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们一起上厕所的友谊，不是男人们能懂的
两个女孩子之间的感情可以多复杂？老生常谈的“闺蜜”和“塑料花”之间也许只隔了薄薄一层纸，你永远看不透那层微妙的差异，就像你永远也搞不清楚，她们为何喜欢结伴上厕所。
假设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两个要好的女性同伴，她们分享同一份成长，分享来自外界的善恶，她们在童年时亲密无间，少年、青年时暗暗攀比，中年到晚年相伴相惜，她们的一生因为对方而沉浮跌宕。
这是一种令人生羡的完美友谊吗？
如果有一天，她们的关系突然遇到了某个阻滞，继而友谊开始面临挑战，彼此间的亲密、信任随之变形，甚至反目成仇。
你会下意识想到什么？误会，嫉妒，攀比，还是男人？
在百度和谷歌搜索“女性友谊”，你一定能在第一页内看到类似“女性之间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友谊”的问题。
人们对女性之间的友情抱有误解，因为很少有人真正将它刻画透彻，解读精准。完美的女性关系甚至比美满的爱情还罕见，而无论是在虚构文艺作品还是现实里，她们呈现出来的模样往往都是复杂多面的。
当我们试图去触探它时会发现，“友谊”一词并不能恰当地概括很多类似关系里的微妙性。
现代人给女性友谊冠以许多别称：姐妹，闺蜜，塑胶花…在不少影视文学作品里，还有一个词——“双生花”：一种一株二艳的植物，她们用最深刻的伤害来表达最深刻的爱，但当任何一方死亡的时候，另一方也悄然腐烂。
女性之间的感情，或许的确比爱情远要复杂太多。一男一女相吸引，因为欣赏或因为性，而两个女人相互吸引，无关乎情欲和征服，它们必定糅合了欣赏、依赖、怜爱等情愫，同时也少不了竞争、较劲和嫉妒等复杂元素。
就在这个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也许能在某些影咖开出的剧片大餐里见到一部腾空而出的意大利网剧：《我的天才女友》。
很多人早已听闻了其原著《那不勒斯的故事》。意大利作家艾琳娜·斐兰德历时4年，以自传色彩创作的四部曲长篇小说，内容贯穿“埃莱娜”和“莉拉”两位女性足足60年的成长史，这半个多世纪的叙事，也将一座城市的内外变迁、一段意大利时代烈焰点燃。
陆续被搬上荧幕的两部剧最大程度尊重了原著，对女性成长的致密刻画从文字中溢出，既保留了文学性，又帮助这部神秘作者的史诗级女性传说作了更细密的注脚。
那不勒斯的故事贯穿二战到90年代苏联解体的动荡几十年间，但它的重点不是时代反思，而是更鲜明、直接地关注女性个体，可以说填补了那个时空维度里，世界文学对女性形象的空白理解。
它探讨了婚姻与幸福的关系，知识在阶级和命运抗争中的作用，但使其从其他类似题材的文学创作中脱离出来的，是它对两个女性间深邃而精细的关系探讨。
这种“关系”，用“友谊”二字概括还不够。
正如《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国译者陈英所感慨：埃莱娜和莉拉的关系“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深刻，她们是一种非常规友情，甚至于用“友谊”来界定都显得狭隘。”
从书到荧幕，从两个女性的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各自独立而又互相羁绊的人生，我们得以窥见附着在“她们”亲密关系的内在转向，窥见女性成长过程中仅存于“她们”之间的某种微幽之境。
只有我可以叫你“莉拉”
在书和电影里，大家都叫“Lila”为“莉娜”，只有埃莱娜叫她“莉拉”，并且只有她可以叫她莉拉。
这代表着她独一无二的位置，及这段关系对她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是什么导致两个人跨越几十年的生命彼此纠缠羁绊？
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意大利，埃莱娜和莉拉出生于小城那不勒斯的城郊——典型的“庶民”聚集区。这里的房屋简陋破败，不少人靠借钱度日，也有人放贷发家致富。男人们粗俗而暴力，讨债、争夺地盘和女人，对自己的家人却拳打脚踢。人们喜欢生孩子，却鲜少养得起，尤其是女孩，念完小学后几乎就没有条件再继续读书。
