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谁来为隐私权辩护
过去一段时间内，逐渐紧绷起来的全球防疫战线下，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继利用数据科技控制和防范疫情，通过监控民众手机数据的方式保持疫情追踪，以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然而，到底是否有权使用数据隐私以及如何衡量使用的度，已然在全球各大舆论界引发争议。面对亚洲国家纷纷采取的“科技防疫”，西方国家则普遍比较担忧隐私泄露等方面的问题。
在所有犹豫和质疑的声音中，德国率先做出反思和转变。
在过去的半个月内，德国采取了高强度、密集度的新冠肺炎检测频率，平均达300,000-500,000/周。然而，据德国部分媒体报导及内部政府披露，总理安格拉·梅克尔（Angela Merkel）已决定将检测频率再提高到200,000次/日。
德国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曾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声名主张仿效亚洲。他以韩国为例，指该国作为民主国家，用手机数据追踪定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及时予以隔离，有效阻止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传播。
韩国首尔九老区，医护人员对排队进行检测的人员做登记
德国联邦卫生部下属的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Lothar Wieler）亦认为，韩国抗疫的关键在于“手机数据追踪”。
目前，德国的主要检测手段是针对“有明显症状者”，而政府致力于达成的防疫状态，是将重心从“确诊”转移到“预防”上来。
的确，在“防患未然”方面，恐怕鲜有国家做得比韩国到位。
亚洲的表现
自1月20日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诞生以来，韩国政府就采取了强效测查手段，主要分为追踪、检测和治疗三个步骤，辅以精准定位和查漏补缺。
但实际上，早在首例确诊之前韩国中央防疫局就开始陆续启动了蓝、黄、橙、红色预警。政府还临时开发了一款自我隔离安全保护App，不仅让自我隔离的确诊者与医护人员保持联系，还利用定位技术跟踪确诊者的位置。
出现确诊病例时，APP会第一时间向所辖地居民发送警报，并在政府网站上详细公开确诊病例的活动路径。另外，病毒地图也会显示确诊者的行踪，以帮助公众查核“避雷”。
数据显示，自2月29日韩国创下该国新增病例909例的峰值后，就一直将日新增病例维持在100例以下。至4月9日，韩国累计确诊病例8961例，共出现111例死亡病例，死亡率约为1.24%。
在韩国大邱，人们佩戴口罩在西门市场附近出行
韩国防疫体系的机制化，离不开2009年H1N1（甲型流感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两次疫情的推动作用。
2015年MERS在韩国爆发后，政府就当即颁布了一项法律：在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可以获得授权，从流行病检测呈阳性的患者身上获得手机GPS、汽车ETC、信用卡在内的涵盖民众生活的所有数据，并得以公开部分信息。被模糊的个人标识也会在社交媒体APP共享，让其他人可以确定是否与感染者有过交集。
从那时起，利用数据信息进行抗疫防疫已在韩国的政策运行中开始了试验，并逐渐得到了认可。为了应对社会对隐私泄露的普遍担忧，韩国结合追踪信息，将个体“数字化”，每个确诊者有一个代号，只显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范围，避免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
有了历史的经验，韩国政府对这次疫情传播的苗头极为敏感。不仅重新设计了紧急情况系统，并在全国各大医院和地方保健所均配备了RT-PCR检测装置。
在韩国大邱岭南大学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在“免下车”筛查诊所对来往人员进行检测。在“免下车”筛查诊所，市民可停留在车内，打开车窗接受体温测量和标本采集
新加坡此次抗疫行动同样被称为“典范”。其治理理念如首席卫生科学家陈祝全（Tan Chorh Chuan）所说，“应对疫情的最佳方法是先发制人，及早行动。”
政府在抗疫早期就推出一款名为“共同追踪”的手机APP，当用户彼此靠近或互动时，APP会向彼此发送蓝牙信号，记录下相遇的距离和持续时间。该APP将这些数据存储21天，如果用户受到感染，政府还可以回访这些数据。
据3月19日BBC的报导，新加坡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追踪到了约6000名接触者。
除此之外，确诊患者也会被约访，要求提供近期活动的信息，以便定位可能有过密切接触的潜在患者。“密切接触”的官方定义为“距离该人半径2米内且保持超过半个小时”。刑事调查部门的警察也参与追踪，使用闭路电视录像和其他调查方法来追踪人员。
4月3日，在新加坡滨海湾艺术科学博物馆外拍摄的长椅上的“社交距离”标识
与韩国一样，新加坡公众对该工具的投入使用持一种谨慎、警惕但并非抗拒的态度。经济学者西蒙·巴布提斯特（Simon Baptist）说:“如果在平时，我们会说这是对公民自由的一种限制，会担心数据的用途。但在肺炎流行期间，它（数据追踪）给予人们继续外出的信心，因为新加坡人觉得他们需要知道，风险在哪里。”
亚洲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相似的数据监控路径。自2月21日开始，香港警方启动“超级电脑”——一种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以追踪确诊个案的接触者。3月初就有卫生署表示，“超级电脑”成功追踪到一名确诊的士司机的28位乘客，以及69位有可能接触到司机的人。
