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这人的推荐信，孙中山见了李鸿章

晚清思想家王韬

1894年，一位性格急躁的青年，决心从华南的家乡北上，给当时最有实权的官员李鸿章上书，陈述自己的改良主张。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了一阵，结识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著的老者。老者帮他修饰上书，还给李鸿章的幕僚写了一封推荐信。

这位年轻人是孙中山，老者便是王韬。

相比前者的“连篇累牍”，王韬在高中历史课本上只有一句话——和郑观应一样，作为晚清最早的改良思想家，给后来的维新派、革命派提供了思想资源。

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物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忽略了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存在着一条与内地差异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走廊，即香港-上海走廊，而大量的先锋人物，无不出自于这条沿海地带：苏州人王韬如此，中山人郑观应也如此，孙“中山”更是如此。

时至今日，中国率先冲击区域融合的，依然是这两个自19世纪起就受到西方影响、并有着大量沟通和碰撞的地区——粤港澳、长三角。王韬的经历和主张，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管窥中国近代改革路径的幽微小道。

西风浸润的粤港澳长三角

香港-上海走廊的提法，来自于保罗•柯文（Paul A. Cohen ）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柯文师承费正清和史华兹，本书是他的第二部著作。

在书中，柯文围绕王韬的生平和思想，主要讨论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中国地域文化对其诞生人物的影响等问题。重要的是，柯文一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注重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在书的最后一章，柯文对王韬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做了整体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保罗·柯文

19世纪50年代，王韬一直在上海工作，1862至1884年则几乎待在香港，然后又回到上海。郑观应、唐景星、容闳则生在穗港澳地区，在珠江流域接受教育后，来到上海度过余生。

香港和上海的特殊地位，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出来的”。作为两个沿海城市，香港和上海既不是纯粹的现代化，也不是彻底的传统化。它们身处两种文明交汇之处，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在这里，内地那些阻碍变革的社会压力、心理压力，很大程度上已经没法发挥作用。

同时，香港和上海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商业竞争，加强了改良派的重商意识。王韬、何启和郑观应都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和鼓励商业，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辅助他们开拓海外贸易。

香港和上海的殖民地风气也令一部分落后的中国人感到自卑。耻辱的情感对促成沿海改革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香港是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西方各国中产阶级的虚伪本性，常常加倍地表现在殖民地社会当中，殖民者建立了刻板的社会屏障，将中国人完全排斥在政治机构之外。

纵观王韬的一生，科举失败，做翻译、办报，和西方人共同工作，生活在上海和香港，到欧洲和日本旅游，造就了他阅历广博、眼界开阔、融贯中西的前瞻地位。但是，王韬对一个拒不承认他的才华的体制的怨恨，未能尽孝道的惭愧和因国族孱弱饱受歧视的屈辱，混杂在一起，令他酗酒、嫖妓，最终吸食鸦片成瘾。

王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面临个人的十字路口，与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紧密交叉。既然已经背离传统，那么也只能怀着饱受传统渗透的叛逆之心，决然地向一种新的人生走去。

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蛋糕”问题

20世纪之前，中国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农业耕作。王韬经济改革的主张，都和农业关系不大，自然也和时代格格不入。他专注好几个领域：交通运输、开采矿藏、机器制造、商业贸易——都是他长期观察西方得出的“药方”。

对王韬来说，发展非农业经济的目标只有一个：增进中国富强。因为正是在机器制造、海外贸易等方面，世界强国的经济模式和中国迥然不同。

王韬全面拥抱“富强”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王韬把“富强”本身视为目标，到1865年之后，他强调“树国威”，认为富强是国家强大的手段，而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抵御外辱。当时的非难者指责他天天把“富强”挂在嘴边，将导致“管商之风炽，孔孟之道绌”，王韬直接顶了回去，说军事强大了以后儒家道德才能得到弘扬。

不过，一般来说，“富国强兵”是法家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和儒家提倡的政府俭朴、人民安居有明显的区别。后来才有一部分儒家学者论证“富强”完全符合儒家的终极价值。

晚清时期的上海制造局路，其得名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传统语境下，“富强”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国家的财富增加，意味着人民的财富的减少，有点类似于“国进民退”。王韬通过研究西方的经济模式，开始认为国家和人民可以共同富裕。当然，我们不知道王韬是否认识到：“共同富裕”很大程度有赖于西方诸国海外殖民地和母国联通而催生的“大市场效应”，极大地增加国民财富，做大了蛋糕——这是后话了。