贫穷，愚昧，暴力，是埃莱娜和莉拉成长的环境——意大利五十年代的那不勒斯社区。
两人的友谊诞生于一场恶作剧。有一天，在院子里玩的时候，莉拉突然将埃莱娜的布娃娃扔进了地窖，那是街区的暴戾之徒屠户堂·阿奇勒的家。莉拉决定上前去要回布娃娃，埃莱娜虽然恐惧，却也跟着一起去，也几乎是从那一刻起，埃莱娜在心底暗暗下了决定，“你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
这句话成为了她们几十年的友谊模式。
埃莱娜不可自已地被莉拉吸引，她们一个文静却有些木讷，一个粗野却灵气性感，她们从那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对方身上看到了潜意识里缺失的另一个自己，相同的成长环境、身份地位和年龄让她们的互相靠近成了必然。
从相识到相知，两个女孩都像尘埃里长出的花，因为有彼此，在童年时期一起面对可那么多混乱和颓败，在废墟中立志共同对抗现实。
然而，贫穷让她们的命运开始分野，到中学龄时，埃莱娜得到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莉拉却不得不帮父亲制鞋。
在写作和设计上，莉拉都表现出惊人的天分，但这一次，她依然没有逃过命运碾压：由于贫穷，也为了让自己设计的鞋能得到生产，不得不嫁给暴戾的肉铺店儿子，利用肉铺老板家优裕的资金条件，帮助自己继续完成对底层的抗逆。
埃莱娜也在与自己的命运对抗，这是这部故事的女性主义根基所在。如她生命晚年做下的总结：“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
埃莱娜追随着莉拉，羡慕她也讨厌她，她离不开她，她似乎在期待：模仿无所畏惧的莉拉，能不能逃出这个令人厌恶的环境？
她们拥有彼此，同时却抗拒彼此。在相互的指引、拉扯中成长，不断逃离底层的地心力，却悲哀地发现最终难以挣脱被那股力量撕扯着往下拉拽。
由于阶级硬伤，性格差异和时代背景，埃莱娜与莉拉的友谊注定带有毒刺。莉拉以天才般的智识和洞悉力，选中了埃莱娜，且只接受埃莱娜，支持她，也伤害她。
这种伤害，也许一部分出于妒忌，她妒忌埃莱娜的温顺美好，却与旧城区和时代的灰黯格格不搭。莉拉是坏的，甚至是恶毒的，而埃莱娜，她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
妒忌，是两位女性中尤为值得玩味的一种情感。
纽约书评则给这四部曲做出评价：它精彩而持久地探索了“嫉妒”——这种最为致命的情感，因为它有时候会将自己伪装成爱。
埃莱娜在莉拉身上找到自己没有的勇气、灵气和生命力，她自认不聪明，只是足够幸运，而莉拉的尖酸辛辣，聪明果敢是她永生追随向往着的。
莉拉拥有的全部，则是那副姣美的容貌，和纵然出彩，却无处可施的才智。
她在埃莱娜身上寄托了自己对读书、写作的所有寄愿，这个世界上，她没有别的人可以相信和依靠，所以，哪怕面临埃莱娜会超过自己的担忧，她也不得不一边忍受着底层的劳苦工作，一边支持埃莱娜继续念书，完成莉拉自己心中的那个女孩的成长。
这无疑是可笑的，这种身份与性情的错位，是对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之一种反抗。然而莉拉虽看似早已接受了这种可笑，只有埃莱娜知道她的内心仍然潜伏着巨大的能量，为了压制那种能量，莉拉无时不在忍受着痛苦。
埃莱娜为她感到怜惜，痛苦和担忧，隐隐也有一种自身的自豪与骄傲，甚至有意无意地在莉拉面前“展示”自己的所学所得。
但随着年龄增长，两人从女孩变成真正的成熟女人，埃莱娜感受到自己看似拥有莉拉向往而未曾得到的，学历，人脉，更优越的社会地位。
她的内心仍旧是空洞的，为了莉拉，也为了把莉拉比下去，她努力了一生，却终究没有办法变得像莉拉一样发自内心地聪颖，她感到自己心中缺乏莉拉那种真正的才华与智识。
埃莱娜和莉拉从未停止嫉妒彼此，却也从未停止爱对方，这种感情蕴含的力量，是任何一种“伟大”或“圣洁”的爱情，都无法比拟的。
一如电影《流金岁月》里所说：“我成功，她不嫉妒，我委靡，她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要么十分脆弱，要么固若金汤，而后一种表现出来的样子，绝不一定是最大程度的亲密。
