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效应的启示

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3点30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瑞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强调不建议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

国家卫健委在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应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有信心、有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希望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并与中方一道，按照《国际卫生条例》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共同做好疫情防控，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疫情的发展将对中国带来何种影响，特别是经济影响，可以以过往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案例“2014-2016埃博拉病毒爆发”为借鉴。

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从2014年2月开始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虽然很难说爆发在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病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病具备完全的可比性，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来看都是如此。但是，其仍不失为一个值得探讨和辨析的例子——特别是经济遭受影响的若干方面。

最大影响是预期

全球突发卫生事件一般都是“临时性”的，需要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核。负责裁定“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委员会，是在2002年至2003年SARS事件爆发后，按照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指导来运作的。

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过去十年里只有五起全球突发卫生事件：分别是2009年爆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爆发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病毒病，也叫埃博拉出血热，有过一些相对详细的、关于经济受到影响的研究和分析。

埃博拉病毒人畜共患。该病毒从野生动物（例如蝙蝠、豪猪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传播给人，然后通过与被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体液直接接触以及表面接触，在人群中传播。

《自然》《科学》两个全球权威杂志在2014年9月份刊发的论文均认为蝙蝠是埃博拉病毒传播源头的可能性最大

埃博拉病毒病的平均病死率为50%，在爆发过程中，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其首次爆发在1976年中部非洲的偏远村庄，热带雨林附近。2014年至2016年的爆发，是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一次，死亡人数接近1万2千人，超过以往所有已知埃博拉病例的总和。它也是跨国界的——从几内亚开始，跨越陆地边境到达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从结果来看，路透社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里援引了《传染病杂志》（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4-2016年的埃博拉病毒病，造成经济损失约530亿美元。

报告考虑了埃博拉病毒病对卫生工作者的影响，还有17000名埃博拉病毒幸存者遭受的长期治疗、感染控制、病毒筛查的成本，以及部署西非以外人员的费用。

而且，埃博拉病毒限制住了医疗资源，导致住院人数急剧下降。

疫情爆发期间，又有1万多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还有350万例未经治疗的疟疾病例。麻疹造成2千至1万6千例额外的死亡，原因是有100万儿童错过了麻疹疫苗接种。还有60万至70万儿童错过了其他疫苗接种。

埃博拉病毒病的平均病死率为50%。图为2014年11月15日，在塞拉利昂凯内马的一个治疗中心，埃博拉病死者的墓牌静静地矗立着

在疫情刚开始的2014年9月，世界银行针对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发布了经济分析报告。

分析估计，疫情对几内亚经济发展产生的短期影响为GDP的2.1个百分点（增长从4.5%降低至2.4%）；利比里亚为3.4个百分点（增长从5.9%降低至2.5%）；塞拉利昂的3.3个百分点（将增长从11.3%降低到8%）。按2014年价格计算，损失相当于3.59亿美元。

通货膨胀和食品价格最初受到控制，后来随着人们对食品、防疫用品的恐慌性购买和投机活动而上涨。在不确定性和某些资本外逃的推动下，三个国家的汇率波动均有所增加。

分析发现，这场危机的最大经济影响不是直接成本——死亡率、发病率、护理费以及相关的工作日损失的结果，而是由于担心传染而厌恶出行所造成的。反过来，由于人们担心与他人接触，导致劳动力的参与大大减少，工作场所的关闭，乃至城市、机场、海港的封锁，都进一步推高了经济损失。

在传染病爆发的历史中，例如2002-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甲型H1N1的传播，类似的行为影响已占该疫情导致的总体经济影响的80%至90%。

埃博拉效应

埃博拉病毒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也被称为埃博拉效应。

在2014-2016年西非疫情期间，Mercy Corps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当时，Mercy Corps的研究表明，控制埃博拉病毒的努力，可能给已经陷入困境的地方经济带来严重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在利比里亚，Mercy Corps的分析表明，有66%的家庭收入减少。在塞拉利昂，Mercy Corps的评估强调，与限制较少的地区相比，在行动受限的地方，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南非开普敦坎普斯贝海滩

据悉，该研究报告对政府封锁本地数月后决定宣布本地市场重新开放，至关重要。

根据Mercy Corps的研究报告，经济影响主要在如下方面：

贸易和运输减少。贸易和运输受到限制，以防止病毒传播。这意味着在一国内运送的货物数量受到限制，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也受到限制。例如，在2014年，塞拉利昂宣布封锁三天，以减少人员流动，并使医护人员有机会发现新病例并传播对这种疾病的认识。