王韬对中国交通运输现代化最为关注，他很早就发现了交通革命中蕴含的全球化趋势。19世纪中叶，河运体系已经衰退，60年代后期，华东的秩序渐趋稳定，许多中国官员主张重建河运体系，王韬则坚持主张海运。

他表示，自主造轮船，一方面可以运粮，一方面可以巡洋，加强海上防卫，同时供给海军训练。多余的船，还可以租给私营公司，用于商业航运，租赁费用汇集到总局核算，剩下的再用来修葺旧船和造新船。

1895年，中国的全部铁路还不到300英里。中国对铁路的抵制心理很强：费用大，土地使用权棘手。1876年，英国未经授权试铺上海到吴淞的铁路，清政府立刻掏钱买下，拆掉。王韬在旅居欧洲期间，第一次坐了火车，眼花缭乱的他不忘在家书中预测，不出100年，中国的铁路将纵横交错。

王韬还指出，欧洲人用铁路里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另外，铁路不仅便利了地区间的贸易，还会使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成为军事统一体。

晚清时期的老上海北站

日本窥视于东，俄国虎视于北，王韬号召中国各地发展快速通讯能力——电报。60年代后期，他参观了伦敦中央电报局，亲眼目睹市民如何使用电报。盛赞美国架设太平洋海底电缆连接加利福尼亚和上海的同时，他也痛心中国的止步不前。

王韬主张发展采矿业。他强调，在蒸汽、铁路和机器时代，煤、铁是富强的主要基础，重要性远超金、银。欧洲煤、铁日益缺少，正是19世纪70年代西方殖民活动加强的主要原因。

60年代后期，王韬在爱丁堡参观了国外武器展览，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几年前撰写的火器制造方法已经过时，技术的迭代超过了他的想象。他警告国人，各国都在努力改进现有技术，如果中国满足于一味仿造，终将落后。

崇尚“经济国家主义”的读书人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则会发现，王韬的生活时代、生活环境，固然受到中国传统王朝的衰落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世界贸易发展的波及。这一过程，是柯文未能提及的。

世界市场对茶、丝、棉、蔗糖的需求，大大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制品的发展，输出急剧增长。在1870-1894年间，棉花输出量从23355担增至747231担，增长32倍；烟草输出量从4233担增至113886担，增至27倍。茶叶、蚕丝、豆饼的输出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向西方出口棉织品，到鸦片战争前，大约达到平均每年出口34600匹的水平。

中国的传统小农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商品化变化，自足式发展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系统中去。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在19世纪中期以后已经很明显。鸦片战争之后，印度和英国的洋纱、洋布倒流入中国，造成纺纱业的急剧衰落。

同时，白银也在经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境内银矿有限，过去通过贸易从安南、缅甸和日本输入白银。美洲被发现后，美洲白银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道输入中国，到18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估计输入量为一亿银元。由于中国对银元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导致对世界金银产量的增减、比价的涨落都比较敏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说过，中国的银与金的比价，对中国经济不利。清政府不管理主币，只发行辅币。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金本位，中国不得不用很高的代价购进比欧洲贵得多的白银，造成整个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二。

但是，以上这些无形的变化很难被人们观察到。而王韬逐渐感受到了，这也是他着迷地专注于和西方进行经济竞争，曾一度倾向于国家经济主义的缘起。对此，他的西方朋友时常感到迷惑，在王韬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似乎中国发展经济就是为了免于落后，免于挨打。他们常常怀疑王韬是不是担忧得过了头。

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里，经济现代化的目的无限接近于富国强兵，几乎无可辩驳。因此，他们也都抱有经济国家主义的立场。王韬分析说，中国在短期内打不过西方，但是可以采取措施和西方进行经济竞争。如果西方在经济竞争中失利，最后就会离开中国。

这种很像早期列宁主义的构想，在其后的中国改革中也十分普遍，也揭示了列宁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巨大号召力的深刻原因。

19世纪90年代，王韬要求政府设立商局，负责收集和整理商业情报，开发中国经济资源，并寻求防止中国财富外流和吸引外资的办法。王韬还认为，政府有必要设立特殊的商业和技术学校，好让中国商人出国做生意之前接受数学、地理和外语等方面的训练。

王韬曾经提问：为什么中国经济成就不如西方？他自己的回答是：“特上未之重耳”——政府没有重视而已。在另一篇主张变法的文章里，王韬写道：“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

哪怕是在接受西方思想最为宽容的沿海地区，最早回应“西方冲击”的知识分子们，也没有完全模仿他们的西方“老师”，而是不自觉地从中国的思想、政治传统里寻找挽回尊严的资源。

这种自觉，一直都在影响着这片土地。

作者 | 荣智慧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编辑 | 谭保罗

排版 |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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