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把小儿麻痹赶出中国，他拿亲生儿子做人体试验

小时候，我们都记得那颗圆圆的糖丸。淡黄色的一小颗，随着药匙送入口中——这样的经历，伴随了一代中国人的童年。

这一抹甜，是防治“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下称“脊灰”）的有效手段。而糖丸的研制者，就是顾方舟。

“脊灰”曾肆虐一时，或致人死，或致人残，病毒学专家顾方舟一生都在和这个顽固的敌人“作战”。

直到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已经成为无“脊灰”国家。

“一生一事”

有的人，早早就注定了他要走的路，顾方舟便是如此。

这来自他的母亲。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在上海出生。4岁时，父亲罹患“黑热病”去世。

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顾方舟排行第三。他们先是在母亲的祖籍地宁波，后又辗转到了天津。

生在乱世，顾方舟回忆说，有的人童年过得很苦，有的人很幸福，我们没有这些。

他的母亲性格倔强，没有依赖家庭，也不愿意投靠婚姻。

凭借一份丈夫死后的保险金，她上了护士学校，成为一名助产士。

顾方舟多次回忆说，他无法想象，母亲究竟是怎么撑过了那段日子。

1949年顾方舟家庭合影 左上为顾方舟

他们一家在天津，几乎家徒四壁。只要有妇人生产，无论多么疲惫，或是夜有多深，他的母亲立刻起身，往产妇家奔去。

“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自立，要靠自己。”这是顾方舟的童年记忆。

然而，助产士没有行医资格，他母亲的工作有诸多不便，动辄要求助友人医生。母亲希望他能当上医生，“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

顾方舟也很聪明，在动荡中求学，成绩还不错。

他不是没有怨气，他说：

“旧社会就看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我们在学校，人家一看你这个孩子家里不富裕，他就分等级了，对待你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起来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要是穷人家的孩子，甚至于在学校里头也照样受欺负。同时穷人和富人的差异特别大，穷人对富人又有一种天生的仇视，这种阶级之间的矛盾很深。”

1944年，顾方舟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小班，六年制。

顾方舟（二排右一）与同学们

但是，进了医学院后，他的发展方向却和母亲的期盼有了偏离。

顾方舟喜欢上了公共卫生学。

这门课的教授是严镜清，顾方舟的宁波老乡，他是公共卫生学家，也是中国遗体捐献项目的发起人。乱世中，青年关心时事。而公共卫生学，必然涉及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妇幼卫生，包括产妇在生产前、生产后，这是与母亲工作有关的一门学问。在当时，中国婴幼儿的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很高很高，非常惨。妇女生孩子，没条件，没知识，医生也没有，就在家里生。一旦遇上难产，大人、小孩全都完了。

麻疹，在当时泛滥起来，也是一死就是一大片。

顾方舟感受到，“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后来，顾方舟的学业就彻底转向公共卫生学，更具体地说，是微生物学。

“临危受命”

有了微生物学，才有现代医学。

在顾方舟求学的那个年代，中国研究机构的条件与知识储备都很不足。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掌握着一套科研方法，但对微生物的认识，也是刚刚开始。

微生物学（现代医学）的创建者是法国人巴斯德，生于1822年。

在19世纪60年代，也即顾方舟出生前的半个世纪，巴斯德才发现了微生物。

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

不过，在一开始，微生物学研究主要是解决啤酒的发酵问题，以及处理农业畜牧的坏种、害虫问题。真正发展成为免疫学，是从预防天花开始的。

在更久以前，人们已经掌握了接种人痘或牛痘的办法，来预防天花，可是都不清楚预防的机制。

直到巴斯德，他发现，疾病的发生是微生物（细菌、病毒）在作祟。

有了这一发现，微生物学很快成为了医学的基础学科。

最早发起的就是免疫学。巴斯德发现，在将病菌提取出来后，放到温热的鸡汤中培养，就能够减少病菌的毒性。

把降低了毒性的病菌，接种到人的身体时，人就具备了对此种病菌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今天人们常用的疫苗。

但是，在巴斯德的年代，人们普遍无法接受或说不敢接受巴斯德的学说。他们还认为，低级生物是自然而生的。比如将脏棉被扔在黑暗的床底下，就能长出老鼠。

直到1885年，巴斯德发明出狂犬病疫苗，成功治愈病人。现代医学才开始了。

报纸上刊登的巴斯德在为儿童接种第一种狂犬病疫苗期间监督其助手的插图

到顾方舟求学期间，现代医学的历史最多只有60年。它太年轻。对中国人而言，它太陌生了。

危机却在此时爆发。

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南通专区爆发了脊灰炎，席卷全国。

在更早的20世纪初，美国等地也有一次脊灰炎的大流行，这在当时是世界性难题。最知名的脊灰炎患者，应是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他下肢瘫痪，终生坐在轮椅上。

脊灰炎是由病菌传染的，它会破坏脊髓神经，它破坏不同段会造成不同的症状。

比如小儿麻痹病毒，它就针对脊髓前角细胞，将运动细胞破坏。

破坏了腰椎脊髓，腿就不行了；破坏了颈椎脊髓，手就不能动了。很多患者无法自由行动，身体扭曲变样，终生痛苦。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医院，因为呼吸肌被麻痹而无法自主呼吸的小儿麻痹症患者们，排列着躺在一种叫“铁肺”的笨重机器中，依靠着它们创造的气压来协助肺部呼吸