也如陈英在译后总结：“友谊如果不存在阴暗面，就不是真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不是只有甜的，还有背叛、妒忌和仇恨。”
不仅是在那不勒斯的故事里，不少学界、文艺作品有着一套陈词滥调：两个女人越是越是关系要好，她们之间的二元性就越是危险。
女性间的友谊：那朵嗜血的花
女性间的友谊：那朵嗜血的花
在古典西方时期，女性与男性相比是弱者，被认为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因为她们不够忠诚和坚定。
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划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善好（goodness）、快乐（pleasure）和优势（advantage）”。唯有这三者都到位，才能实现“良善意愿”（good will）——即建构一种充实、幸福且深刻的关系。
但这三种“良善”的平衡却并非易事。就算抛开性别来论，两人之间相互的、共享的价值和期望，往往很难达到绝对平均。正如亚里士多德同时提出的论断：如果两人之间对此种善好的欲求出现了不均衡，那么友谊将变得不稳定。
且这种不均衡，在心性相较更为敏感的女性间尤为突出。
英国作家薇拉·布里顿在《友谊的见证》里写道：“从荷马时代开始，男性的友谊就享有荣誉和赞美，但女性的友谊……通常不仅不受歌颂而且还面临嘲讽、轻视和误读。”
十六世纪，蒙田在《论友谊》里提出“异体同心”（one soul two body）的概念来论证友谊的重要性，却认为“女人的普通能力不足以促成这种友谊”，“她们的灵魂看来也无法承受如此紧密且持久关系的压力”。
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媒体、文艺和学界对女性关系给予更多关注，而不是简单地把女性从社会二元性别文化里提取出来当作凝视和讨论对象。
女性之间相互较劲、小肚鸡肠和撕裂后又和好的桥段被屡屡搬上荧幕。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荣耀之路》、《永别了，武器》等电影，到工业时代后在《衰姐们》或《大小谎言》、《贱女孩》和《独领风骚》等影视剧，更有好莱坞式强情节商业片将友谊诉诸某种变质的迥异情谊。
《罪孽天使》、《末路狂花》等影视经典，则反讽了如胶似漆的“闺蜜”母题，在很多情况下虚伪、做作的同性关系不仅造成友情的破裂，更带来了另一种病态关系的结茧。
女性情谊，究竟是理想国还是纸房子？完美的女性友谊存在吗？
粗略地看，女性之间的友谊被认为更多建立在“分享生活”而不是“精神共鸣”上，如《欲望都市》里那样，四个性格迥异的女孩经常一起购物、参加聚会、八卦。
同性友人的陪伴与结合更为轻松与自由，它更倾向于一种朴素的陪伴、承诺。当她们更从生活到生命，走进彼此的精神和心灵世界，一扇新的情感大门被打开了。
2018年，两位美国作家玛丽莲·亚隆和德雷莎．布朗在合著《闺蜜：观看女性友谊的历史》里将女性友谊分为四个基本特征：1. 感情和眷恋。2. 展露内心，分享秘密。3. 柔情、温暖的身体接触。4. 相互依存、关爱、友好及利他。
多走一步，面临的挑战就越多，这是人类亲密关系里的脆弱性本质决定的，这意味着，女性之间的联结有多强烈，可能存在的羁绊、纠葛也就有多深。
诸多复杂性，正昭示了女性之间关系的某种“动态性”。种种猜疑、妒忌、攀比和矛盾的复杂情感，让女性友谊成为女性友谊，有别于任何一种纯粹、阔拓的“兄弟情”或“姐妹情”。
男性之间友谊的最高境界被称誉为“刎颈之交”，但向来被认为复杂的女性关系，实际上才没有那么戏剧化、仪式化。
女性友谊区别于男性友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排他性”。
第一种意义的“排他”，是对彼此的强烈独特吸引力，甚至因此衍生出来的某种占有欲。
当一个女孩若拥有一个被她们称为“闺蜜”的女性好友，就会为自己在彼此心中的特殊身份地位感到骄傲。她们彼此交换的对于社会和情感世界的理解，及由此产生的思绪碰撞，往往在潜移默化中互相帮助对方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如何去成长。
一旦这种独特性受到威胁，她们会潜意识地维护和守护自己的地位。又由于过度地将精力放到对方身上，由是产生了“嫉妒”。
