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名医护被隔离背后：是谁在隐瞒武汉旅行史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昨天（2月5日），山东潍坊市公安机关发布通报称，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依法对故意隐瞒旅行史和接触史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张某芳立案侦查。

今年1月17日至20日，张某芳曾离开潍坊，赴安徽省蚌埠市，返回途中曾聚餐。1月21日，他因咳嗽、头疼就诊于潍坊某医院。2月2日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在返回潍坊后，张某芳拒不配合当地社区调查，就医时面对大夫的问诊，刻意隐瞒个人旅行史和人员接触史，使与他接触的多人存在被传染的严重危险。目前，潍坊市已对与其接触过的68名医务工作者和49名市民，全部实行隔离观察。

从潍坊最新的通报来看，2月4日新增的2例确诊病例，2月5日新增的4例确诊病例，都是这位张某芳的密切接触者。

无独有偶，2月2日，福建晋江市通报一起新冠肺炎病例，这名男子从武汉返乡却谎称菲律宾回来，期间他参加进主宴请（闽南习俗），共计3000余人参加，这些宾客都需要居家医学观察14天。此外，他还参加东石镇婚宴，近千人也被要求居家观察。

疫情汹涌，刷到这样令人窒息的新闻，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愤怒。社交媒体上，喊打喊杀的声音此起彼伏。

愤怒之余还有恐慌。在潍坊，某医院被隔离的消息早在2月4日就传了出来，很快还衍生出了“医护人员已被感染”的传言。在潍坊和晋江之外的许多地方，不少人也紧张起来，因为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身边就没有个隐瞒接触史的家伙。

然而愤怒和恐慌并不解决问题。只需一个隐瞒真相的个体，就可能引发大片的隔离、感染乃至恐慌，防疫形势就可能陡然严峻起来。可以说，一个人破坏了规则，刺激了整个社会过度反应。要避免这种因自私行为造成的社会损失，还是得搞清楚这些隐瞒湖北接触史的人是怎么想的。

在这里，共情能力特别重要。在相同的境遇下，你很可能不会像他们那样隐瞒真相，但这不妨碍我们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心理，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行为逻辑多一些了解。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承认武汉接触史至少会有几个困扰。

第一是文化上的压力。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全村口碑会直接影响这家人在村里的生活状态。在巨大的集体恐慌中，人们将有过湖北接触史的人视若瘟神，唯恐避之不及。最典型的例子是，有的村子打出了“带病回村，不肖子孙”的横幅。

《南风窗》此前的文章（《我从武汉来，但我不是敌人》）对这种文化压力作了探讨。文中有个案例，一位从湖北返乡过年的大学教授，其姓名、身份证号和详细居住地址都被泄露出去，他家居住的小区和周边几个小区的业主群，天天疯狂传播其信息，很快变成谣言，说他是感染者，有几位邻居甚至上门劝说他家不要住在小区里。

可想而之，被排挤和孤立的人感受到压力，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儿，谁都不愿意成为那个被敌视的“湖北人”。

第二是怕麻烦。这是种既可笑又可气的心理，因为怕麻烦往往带来大麻烦。可这种想法又很常见，尤其多见于三、五十岁间固执己见的中年男人身上。有些人总觉着心里特有数，自己没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种心态更多出现在春节之前。大过年的，要被隔离起来，要天天测量体温，人们觉得烦。春节后，各地防疫工作迅速升级，多数人不敢再掉以轻心，可依然有人不当回事，就算出现了咳嗽、发热等症状，他们还是要怀着侥幸心理，自欺欺人，偏要赌一把自己没病。对这种人，我们很难产生同情。

第三是担心交叉感染，这应该是许多隐瞒湖北接触史的人最大的担忧。去过湖北、咳嗽发热，肯定要隔离观察，大多数还要去到医院的隔离病房。可隔离病房是高危场所，病毒肆虐，有没有可能，我本身没感染新冠，到了医院反倒被传染了呢？

医院是这样，集中隔离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对疑似病例或潜在感染者集中隔离，能有效避免更大范围的扩散；但在个体眼中，集中隔离像是把自己置身于“病毒池”中，很容易陷入“本身没病，却被传染上病”的担忧中。

