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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还是不解封,是一个问题

朱秋雨 南风窗 2020-08-25


368:100票,4月28日,法国国会议员投票通过“解封令”。


法国总理菲利普随后在公布结果时说道:“我们要学会与病毒共存。”5月11日起,法国除咖啡厅和餐馆外,所有商店和集市都将重新开放。


 “我很开心我很快就能出门享受我的城市,”25岁的法国人尤安对《南风窗》说道,“享受充满阳光的暑期对法国人说太重要了!” 


尤安所在的城市是斯特拉斯堡,它位于法国东北部大东区,是新冠疫情暴发的传染中心。尤安称,政府的解封计划是一个逐步的过渡:“我们(现在)还不能去离家100公里以外的地区,沙滩也不被允许开放。一切都是慢慢推进。”


5月7日,巴黎火车站标注“社交距离” 迎接“解封”,火车站内地面上贴了提醒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标识。法国总理菲利普此前在国民议会发表逐步解禁方案时表示,5月11日之后,保护、检测和隔离措施更加关键,保持社交距离将变得更加重要


同期宣布解封的还有过去欧洲疫情最严重的两大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


作为全欧洲封城时间最长的国家,意大利宣布自5月4日起市民可以出门做运动,亲人被允许碰面,410万人将正式重返工作岗位。而在西班牙,除类似的举措外,西甲联赛也即将重启。


据统计,4月底开始,世界范围内宣布解封的国家还有:尼日利亚、阿塞拜疆、马来西亚、南非、以色列,突尼斯。


“一切限制都是暂时的,你不可能永远封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州纽约州长科莫说,“但重启经济是一件比封城难太多的事。”


当全球疫情进入关键的转折期——北美、欧洲大部分国家出现确诊、死亡病例双下降时,重启经济变得迫在眉睫。


何时重启经济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对恢复经济和公共健康的双重考量。随后,最终比拼的是各国经济结构的弹力和韧性,以及危机过后应急体制的建立。



解封还是不解封,是一个问题

5月4日,有一名英国网友在推特中写道,“大家看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解除限制令措施后,是不是都在担心我们糟糕的政府也会这样做?”


推文下,不少英国网友都跟帖表示,深怕本国政府跟风重启经济:“我很担心我们的政府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他们别忘了,英国封城时间更晚,限制政策也更放松。”


类似的担心绵延不绝。


4月28日,一份来自益普索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和加拿大民间对重启经济最为谨慎,有七成市民反对解除限制令。西班牙与澳大利亚紧随其后,65%的市民表达了对重启经济的疑虑。美国则有59%的人反对解除限制令。


《华盛顿邮报》与马里兰大学的联合民意测验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反对经济重启,并且对疫情传播表示非常担心。调查显示,67%的人表示如果前往零售服装店购物会很感到不放松,而78%的人表示如果在餐厅吃饭会感到不放松


民众的疑心源于过去两个月直线上涨的确诊数字和死亡数字。况且,疫情是否会二次暴发,疫苗或者治愈方法是否有希望问世,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极大增加了民众的忧虑。在德国,小商店恢复营业后,顾客们仍对此敬而远之。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在美国宣布部分解封的州里,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十分恐惧到商店。”


这次,卫生健康专家与民众站在一边。


美国疫控中心官员汤姆·弗里登博士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患者恢复后能带有长期的免疫力。“这说明,新冠肺炎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而且威力是现在的5倍,甚至10倍。”


与之相反的,是世界各国表现一致,心急如焚的政客们。


法国总理菲利普在4月底的议会中称,长期经济封锁对法国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孩子不能上学”,家人和朋友之间“探访不足”,以及社会上“投资不足”,所有这些都能让法国走向“经济崩溃”。


更考验政府的是,随限制令带来的过高失业率。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美国申请失业索赔的人数在过去六周内飙升至3300万,刷新美国历史记录。知名投行摩根大通由此估计,美国5月的失业率很可能高达16.4%,超越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最高失业率。


5月8日,在美国纽约,一名行人站在纽约州劳工部大楼附近。美国劳工部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失业率飙升至14.7%,创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值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人坐不住了。当地时间5月3日晚,在问及如何保护人民健康下重启经济,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我们会安全地重启一切,越快越好。“


这番话说完的第二天,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重开,100名参议员在未做新冠病毒检测的情况下,戴着口罩,两两相隔约1.8米远,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内重启议会。



“我们无法保证后果”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我们无法保证后果,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西班牙新冠疫情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西蒙在被记者问及”疫情是否可能复发”时回答道。


已进入解封“筹备阶段”的西班牙,处于“恢复新常态四阶段”中的第一阶段。


14岁以下的西班牙儿童每天允许离开家一小时,理发店、餐馆也能重新开业,西甲联赛的球员也开始恢复训练。总理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各个地区将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以不同的步伐放宽限制。


