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两件事可以透视中国经济的趋势
开放，才能做大蛋糕
最近一个月，有两件事可以透视中国经济未来的某些趋势。而且，它们和个人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是8月份美国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在中国大陆的首家门店于上海闵行区开业。Costco有个简单粗暴的中文译名叫“开市客”，它得到了茅台公司的直供。第一批1万多瓶飞天茅台以零售价1499元的价格在这家超市上架。
这个价格仅为市价的二分之一，开业这天，万人空巷，购物者排队数小时，几乎挤爆门店。之后，茅台公司再次直供1万多瓶1499元的飞天茅台，同样瞬间被抢购一空。
外资超商开个店并不稀奇，但得到茅台公司的低价直供则非同寻常。茅台至少有两个“唯一”，一是它是中国唯一一家市值过万亿的消费股，第二个是茅台酒是我国唯一一种既可消费，也可投资的物件。房子只有第二个属性。
从常理来讲，不愁卖的茅台根本不用去“讨好”一家外国超市，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它和在不远处的特斯拉中国工厂一样，享有某些“优惠”。特斯拉可以拿到国有银行的银团贷款，而Costco可以拿到直供茅台。
第二件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份宣布取消了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同时，还取消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
为什么之前要有投资额度限制呢？因为，如果投资额度过大，外资基金很可能对上市的企业形成实际控制。如果这家企业是国企，或者姚振华求之不得的龙头企业万科呢，怎么办？因此，适度的限制在过去，很容易说得通。
但现在为何要取消，对善意的释放如此果断？很简单，现在的外资比过去要重要得多。从短期来说，外资的流入再结汇，会转化为外汇储备，让外汇储备保持稳定——这在当下，非常重要。
另外从长期来说，没有人愿意带着投资额度的枷锁跳舞，去掉这个枷锁，外资才能拿到资本市场真正的“权力”，资本只有拿到可以影响企业决策的“权力”，才能真正树立起长期股权投资的信心。
某种意义上讲，以上的两件事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中国正在拿出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真诚在吸引外资。我们已经全球老二，但蛋糕还不够大，还需要做大它，而开放依然是做大蛋糕强有力的凭借。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都希望做大蛋糕，我们只是其中之一。竞争意识，无处不在。
世界，比想象的要大
我看了两个人口的数据，我感到一个经济体必须始终保持谦卑的重要性。
一是到2020年，东南亚6.5亿人中，年轻人会达到60%，约一半的人口在30岁以下。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2.5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
第二个数据关于印度，目前印度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为27岁，而中国为38岁。18岁以下的人群数占印度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五分之一。
人口的年轻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年轻的人口将成为工业时代所向披靡的产业大军，他们会创造财富，振兴国家。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年轻的庞大人口将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以及人道主义的惨重灾难。
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在中国看到了第一种情况，而在非洲、中东的某些地方，则看到了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的分野是什么？是外商投资，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
首先，外商投资增加被投资国政府的信用，让被投资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发行本币时，有着强大的国际货币发行准备，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后发国家的金融体系才能正常发挥对实体经济的融资作用。
同时，外商投资还会产生技术和人才的外溢，让后发优势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具体化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和创业大潮的袭来。最终，带动这个后发经济体内部投资的启动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过去的路，正是如此。
近年来，我们会发现欧美日韩的资本在印度、东南亚的投资开始逐年增长。2018年，外国企业在印度的并购已经超过中国，收购方在印度花费了395亿美元，而在中国仅为328亿美元。这项数据只是外资在印度购买现有企业股权的并购数据，而新增的其他直接投资，依然在不断增长。
在东南亚，类似的情况也在继续，而且外资主投的方向，过半都是制造业。显然，他们看中的是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口对中国现有产业大军的替代。当然，印度、东南亚目前的外资利用量还远远比不上中国，但趋势已经出现。这个世界很大，资本的可选项远比个体要多。
资本的流动，将引出下一个问题。
精英与平民的永恒博弈
从东南亚、拉美到中国的香港，到韩国和日本，财阀和资本所拥有的强大权力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东亚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曾是一个奇迹，但从来没有人能够妥善解决社会结构中的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些地区，博弈依然在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进行。
韩国的政治家是东亚最弱势的政治家，财阀才是国家的主宰，前者随时可能被后者送进监狱，体面全无；日本相对较好，政治门第和大财团对国家进行一种相对均势的“共治”，政治家的体面和国家的秩序感，一直都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持。
而在中国香港，地产大佬是经济的核心构成单位，他们能量巨大，产业横跨衣食住行，以至于平民每天的生活就是对他们进行支付。
精英（财阀和大资本家）与平民（中产为主）之间，存在着博弈，这是个永恒的话题。那么在这场博弈之中，执政者到底会偏向谁？答案简单明了。在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所建立的征税体系，本质上讲都是对平民的掠夺，以及对财阀的支付。
最简单的掠夺方式是两种，一是高通胀，在银行的资产端，财阀拼命借债，但通胀让他们的负债迅速贬值，这等于是借款者的收益。而在银行的负债端，储户的存款同样会贬值，这是储户的损失。通过银行体系，国家巧妙完成了财富由平民向财阀的转移。当然，这种转移也推动了经济增长，一定程度解决了就业。
另一种是税收，国家更倾向于把征税重点放在间接税或者个税上， 因为它们都是主要由平民负担的税种。而对富人承担的资产税，征税体系则会网开一面，低税或者免税。
这样的征税体系政治成本极低。间接税征税于无形，平民不易察觉，而富人由于低税，则更倾向于本人移民，但房产和投资留在国内，这就稳住了经济。
很多时候，这也是执政者的无奈之举。资本的流动是无国界的，他们可以全球配置房地产和工厂，国家画地而治，必须要讨好资本，保住资本，创造就业机会。但平民则不一样，国家没有讨好他们的必要，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无法支付让自己跨国流动的成本，比如移民。
但是，好的治理绝对不是一味讨好资本，而是要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对这个世界上那些优秀的政治治理平衡术，我们会鼓掌；但我们更相信平等与正义，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的不可剥夺。
国家、资本与人，永远都是政治经济中的“稳定与不稳定三角”，不论人种，还是社会制度，所有人都无法逃离这个基本框架。创刊35年以来，《南风窗》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独特的“政经分析法”，带你去认识家与国，还有整个世界。
在认知世界上，大圣人孔子有着“绝四”（摒弃四种毛病）的修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同样，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既要有基于本民族智力与身体的自信，也更不能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开放与谦卑的品德，才是最深刻的自信，以及认知世界的杠杆。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谭保罗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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