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
1月27日，武汉市民在东湖绿道骑行
前两天，一位中部地区的县组织部长跟我说起一件事，很是让人深思。
他的亲弟弟在武汉打工多年，回到老家却无法过年。亲戚不见，邻居到处举报，无奈之下，大年三十独自开车到市里的一个小屋子里躲起来。
弟弟年轻时在部队当兵，做过卫生员，知道一些医学知识，这算是彻底自我隔离了。这位组织部长过年期间一直没见到弟弟，甚是内疚；对弟弟的遭遇，也很无奈。
他自己也忙于防疫工作，上级要求所有机关干部下基层。该县共有两千多名干部，其中一千多名要住在村里。可是，各乡镇之间的道路都已被物理阻断，所有民用车辆禁行，街上不能有行人。
并且，干部下村后，生活、口罩等都没法保障，干部们心里都嘀咕，这不是在增加感染风险么？
然而，这都是没办法的事。自从1月20日武汉疫情迅速升级以来，大多数省份逐渐开启了一级响应，农村防疫力度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基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战时状态”，各种慌乱怕是难以避免的。
1月28日，巫溪县某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进村做入户医学筛查
应该说，这次动员史无前例，无论是官僚体系，还是社会，都被广泛动员。基层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肺炎疫情，这是好事。
然而，除了疫区有较重的治疗任务外，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防疫重点是在隔离从湖北和武汉返乡人员上。一些农村基层的治理资源未必跟得上注意力聚焦的程度，防疫措施也未必切合实际。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措施应用不当，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农村是防疫的薄弱点，基层政府的行为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府尤其需要沉着应付，防止制造恐慌。
这次河南农村地区的防疫工作因为开展得早，且措施得力，广受舆论赞赏。因此，其“硬核”做法也被各地效仿。只是，“硬核”可能意味着措施有力，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意味着简单粗暴。
河南新乡，村支书大喇叭硬核劝阻走亲访友者
有些举措并不一定契合实际，很可能在增加基层负担，妨碍防疫工作的开展。比如，封村堵路虽然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员流动，能够有效阻断交互感染，但这一做法却不利于防疫工作的开展。
令人担忧的是，基层政府在“硬核”的想象之下，层层加码，形式主义有所抬头。有些地方，要求摸排从湖北返乡的人员，要像精准扶贫一样精准。
并且，政府、公安、卫健等各个系统都要求报表。一位中部地区的乡镇党委书记说，有一个表要求五分钟之内上报，连打印都来不及，他作为党委书记都有点懵圈，何况普通干部。
某个乡镇，具体工作都还没开展，更谈不上配套资源（如必要的防护措施），但上级的督查组已经到了。乡镇干部调侃，“督查组来得比肺炎还快”。
而督查组的同志并不一定了解具体情况，比如，督查组指责某乡镇领导说，“怎么排查登记人员比返乡人员还多？”乡镇领导只能耐心解释，排查登记人口里还包含了其家人等等。
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各地也采取了较为“硬核”的措施。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很多地方为了引起群众重视，打出了不少雷人标语。
比如，“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等，这些标语形象生动，起到了非常好的动员作用，但客观上也增加了群众的恐惧感。
我们的调查发现，疫情开始时，在城市学习工作的年轻人源自于对科学的认知，最先戴起口罩来了。但家中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并不信，直到有关信息狂轰滥炸后，老年人戴起了口罩，最后才是中年人。
我调查的华北某村，在年前就开始了防疫工作，村干部在村口设卡检查过往车辆。一开始，卡点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防护，连口罩也不戴，直到村书记发现后，才重视起来。
可见，大多数群众的自发行为，并非源自于对肺炎疫情的科学认知，而是来自于瘟疫的民间认知，以及对未知后果天然的恐惧感。
我们发现，基层的“硬核”措施，再加上已被调动的群众恐惧感，使得农村防疫有了极强的社会基础。这种恐惧感，使得群众加强了自我防范意识；更重要的是，还增强了隔离的效果。
这两天，各地都在加强对有关人员的隔离措施，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在有湖北返乡人员的家门口贴上居家隔离的通告，并附上举报电话。
北方某镇的做法是，乡镇政府对有从武汉回乡的13户人家，在其家门口悬挂警示标语，寓意慎入，并让大家监督该户人不能乱跑。
我的一位同事在农村老家自我隔离，爬了一下家里附近的荒山，结果很快就被群众举报，村干部马上打电话让其不要乱跑。还有一位类似情况的同事，也被群众举报了，一家三口干脆搬到山上果园与世隔绝了。
我们一家住在集镇，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恐惧，已自我隔离了9天，未踏出家门一步。今天上午，村干部又在家门口贴了标有举报电话的通告，一家人更是不敢出门。
不能不说，恐惧感是一个最好的社会安全阀。我所了解的很大一部分从武汉返乡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种谣言。比如，我自己一家就被村民传谣说是感染者，这也是我们自觉隔离不敢出门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一位朋友回到老家，今天也被亲戚电话告知说，村里在谣传其已病重住进医院了。乃至于，不用政府劝解和通告，群众自觉隔离了从湖北和武汉回乡的人员。
今天太阳很好，大家都出来晒太阳，顺便晒被子和衣服，他的邻居家却不敢开门。他的堂兄去村里小河边钓鱼，两位已在钓鱼的村民一看到其堂兄，连鱼都不要，撒腿就跑了——事实上，其堂兄并不在武汉工作，仅仅是见了朋友一面而已。
但我们可能没预料到的是，“硬核”措施在发挥效果的同时，的确也带来了不少后遗症。比如在被隔离人员的家门口拉上大大横幅，这在乡土社会中无异于一种污名化措施，必然会带来集体排斥。
有些措施不一定合乎实际，终将会带来群众的抵触。西北某市，市委在大年初三的时候突然下文，要求所有从湖北来的返乡人员集中到专门的场所隔离。街道和社区干部因为有“战时”要求，对群众的态度极其强硬，不容群众解释。
而实际上，该市所有返乡人员都是年底返乡的，他们几乎都按当地之前的要求，居家隔离了一个星期左右，有些时间还更长。这个时候再去集中隔离，除了增添群众的麻烦、增加交叉感染的几率外，几乎没任何意义。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措施一旦“硬核”，往往不仅意味着不切实际，还可能意味着无情，导致社会分裂。这几天，各级政府处于战时状态，群众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社会形态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从我们的随机调查看，相当一部分湖北返乡人员都感觉到了社会的歧视，不少人亦体会到了基层政府的“无情”。
比如，少数基层干部在登记排查的过程中，为了强调工作的严肃性和威慑性，动不动就顺带说一句，不按时报告就让120抓去隔离，不居家隔离就网上通缉，让派出所抓人。
凡此种种，从“战时”的角度上说，都可以理解；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也不是为了制造矛盾，而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但即便是“战时”举措，“硬核”措施也可以用群众接受的方式开展。
浙江宁波是个正面典型，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也做好群众服务工作。比如，在登门排查时，基层干部同时带上口罩、消毒水等物资，并听取被隔离人员的意见，尽量满足其生活需求，效果就比较好。
在广大地区，一些村组干部和乡村医生利用其在熟人社会中的威望，通过拉家常的方式，也能把政策较好地贯彻下去。
由于农村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在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防疫效果也是比较乐观的。
不过，这一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战时状态”、“硬核”措施的前提下，是以群众的恐惧感作为支撑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的撕裂。
当前情势，我们在基层“战役”上需要实事求是、考虑效果，更应该认识到：隔离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
作者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德文
排版 | GINNY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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