5月2日,市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博加特尔海滩锻炼身体。根据西卫生部4月30日宣布的一项新规定,从5月2日起,全国“禁足令”将进一步放松,民众可每天短暂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等活动,出门时段根据年龄段划分


健康专家亦警告说,恢复正常状态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如果个案开始上升,那么就必须更新社交距离指示,重新启动限制令。校准这些决定的唯一方法是追溯感染源。


在征服传染病方面,格言“认识你的敌人”非常恰当。或者更重要的是,知道敌人在哪里。


跟踪病毒传播链是控制疫情复发的关键,而对此最快、最可靠的策略是建立强大的系统来检测所有可能感染的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巴里·布鲁姆表示,要想重新开放经济,“我们要找到那些被感染的人,而不仅仅是等着他们来。” 


4月14日,企事业员工在上海市闵行区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核酸检测采样。为助力复工复产,上海鼓励企事业单位根据复工复产需要,对来自部分地区新到岗及返岗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检测能力成为各国抗疫举措成功的关键因素。


中国、德国、韩国等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抗疫典范的国家,共同点都为实行了较为广泛的病毒检测。虽累计超15万人确诊,人口年龄偏高的德国却只有7392人因新冠肺炎而死。病死率极低的背后在于其早期进行的大规模病毒检测,目前已经有275.5万德国公民参与检测。


在中国,新冠检测不仅能实现自给,多家中国企业更积极推动自主研发的新冠检测产品进入海外市场。据中国仪器信息网统计,国内从事新冠检测相关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近千家,其中产品已获得CE认证的企业超过160家。


大规模推进新冠病毒检测也是美国当前抗疫的重中之重,现每周约有100万人要接受病毒检测。不过,美国知名流行病学家、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福奇表示,“我国目前的检测能力还远远达不到需求。” 据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们估计,检测率必须提升三倍,才能检测完所有易感高危人群,包括医院工作者和养老院内的老人。


5月6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西北部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工作人员给排队等待检测的人发放检测材料。该检测点早7点开始工作,每日检测300多人


检测的下一步是切断传播链。


《柳叶刀》最近刊登出的一份报告以深圳的举措为例,指出深圳在成功追踪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后,将隔离带传染性人群所需的时间减少了近一半。


可惜,在亚洲多数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实行的电子追踪定位策略在欧美国家依然面临很大阻碍。两大互联网巨鳄谷歌与苹果正准备联手利用智能手机和搜索数据,合作推出电子追踪应用。但人们普遍担心的隐私问题则成为该应用能否被广泛推行的最大变数。



还能回到最初吗?

即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各国按下重启键后,疫情未出现二次爆发,我们依旧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还回得去吗?


传染病来临时,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举措使人们减少消费。但疫情过后,人们却因恐惧收入减少,失去工作而主动选择消费降级,由此带来的“羊群效应”让市场表现悲观。


中国央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就业感受指数等均为2017年以来最低。53%的居民选择倾向于“更多储蓄”,环比上升7.3%,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只占到22%。


央行4月28日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0%,比上季下降6.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0%,比上季上升7.3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25.0%,比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更大的危机是来源政治。政治学上的“聚旗效应”在此次疫情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涉及对外的重大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绝大多数政治领袖支持率会表现增长。英国首相鲍里斯在疫情中支持率不降反升正是这个原因。


一旦社会重回正轨后,当政府给予的补助或抚恤金停止发放后,对体制愤怒的民众,失业的青年,又会怎样要求变革,如何宣泄愤怒,是特朗普们重启经济后最为担忧的。


股神沃伦巴菲特曾形容,“当潮水褪去后,你会发现谁是在其中裸泳的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的2020年,正是一次潮水褪去的过程。


流行病成了发达国家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养老院的管理不善,医疗设备储备的短缺,少数族裔的高死亡率,以及尤其是在美国,许多人难以获得的医疗保险,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改革的呼声。


能否能实现改革,仍是未知数。



但事情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贸易保护主义、仇外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盛行。这样的相互指责、相互甩锅的戏码,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在2020年的国际关系中已露出端倪。


不过,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从此次公共卫生健康事件恢复的关键在于全球各经济体自身的“韧性”。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大卫·莱维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人们一直在避免“闲置”,千方百计地计算成本与效率。“简而言之,我们都过分绷紧了。”


在过分绷紧的社会中,一切都被计算得刚刚好,以至于没有人为防止危机牺牲效率。莱维称,人类是时候学会松弛,让社会重新充满韧性。“是时候建立应对危机,未雨绸缪的机制了。




作者 | 朱秋雨

排版 | CAT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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