台湾政府则建立“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利用手机定位掌握民众行踪，如居家隔离者擅离处所，系统会自动发送警告简讯给当事人、民政和警政单位。据《天下杂志》报导，台湾自2月1日成立平台，已监控超过一万个手机号码。
争议同时也是存在的。有台湾的软件工程师评论接受采访时坦诚，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看，这种技术“对隐私的侵犯已经非常过火了”。
双刃剑
可以说，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抗击流行病的主力，不仅是医护人员和病毒学家，更是计算机科学家与大数据专家。
不难理解，韩、日、新加坡等极大受儒家文化和威权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公”字观。日常生活与组织也相对严格，需要一个井然有序的、有足够统筹领导力的硬核政策对抗瘟疫。
然而，同类防疫思路在多数欧洲国家仍然难以实施。个人隐私一直是西方政治与人格尊严保障的重点，欧美国家大多秉信个人信息是公民人格与人权的一部分，最大程度强调对公民隐私权的尊重与保护。且随着全球化与资本市场扩张，这种隐私意识与保护力度愈加强化。欧盟在2018年通过的数据保护条例（GDPR），也被称为欧洲史上最严的个人隐私保护法。
欧盟在2018年通过的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也被称为欧洲史上最严的个人隐私保护法
此前，纵然当地流行病学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手机信号追踪以防控疫情，但德国应对疫情的修例里提到的“容许当局追踪民众手机定位”部分因民众的抗议不得不删去。
联邦政府公民数据保护专员发言人施泰因（Christof Stein）则在“德国之声”中反驳：“我们不应被恐惧蒙蔽，而忘记数据保护的重要性。假如明天开始在电台广播确诊者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合比例的公开私隐。”
3月18日，德国最大电信商德国电信宣布，将与官方疾病管制及预防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合作，分享不具名的大数据，让当局了解在全国范围内、甚至社区内民众的踪迹。
就在同一天，《德国商报》也发表文章《对抗疫情不能忘记我们的价值》，批评电信提供大数据的做法侵犯公民权利。
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为了遏制疫情，70%的受访者都愿意向公共防疫机构，提供个人健康、行动数据以及社会关系等信息。
但民众的真正担忧，不在于是否涉及适当的个人隐私，而在于利用信息的过程中，有没有监督机制以避免滥用，及滥用以后是否有惩罚机制。
德国更是一个高度重视个人隐私与自由的民族，源于纳粹时代监控的恐惧心理一直在历史中顺延，到了新一个历史节点前面，这种恐惧又会重燃。这意味着防控设施及手段应尽可能加入更细密周全的考量。
弗劳恩霍夫大学海因里希·赫兹研究所正在开发一个APP，可以在不使用任何定位服务（例如GPS）的情况下，匿名将人际联系的距离和持续时间的信息存储在手机上长达两周。
随着疫情升级，不断有西方国家开始调整政策，加入到利用数据科技从源头防疫的阵营中来，也不断有专家学者剖析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人身生命权利之间的关系。
牛津大学的程序开发研究人员表示，有关APP将与国家卫生系统连结。参加项目的人将同意在疫情流行期间，或及后保留该APP共享的位置数据。而英国政府可以保证将删除数据，保证“不会像韩国那样完全公开被感染者的活动”。
在英国伦敦，人们乘坐地铁时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政府正在与Facebook、Google等科技公司与卫生专家合作，研究如何使用国民的电话位置数据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当中包括跟踪人们行踪，以确保国民均保持在阻止病毒传播的安全距离。
以韩、新等国家为代表的数字防疫管理经验，不能百分百在全球复制推行，大数据的利用是防疫战线里的一把双刃剑，科技如何在有效性与隐私保护间取得平衡，是人类发展至今一直以来的难题。在现行实践中，很难制定完美的公关政策。
若找到一个相对支点，整合多元主体的性质、影响与反馈，数字技术监控也存在重建感染链的可能性。
假想的对立
随着疫情在欧美造成的确诊、死亡人数不断上升，防控疫情已成为各国头等大事。
东亚诸多国家及地区的强力防控是否真的起到了实效？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早在1月31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发表一项研究，预料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会成为受到2019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但这一预测被打破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疫情在三地都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与积极采取的高密度数据检测有关。
4月8日，在新加坡，一名劳工在宿舍附近的临时帐篷等候健康检查
数据技术在防疫方面的运用，究竟是假借公共手段钻个人隐私的空子，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还是确如德国卫生部部长斯潘所说，“减少隐私是为了保障更多自由”？
