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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幌子悄悄走向群体性免疫

斯基德尔斯基 南风窗 2020-08-24

作者 |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截至北京时间5月27日9时,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31万例。


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当成数学问题处理的全球危机,政府把政策看成是解微分方程组。除了少数异类——当然,其中就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大部分政治领导人在应对病毒时堪称“科学”的奴隶。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英国政府,3月23日,英国政府突然改弦易辙,大张旗鼓地实施了封锁政策,原因是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研究者提出的可怕预测——如果对新冠肺炎无动于衷,将有高达55万人死亡。


5月5日,英国伦敦拍摄的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流行病学家尼尔·弗格森和他领导的帝国理工学院团队曾用数据模型预测,如果只采取较低程度的干预措施,新冠疫情可能导致约25万英国人死亡,因此曾呼吁政府采取保持社交隔离等更强有力的措施


如今,英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6.5万例,死亡超过3.7万人。流行病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什么触发了大流行,而是什么结束了大流行。


他们认为,当染病人数多到足以遏制后续传染率时,大流行便自然结束了。基本道理是病毒耗尽了能够复制自己的宿主。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人口发展出了“群体免疫”。


但还没有决策者准备让致命瘟疫自生自灭,因为潜在的死亡人数将是不可接受的。毕竟,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杀死了当时20亿全球人口中的5000万~1亿人,相当于2.5%~5%的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合格的新冠疫苗,因此政府必须寻找其他办法防止“过度死亡”。


截止5月24日,新冠疫情在各国每10万人口中的总病例数曲线图


大部分政府选择了封锁,即让全体人口远离病毒传播路径,但欧洲封锁两个月后的证据表明,这些措施本身并无多大的医疗效果。


比如,封锁措施非常轻微的瑞典,其新冠疾病死亡数相对于人口的比例,比严格封锁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还要低。英国和德国都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但目前德国报告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为96例,而英国为250例


德国和英国的关键区别,似乎在于各自的医疗应对措施。德国在确诊第一批新冠病例几天后,就开始了大面积检测,跟踪活动轨迹,并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在延缓病毒传播方面抢占了先机。


4月27日,在德国柏林,佩戴口罩的乘客进出地铁车厢。德国各联邦州要求居民4月27日起至少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戴口罩


相反,英国政府内部未形成统一,多年来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屡遭削弱、分解和集中化,导致了前外交大臣大卫·欧文(他自己也是一名医生)所谓的“结构性破坏”。结果,英国不具备德国式响应所需要的医学工具。


科学无法决定各国应各自采取怎样的正确措施。太多的变量——比如医疗实力或文化因素——都会影响模型,模型将像发了疯的机器人一样,输出各种情景和预测。


如今,流行病学家无法告诉我们,当前的新冠疾病政策组合的效果到底会是怎样。“再过一年才能知道。”他们说。


因此,结果将取决于政治。而新冠疾病的政治学显然足够:政府不会冒险让传染病自然传播;只隔离重症或死亡风险最高的人,即65岁以上的15%~20%的人口,过于复杂或者在政治上顾虑太多。


默认的政策应对,是降低自然免疫的传播速度,直到疫苗开发出来。“压平传染曲线”的真正含义是,将预期死亡人数分摊到足够长的时间段中,让医疗机构能够应对并开发出疫苗。


截止5月25日,新冠疫情全球增长率情况(5日流动平均值):蓝色细线与绿色线为欧洲与北美洲数据


但这一策略有一个可怕的弱点:政府无法让人口保持在封锁状态直至疫苗出现。光是经济成本便已不可想象。因此,政府必须逐渐放松封锁。


这样做,等于去掉了封锁带给未暴露人群的防护罩。因此,没有一家政府提出了明确的退出策略,政治领导人所谓的“有控制的放松”其实意味着有控制地迈向群体免疫。


政府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等于是承认它们的目标就是群体免疫,并且现在还不知道传染是否能实现免疫、需要多长时间实现免疫。因此,更好的策略是打着幌子悄悄追求这一目标,寄希望于疫苗在大部分人口被传染之前出现。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现为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凑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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