如果说男性之间的较劲近似人类原始时代的力量斗争，如狩猎、进攻和防御，是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一种齐头并进，一种正面的能量，女性之间的攀比则更是暗地里的，不做声色的。这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较量。
相较于男性之间活在阴柔规训和边缘化语境里的女性，则不习惯将攻击性外露，而是压在心头，用和善、温柔与亲近去掩饰它。
这种掩饰就像男性的慕强，其实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
在那不勒斯的故事里，莉拉和埃莱娜看上去是两个水火不兼容的女孩，莉拉从头至尾都是个十足的霸凌者。无论是在这段关系里，还是在她自己的人生中，哪怕她不能真正主导命运，但她从来都呈现一幅兼具妒忌的他害性、危险的自毁性模样。她一次又一次利用埃莱娜，但也无法停止关注她、对她好。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耳熟？爱恨交加的关系，一方主导，另一方欲罢不能，甚至只有在对莉拉的崇拜、憎恶和追随中，埃莱娜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
为什么？她为什么不离开？她为什么被她吸引？
就像爱情一样。没错，爱情。
“她们”为何“因爱生恨”
“男人”，在两个女性的关系里，或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构成威胁和羁绊的，但亦有很多时候，男性才是女性关系消长的一块巨石。可能是垫脚石，也可能是绊脚石。
岩井俊二的电影《花与爱丽丝》以温情单纯的笔调，描绘了两个女性因一个男孩而起的成长悸动。
电影《花与爱丽丝》里面，花为了帮助爱丽丝追到喜欢的男孩子，只有将自己的情愫藏起来
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面对同一个喜欢的人时，心中产生的涟漪、行为产生的倒错，都给她们之间友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质变。
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时代》一书中指出，当女性从小就被鼓励将异性的爱作为获得幸福和认可的主要（唯一）方式的时候，就会忽略同性的交流与陪伴的重要性，并让“这些女性朋友成了在男人面前互相争宠的对手”。
曾国祥电影版《七月与安生》海报，一个男人+两个女孩的直观设定，一目了然
当然不是“争宠”这么简单的概括，但不得否认，男女在处理感情方面的思路和行为模式天然有异，女性似乎更擅长飞蛾扑火，沦陷后香消玉殒的例子不在少数。
《我的天才女友》也一样，埃莱娜和莉拉的几十年羁绊，离不开几个男人的纠葛缠绕。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埃莱娜从小的心仪对象尼诺。
尼诺利用埃莱娜的才华，却和其他男人一样迷恋莉拉。这似乎是某种必然，是让两个女性都失望和颓败的必然，故事里，关于爱情的战争，还没开始打响就结束了。
莉拉热烈，激情，敢爱敢恨，义无反顾，哪怕遇到伤害，也可以一边狠狠咽下悲伤，一边继续散发自己作为女人的独特魅力。而埃莱娜，被不幸的婚姻束缚着，她从来小心翼翼，孤独苦闷，骄傲被熬成苍老，郁郁终生。
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女性对待人生姿态的一种折射，重塑并勾勒着她们，让她们从对方身上认识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别的女性。
在感情里，女性因而具有某种天然的“同属心”。她们越是能体会到爱情带来的秘辛之动魄，越是能敏锐察觉到“爱情”带来的一种独特、尖锐的刺痛感。
当她们在意的不是具体的对象本身，而是“他爱不爱我”，及“他是不是只爱我”，全世界就都可以变成敌人。她们变得神经质，变得“小心眼”和独断专横，而此刻她们的脆弱性和攻击性，都是最强的。
而对“爱”的争夺，比对名利、物质地位等社会关系的争夺，在女性之间都要强烈。
