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钱引发蝴蝶效应，智利APEC峰会取消
智利总统皮涅拉在2019年10月30日上午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智利政府放弃主办原定分别于今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先应对国内局势。
蝴蝶效应又一次出现了。
这次，在南美洲扇动翅膀的蝴蝶叫智利。因为首都的地铁费可能会上涨三角钱，智利多地爆发骚乱，宣布不再举办APEC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峰会，这样一来，中美签署贸易协议的计划也多少受到些影响。
对此，智利现政府最坚定的盟友——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宣布“意外”。
如果放在一个月以前，美国政府这么说，一定会引起广泛共鸣，但如今还这样说，就显得有些故作姿态了。
正如许多支持或不支持智利总统皮涅拉的人所说，过去12天里，智利已从所谓“拉美经济及社会稳定优等生”，骤然“退化”为一个动荡、混乱的“21世纪经典拉美国家”。
智利正在经历自1973年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成千上万的抗议示威者走上街头
更要命的是，皮涅拉政府对此措手不及，一筹莫展。
模范生变坏
1974年，右翼军事强人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开启了充满争议的“皮诺切特时代”。
尽管皮诺切特的铁腕政策和政治高压手段遭到许多非议，但即便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皮诺切特在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方面卓有成效。
和那个时代紧张的政治空气不同，皮诺切特迅速化解了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二战后最大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对智利的冲击，开启了这个世界最狭长国家的“金手指”。
自那以后直到最近，智利幸运地躲过了一次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至今仍保持着2.5%的经济增速。尽管皮诺切特时代早已结束，但直到此次风暴骤起，几乎没有人怀疑智利的稳定和成功。
正因如此，智利才成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自由派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极力推崇的“市场经济模板”和“实验室”。近半个世纪以来屡屡在大小考试中交出“全优”答卷的智利，也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曼的模范生”。
尽管皮诺切特的时代早已时过境迁，但智利仍然不时涌出拉美罕见的右翼民粹派政治家。所以直到10月中旬，皮涅拉这位右翼民粹派总统，才敢自信且怡然自得地援引这些“优异成绩”，为自己受到广泛质疑的“小小改革举措”辩解，认定“料也无妨”。
这个“小小改革”的内容，是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地铁的高峰票价，从目前的800比索升至830比索，折合成人民币，升幅仅有三角钱，且上涨后的票价也不过10元人民币而已。
圣地亚哥地铁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公交系统之一，拥有7条线路，运营里程达140公里，每天的客流量高达300万人次。
在自信的皮涅拉看来，如此微不足道的票价变化，对福利健全、“抗击打能力”久经考验、罕见社会动荡的智利而言，根本不足以引发任何风吹草动。
因此尽管反对党、甚至执政党内许多人不断发出预警，他仍执着且按部就班地试图在10月21日，将这个改革方案诉诸议会表决。
然而，“小小改革”却在刹那间掀起了“巨大风暴”：智利自1973年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倏忽间从天而降。
从10月18日起，成千上万的智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在皮涅拉眼里“微不足道”的地铁涨价。
整个周末，这座城市都陷入瘫痪：数十家超市和加油站被洗劫或焚毁，许多汽车在街头被点燃，全部7条地铁线路和78座地铁站被迫关闭。
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士兵第一次在本国街头荷枪实弹地巡逻，但骚乱仍然压不住，还从圣地亚哥扩展到智利其他16个地区。
措手不及的皮涅拉直到21日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最后关头“谦卑地倾听民意”，取消了原定当天举行的地铁票价“微调”表决。
事态并未因此平息下来。全部7条地铁线路中仅一条在当天全面恢复通车，当局表示，约2万个工作岗位受到此次事件直接影响，而向来平稳的智利股指，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就跌逾4%。
一言以蔽之，智利这个“弗里德曼的模范生”，无巧不巧地在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后没几天，挂出一盏醒目的“红灯”。
早已拉响的警报
事实上，“皮诺切特+弗里德曼模式”早在几十年前就受到许多质疑。质疑的焦点，是在“自由市场”光环下，对财富向“大人物”肆无忌惮集中的漠视、放任，甚至鼓励。
拉美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不久前出炉的一份报告显示，智利人口中最富有的1%，拥有国内GDP总量26.5%的财富。
在另一份联合国“社会经济平等”排名资料中，智利在全部上榜的128个国家中，“社会经济平等”排名是第113位，排名比很多公认的“财富极不平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低。
警报声并非仅仅来自境外。
智利国家统计局今年稍早的数据显示，智利人均工资为40万比索（约合498.95欧元），而最低工资线高达30万比索（约合375.46欧元）。
这种“绝大多数人都是平等且卑微”的所谓“黑格尔式平等”，意味着看似富足的社会结构却建立在沙滩上，意味着表面的平静之下，隐伏着巨大的不安和躁动。
于是“小小的票价上涨”就能“吹皱一池春水”。智利圣地亚哥迭戈·波塔利斯大学的研究结论表明，交通开支占普通智利家庭总开支的30%左右，而对于“最富的1%”，这一比例仅有2%。
整理内务
自“智利模式”诞生以来，世行、IMF和形形色色“弗里德曼模式”的追随者，一直试图以智利这个“模范生”为例，在拉美乃至全球新兴国家中推销这种“管制越少越好、市场越多越好”的模式。
尽管这一“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破绽百出，令绝大多数服用这剂“虎狼药”的国家上吐下泻，有些至今都没有恢复元气，但反对者却从未怀疑“模范生”智利本身。
当然，“模范生”的“带头人”皮涅拉就更不会被怀疑了。这足以解释，这位资深政治家，何以会在此次政治风暴中如此应对失措。
因为皮涅拉的措手不及，智利的社会危机才在短短12天内愈演愈烈，从最初的“3毛钱车票问题”变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又升格为社会性、政治性问题。
12天的骚乱，已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或被捕，首都圣地亚哥和其他大中城市的社会、经济及生活秩序，仍未恢复正常。
当初，皮涅拉政府兴致勃勃地计划在短短一个月内主办两次世界级峰会，目的是给当时看似“花团锦簇”的智利锦上添花。
如今时过境迁，还要在兵荒马乱、社会对立情绪高涨的圣地亚哥主办这两次峰会，就显得不合时宜：既难以确保两次峰会的安全，也达不到“增光添彩”的初衷，反倒会挑起对立面更强烈的逆反情绪。
倘果真如此，问题可就大了。
尽管皮涅拉在声明中强调了APEC和COP25对智利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性，但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各种国际组织、双多边协议也因接二连三的“退群”、“反悔”而变得吉凶叵测之际，这个“重要性”对整个世界而言不免打个折扣，对智利而言就更是如此——还有什么比“整理内务”更重要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在得知智利放弃主办后，曾第一时间表示“正寻找替代方案”，但随后他又宣布，下一届峰会将如期于2020年在马来西亚召开。
这实际上含蓄地表明，COP25将不再择地择时举办，也表明COP峰会这个动辄几万人与会、每次都开十几天还“拖堂”的模式，未必那么不可或缺。
当然，瑞典女孩桑伯格等早早动身旅行，开始为出席峰会“预热”的“职业环保活动家”们恐怕会大失所望。
但对于东道主智利，或更确切地说，对于当前尖锐对立、似乎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好的各方而言，暂时谢绝贵客，借机好好想想、谈谈，看能否平心静气地“整理内务”，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 | 陶短房
排版 | GINNY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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