然而，隐私与安全能否达到平衡，或许绝不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的争议焦点。当人们站在数据防疫与隐私保护两端争论，则容易陷入一种假想的“隐私自由”与“生命自由”二元对立里。
今天，全方位、全覆盖式的大数据，不断塑造着新信息时代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且既有着网络信息元素，也有着从现实到网络的政治基本元素。
大数据下的监控与统治，就像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于十八世纪提出的概念“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种呈放射状排列设计形式的全景敞视监狱，位于中央位置的监视者占据绝对的优越位置，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监控所有囚犯。
然而，每个人除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信息系统的“囚犯”被监视，大数据带来的时代发展与社会福利也不可忽视。
比如利用免费的公共卫生数据和谷歌地图创建可视化数据，更快识别和有效地分析用于跟踪慢性病传播的医疗信息；在自然资源产业中，大数据也为从预测建模到支持决策提供辅助，从地理空间数据、图形数据、文本和时间数据中摄取和集成大量数据。
据江苏省委政法委介绍，目前，全省共调动12万个网格内的近30万名网格员，运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等手段，精准滚动摸排，在疫情防控基层一线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
就技术本身而言，大数据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但就人而言，在大数据面前，个人成了“透明人”，为不同目的所利用，带来对个人隐私和政治隐私的高度威胁。
可是这种威胁，并不意味着需要在“个人隐私权”和“生命健康权”之间做取舍。
美国法哲学及政治学家杰里米·沃尔德伦曾做出推论，在隐私的保障和尊重两面，如何巧取一个“平衡”，首先要找到“自由”与“安全”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假想出来的。沃尔德伦认为，不同程度的自由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而安全问题通过转化为风险问题也可以进行定量比较。但不能直接将自由与安全进行定量比较进而相互转换，因为安全与自由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而二者之间，可利用"风险"作为中介物。
在重大人类生命及国际安全的危机下，为使民众保持警惕，若一定程度的隐私放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则需要满足一定的程序，因为程序本身也是自由权利的一部分。
而数据防控是政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且不是唯一的手段。
政府运用科技手段防控疫情，个人隐私保护与防疫力度不该分孰轻孰重的先后层次，或许这两者或许的确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双赢”平衡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防控面前，我们都一定程度牺牲了隐私。
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社区书记冯晶向记者展示使用手机小程序为居民登记排查体温
自疫情首次暴发到今天，2020年的四分之一已经过去。在过去这段沉痛的日子里，人类在灾难里看到了盲目自信和松懈的代价，也在与危急信号的周旋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稳固的应对体系。
这是一种全球危机，全民危机，一种毋庸置疑的“紧急状态”。“紧急”的含义，即人类生活与生命面临的倾覆性紧张状态，危急时态，甚至达到了法律术语里的“紧急状态”，即“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需要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予以控制、消除其社会危害和威胁”的紧急状态。
危急状况下的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人类依赖环境，人类的共同力量与环境的崩坏抗衡，而在这抗衡中，互信机制与意识是必要的。选择理性或者信任，不是简单的“择良木而栖”，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对自身及共同命运的合理关切。
相对于利用大数据监控防疫，我们更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应该是互联网上每天不断流动及泄露的个人信息。
新技术在不断开发和迭代，当下的互联网就像一个隐形的“圆形监狱”，处在黑暗暸望塔里的人可以轻易收集、使用、甚至滥用个人数据，这些乱象的普遍及严重程度，远远超过防疫系统带来的担忧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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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肖瑶
排版 | CAT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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