当同一个异性出现在两人之间，她们的注意力往往从单向的异性之恋里抽离出来，放到与彼此的爱恨交织上。她们由此进入了爱和冲突的微妙模式，并在其中不可避免地被塑造和被改变。
但如果说，她们对爱情的追求是猛烈的，且常常陷入“非爱即恨”的极端状况，在友情里，她们的情感能量并没有削弱分毫。
无论承受了友谊带来的多少痛苦，她们永远会追求友谊，那种有别于家庭、情爱的，永远具有诱惑力的情感港湾。这一点在美剧《绝望的主妇》里以一种戏剧性的张力，表达得十分有力。
哪怕当友谊发生变化，当她们面对背叛、极度与竞争，甚至失去信任，就像在爱情里一样，“盲目的女人”也很难放下自己对对方的期待，她们也许陷入互相折磨、互相纠葛的巢穴，但她们似乎永远不会真正变得冷漠。
友谊的小船，扛过时代风浪
在不少女性主义理论家的眼中，女性之间的友谊多少具有某种“赋权”的意味。
从娜拉出走开始，女性开始寻找自我、争取权利，走向与传统依附角色的抗逆。当无数文化艺术创作开始将叙事的主体对准女性自身。
这时，女性不再是满足男性幻想及人类繁衍的载体，同性关联的复杂性赋予她们以独立性，其友谊感情的复杂性。
然而，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女性联合建立起属于她们自己的一方天地，短暂的逃离和欢悦，却最终发现要回到性统治的世界里。仇恨加诸彼此，实际上也是加诸自己：难道只有在这种隔离的女性自建空间里，才能寻找自我，忽视男性中心权力规范，重新寻找及建构自身价值？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过，在两个女性的互相认同和暗地较量中，她们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朝那种无力感、愤懑感沉坠下去，最后达到一个谷底，要么经历一次彻底的成长，要么以头破血流的毁灭让这段情谊告终。
女性作为意识建立和发展的主体，利用友谊来进行自我探索，在一种略显偏颇甚至极端的感情模式中，险些走向扭曲，然后在某个关键时点走向透彻的和解。这种和解背后，即是一次抽丝剥茧般的成长。
真正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非戏剧化、表演性地讲述她们的故事，也并不等于被标签化、符号定型的“女权”，而是超越爱情和婚姻，真正站在“她们”的立场，以女性之口观察和讲述社会关系、情感关系，去体会细琐而质朴的成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神秘作者身份，文界曾出现诸多讨论。甚至有人大胆猜测，写出这四本书的作者未必是女性。
如果埃莱娜和莉拉的故事为真实传记，作者即为第一人称自述的埃莱娜，那么匿去姓名和身份，是否出于担心被世界另一头的“莉拉”找到？
参考资料：
【美】朱瑟琳·乔塞尔森, 特里·阿普特，《你笑起来真好看：女性友谊中的爱与伤》，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2018-11
【美】丽贝卡·特雷斯特《单身女性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美】玛莉莲．亚隆(Marilyn Yalom)、德雷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闺蜜：观看女性友谊的历史》，猫头鹰出版社，2018-1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11
专访 | “那不勒斯四部曲”译者：真正的友谊不是只有甜的，澎湃新闻，2019-04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书评）：Michiko Kakutani，Review: Elena Ferrante’s ‘The Story of the Lost Child,’ the Finale in a Quartet，Sept. 3, 2015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排版 | 凑凑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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