一般来说，当时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但在20世纪50年代，个别地方比如南宁、上海，发病率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

大部分国人却对它的机制一无所知。

1951年，婚后不久，顾方舟作为第一批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病毒学家丘马可夫学习，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1957年，脊灰炎泛滥之际，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他对脊灰炎的征程。

“死活之争”

1957年“临危受命”，1962年发明“糖丸”，看上去它的时间不长、难度不大。

但是，它却要求着一个极其重大的抉择。

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委派，顾方舟在1959年再次奔赴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家索尔克的发明，即Salk疫苗。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一家医院里正在接受Salk疫苗注射的儿童

所谓的“死疫苗”，是指将病菌“灭活”，使之失去繁殖能力，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成分，依然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抵挡病菌的入侵。

但是，当年的医疗条件，与现在天差地别。

注射“死疫苗”，需要繁殖大量的病菌，将它们制成针剂后，在一个多月内，分三次打给儿童。

可是，在有限的培养条件下，如何培养大量的病菌？并且打给中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数以亿计的儿童？更何况，中苏关系在彼时已经发生变化。专家与物资的支援也危在旦夕。

顾方舟当即作出判断，美国可以打“死疫苗”，它有钱，但中国不行。

中苏关系的变化，给顾方舟的访问造成了种种不便，他凭借留学期间结下的友情，继续在苏联游走。后来他了解到，还有一种“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研究者赛宾的发明。

1952年，顾方舟（右一）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与研究生们一起学习。图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

“活疫苗”是疫苗在早期的经典制法。巴斯德时期，他制作狂犬病疫苗，就是将毒液接种到兔子的脑膜下，兔子死后将其脊髓提取出来。重复操作几次，得到毒性微弱的狂犬病疫苗。

赛宾用来研究的，是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得出的脊灰病毒毒力最低。但是，“活疫苗”有个关键疑问，是否安全？

它刚被发明出来，检验的时间还不够，因为它的毒力可能“返祖”，即毒性恢复到野生毒株的程度，反而助推了它的肆掠。

“返祖现象”，在当时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并没有证据支持。

相反，它的优点无可比拟。“活疫苗”的免疫范围，大大超过“死疫苗”，连人体内的肠道都可以免疫。而且，它的制作成本要低得多。

在充分的了解过后，顾方舟给中国卫生部写去一封信。他说：

“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想要预防脊髓灰质炎，咱们中国只能采用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他打比喻说，我们现在要追赶国外，该坐蒸汽车还是电力车？当然是电力火车。

“我这一生”

1962年，“糖丸”在昆明制成。

将工厂搬到昆明，原因很简单：此处猴子多。同事尹芳回忆说，建所时当地还没有开通铁路，所里也只有生产楼和科研楼是三层的楼房，大家都住在小平房里。

1959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生物医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

制作脊灰疫苗的原料，是猴肾细胞。

早在1960年，第一批疫苗就做出来了，包括顾方舟在内的研究人员们，还亲口尝试了疫苗，检测毒性。

可是，疫苗毕竟是用在孩子身上，做人体试验时必须用到孩子。

当时，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出生不久，正好符合试验条件。他瞒着妻子，用大儿子做了人体试验，结果很成功。

后来，顾方舟妻子知道了，并没有怪他。顾方舟回忆说：

“她没埋怨我。我们夫妻都是干这一行的，当时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去，这不大仗义。”

1999年，顾方舟（右1）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广西督导消灭脊灰工作，给小儿喂服糖丸活疫苗

疫苗研制出来是液体的。起初，他们是滴在饼干上，或者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

不过，在防疫站人员为孩子接种时，问题层出不穷。

最大的问题是温度，脊灰疫苗在6摄氏度以上时，很快就会失效。

即便在今天，疫苗因为没有冷链处理，导致发生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

当时，顾方舟搜集了很多土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像卖冰棍的商人一样，防疫人员将疫苗储藏在广口暖水瓶中，加入冰块或者冰棍，就能够维持疫苗的效力。

后来，顾方舟发现，把疫苗做成“糖丸”，它在常温下的一周内，都能维持效力。结合两种“土办法”，脊灰疫苗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顾方舟多次感叹说，防疫人员是最不容易的一群人。中国之大，多少地方荒无人烟，他们提着暖瓶，一家一家地去给孩子接种。

当年定下的指标是，95%的孩子要接受接种，形成一道对此传染病的屏障。这样的笨方法却很有效，它延续了下来。白色糖丸的甜蜜滋味，成了绝大多数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1994年，湖南发现脊灰炎患者后至今，中国境内的脊灰炎源头已经绝迹。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然而，在这之后的心酸，却很少被人看见。

顾方舟的同事、原疫苗检定室主任赵玫记得，顾老在昆明所建所50周年时发言，第一句话他就说：“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三代人。”

说到这里，顾老哽咽了，很难过。

顾方舟的母亲，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意外在昆明去世。顾方舟说，他的三个孩子，也因为无力支持他们读书，最终受到的教育很少。这是他人生中的遗憾。

虽然有遗憾，但他的一生，不需要对谁愧疚了。

在口述自传的最后，顾方舟一如既往地，用大白话讲道：

“我活这一辈子，不是说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给了别人什么。”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向治霖

编辑 | 赵义

排版 | GINNY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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