该国还对高风险地区实行了检疫限制，并规定宵禁，某些地区的宵禁时间长达几个月。诸如此类的情况会损害严重依赖跨境贸易的经济。根据《非洲经济简报》显示，非正式跨境贸易约占收入来源的43%。

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的非洲服装贸易博览会 

旅游减少。埃博拉疫情爆发的消息阻止游客前往爆发疫情的国家。许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旅游业。当埃博拉疫情席卷西非时，边界关闭，航空公司停飞。根据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4年，前往西非的游客人数下降了一半。

此外，即使埃博拉疫情并未遍及整个非洲，游客仍将整个非洲大陆视为一种风险。例如，距西非埃博拉疫区数千英里的肯尼亚等国家，旅游人数同样急剧减少。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数据，大多数旅行者患埃博拉的风险非常低。尽管如此，爆发期间旅游业的收入仍在下降。

农业生产下降。特别是对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城市。埃博拉疫情主要影响了农产品向消费区的运输。在疫情最严重时，收购农产品的商人的数量减少了20%。这一情况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并导致作物价格不稳定。

采矿活动减少。由于出行限制和工人流失，埃博拉疫情导致采矿活动减少。例如，利比里亚黄金和钻石的开采都受到削弱。在受病毒感染的三个西非国家中，铝土矿、铁矿石和黄金的价格与往年相比下降了30%至60%。

2005年8月12日，两名工人在赞比亚谦比西铜矿选矿车间工作

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埃博拉疫情推迟了采矿项目，这些采矿项目本来打算由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数千名工人承担。一个例子是矿业公司力拓（Rio Tinto），该公司中止了向该地区投资200亿美元的铁矿石项目。

投资者减少。投资者对位于埃博拉疫情地区的公司失去信心。例如，在利比里亚，大型矿业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暂停了在疫情期间扩大铁矿石采矿生产的投资。

财政波动。经济活动的下降减少了税收和关税的收入。2015年，利比里亚的赤字估计占GDP的8.5%，塞拉利昂的赤字为4.8%，几内亚的赤字为9.4%。来自国际的财政援助减轻了一些冲击。

失业率升高。世界银行在2016年的报告中称，自埃博拉病毒爆发以来，在利比里亚工作的人员减少了40%。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使塞拉利昂的私营部门失去了一半的工人。因为不少公司关门大吉，青年们不敢上班或送孩子上学。加上许多学校和公共机构为了阻止病毒传播而关闭，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来源完全枯竭。这一问题迫使许多人轻微犯罪，甚至卖淫以维持生计。

避免过度忧虑

Market Watch的专栏作家迈克尔·布鲁斯撰文表达了他对近期经济形势的乐观判断：投资者的信心和消费者的支出，不会在短期内就改变。

他的乐观在于，传染性疾病往往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被尽快攻破或得到控制，而且封锁地区人口大概只有6000万人，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湖北省的GDP仅占中国GDP总量的4.7%。

同时，他认为公众通常倾向于对健康威胁反应过度。每当新的病毒爆发时，人们都会被媒体报道的灾难故事所吸引，这些故事就像在回声室中一样来回摆荡，不断得到重复，加剧了投资者和公众的恐惧。社交媒体上也是各种言论泛滥，谣言可以不受限制地传播。

他说，“这会放大对风险的感知，但不会放大风险本身。”

1月27日，武汉市民在一家食品店内选购商品

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教授魏尚进撰文分析，如果以2020年4月疫情结束为前提（基准情景），2019新型冠状病毒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将更加有限。

在过去的五年中，许多主要的中央银行都开发了模型来评估中国经济放缓对其经济的影响。根据模型，中国GDP增速的下降对美国和欧洲经济体的负面影响，系数大约是五分之一。

例如，如果当前的冠状病毒爆发使中国的增长率降低了0.1个百分点，那么美国和欧洲的增长率可能会降低0.02个百分点。鉴于与中国的商品贸易和旅游业联系更加紧密，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其两倍，但增长下降0.04个百分点的机会仍然很小。

鉴于中国境外的病例数量很少，目前看来这一情况不太可能。

如果冠状病毒危机的持续时间比基准情景假设的持续时间更长，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遭受的影响才会更大。

魏尚进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决策者仍然有货币和财政扩张的空间：与中国的国际金融体系相比，银行业的储备金比例相对较高，公共部门债务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仍然可控。通过在必要时利用这一政策空间，中国当局可以限制当前健康危机的最终影响。

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在恐慌还为时过早。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荣智慧

排版 | 凑凑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猜你还想看

围观

故事

热文

点击购买最新一期《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