“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

那么，什么人最应该自我警惕呢？

社会阶层划分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财富划分则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离物质生产越远，那么他的收益率就越高，如果他彻底不从事任何生产仍能居于金字塔上部，那他的收益率是无穷大的。

所以，越是远离物质生产的人，就越有可能奢靡。郭美美、谭明明是这样，参与“海天盛筵”聚众淫乱事件的主要是些富二代、娱乐圈人士、名媛、“嫩模”，也证明了这一点。

欢迎对号入座。

作者 | 本刊副主编 李少威 [e-mail]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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