基层干部对人们的这种担忧体会最深。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我，就连在家隔离的人都怕交叉感染，因为每天有社区干部登门测体温，一天三次，测体温的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但在家隔离的人是直接暴露在防护服前面的，不只一户人家抱怨：你们防护服上可能有病毒，把别人家的病带到我们家来怎么办？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

或者是担心遭到歧视，或者是出于侥幸心理，又或者是害怕交叉感染，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人冒险选择隐瞒湖北接触史。这些因隐瞒真相而危害他人健康、造成防控形势更加严峻的人，理应受到谴责。但这些隐匿的小心思又真实地存在于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防控措施的粗糙与困难，谴责未必能解决问题。

显然，隐瞒背后是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博弈。讲道理的时候，每个人都明白，自私地隐瞒湖北接触史有可能损害集体利益，伤害更多的人，但在生死抉择、恐慌情绪之下，我们的确很难指望每个人都做出有利于集体的选择。

一个值得深思例子是要不要“逃离”武汉。以我了解到的华北某县为例，全县目前只有一个确诊病例，他是武汉封城之际从湖北驾车返回的，到家不久就因发烧咳嗽入院隔离，并很快确诊。

由于他是全县唯一的确诊病例，县里自然希望他能尽早治愈，缓解民众的恐慌情绪。为了救治他，县里调集了最有经验的医生护士，最好的隔离病房和医疗设备。很快，医院内就传出他症状缓解的消息。

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在人们中间传播：多亏他离开了湖北。逻辑很简单，如果这个患者留在湖北，他恐怕享受不到这样充足的医疗资源，那风险就大了许多，至少不会这么快好转。

你看，对社会来说，武汉封城是控制传染源的有效举措，所有人都留在湖北才不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但只从个体角度看，逃离湖北反倒成了明智之举。

这些问题异常棘手，又出现在非常时期，这就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依法采取强硬手段当然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办法。潍坊案例中的张某芳已被采取相关措施，并隔离收治。公安机关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从严追究责任能起到威慑作用，可以让绝大多数人放弃侥幸，但这种威慑更像是亡羊补牢，保不齐有些人还是会在危险的边缘试探，那后果是很难补救的。

对政府来说，需要讲求实效，有针对性地把工作做得更细。比如加大对瞒报行为将承担后果的宣传，让这种震慑作用不只是出现在电视新闻上，更直接传达到每个个体。

过去一段时间，许多地区发动群众，对提隐瞒线索的群众予以金钱奖励，这乍一听有些不厚道，现在看来，也是有必要的，至少举报确实帮助基层政府找到了不少的一批潜在感染者。

但与此同时，高压防疫、硬核手段也在民间形成了对疫情的恐惧心理，随之还有对湖北人的排斥心态，这恰恰是许多人不愿承认湖北接触史的原因，反倒增加了疫情防控的苦难。针对这一点，我们的基层政府也要想办法解决。

比如不过分描述湖北接触史的危害，不塑造湖北返乡者的恐怖形象。有些基层干部为了万无一失，在隔离家庭的门上贴封条，甚至用木板完全封死，这种手段实在是过了。

再比如在工作的细微之处体现对湖北返乡者的友好，比如语气、措辞，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而不是敌人。官方在严格执行隔离的同时也该释放善意，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不至于使“居家隔离”成为一件可怕的事。

这样细碎却关键的事项还有很多，需要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中。当然，我们深知一线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已经非常大，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承担着几倍于平常的工作，他们的辛苦付出也应该被看到、被记录。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一线的医护人员、基层干部都是背负着民族使命的一群人，我们心疼他们，但还是要在祝他们平安的同时提出要求。

当前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迫切需要那四个字的重新回归：实事求是。

政府的举措是向下解决问题的，不是向上汇报工作的。只要有利于防疫工作的事就及时做，但凡对防疫工作没用但形式上好看的事就别干，比如前些天部分县市为了显示防疫工作有力而动员全体公务员返岗上班，这就是瞎添乱。

个体也是这样，每个人都需要想想，自己之于家人和社会的责任是什么。要做好防护，也不必过分惊慌。

如果政府、各行业、个人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儿，遇到困难不逃避、不敷衍，不胡作非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疫情哪有那么可怕？

人人负起责来，才能尽快战胜疫情，迎接春天。

作者 | 丘汶童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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