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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动为何总是滑向暴力

肖瑶 南风窗 2020-08-25

自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察跪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致死以来,示威游行和暴动骚乱在美国全境逐渐升温,同时警民对峙也愈演愈烈。

 

和平运动走向暴力示威的悲剧再一次上演。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会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历来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冷战结束后,预料中的和平格局并未真正建立,全球化的演变,几有扭转之势。

 

世界变得愈加棱角尖锐。从高歌猛进到剑拔弩张,“世界公民”的涵义越来越模糊,也看似越来越不重要。

 

目前看来,暴力,愈发走上前台。


 

我们也许很难感知到暴力通过什么方式显形。除了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层面的暴虐冲突,微观层面,家暴、工作过劳压榨、城市化挤占生存空间,每个人,每一天都可能活在暴力的凌虐中而不自知。

 

我们需要找到理解“暴力”的适合思路。





为什么以和平为初衷的社会运动最终走向暴力?



 


【印】阿马蒂亚·森

译者: 李风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如今,当我们讨论某个国际社会现象时,似乎早已习惯了将所谓民族、宗教、国家等宏大的概念名词套在人的头上,或者依更传统一点的东西方世界、亚洲人、美国人等地缘性、政治性的类别分野。

 

群体,意味着一种身份或空间、又或心理上的共性,《乌合之众》告诉我们,“群众”有几个特征,比如认同感、冲动性和盲目性。

 

人人都在这个庞杂的世界里寻找“归属”,寻找“组织”,这算是根植于群居社会的人之常情。对某一特定身份的认同感,大大加强了我们与他人的联结。

 

然而,曾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里提醒:认同感使人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也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

 

“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即使地相互帮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家中扔转头。排外的敌意可以与宽容的包容携手并进。”

 

如此,狭隘的抱团情绪极易泛滥,身份的冲突和随之引发的战争,也就不难想象和预测了。用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当有人试图用一种身份来锁定人们,他们可能是在鼓动人们走进暴力,走进对抗。

 

实际上,在“世界公民”范畴下,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技术、贸易、政治等体系。这些与个体的生活、信仰,及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诸种关系密不可分,更主要的是由他们背后庞大的文明体系决定。

 

而在粗暴的、单一的身份锁定逻辑下,支配性的分裂作用就会被夸大到一个极端的程度,最后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进一组坚固的小盒子里”。


 

纵是在全球化开始之前,人类文明也从来不是单向蓄积的长河。民主源头雅典的群氓式毁灭悲剧开始早就告诉我们,从个体到群体,都容易成为被地缘和身份绑架的暴力种子。

 

其中之重,就是“身份”意识的联结。

 

作为一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经常用自己身上的例子来阐释身份单一化的世界。一次,他在伦敦机场出示印度护照,尽管入境单上的家庭地址是伦敦剑桥,检察官仍然对这名深色皮肤的印度人深表怀疑。后来当阿玛蒂亚·森确认了自己三一学院院长身份后,检察官仍然质疑:为什么要犹豫,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自己是院长?

 

在该语境里,印裔的身份压过了高校院长的身份,在很多类似的情况下,外界目光甚至对后者视而不见。

 

而真正令阿玛蒂亚·森担心的,是这种单一的身份标签逐渐趋向一种富含感性的幻想。不管是归属和认同还是深厚的仇恨,都将推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处处是防备、警惕和阻挠,人和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

 

如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里夏洛克对身份歧视的反抗:“难道犹太人就没有眼睛?难道犹太人就没有四肢五官、没有个子、没有知觉、没有情感、没有血气?难道我们不是和基督徒一样,吃同样的饭,为同样的利器所伤,生同样的病,用同样的方法治愈,并经历同一个冬夏的冷暖?” 

 

在种种“为了和平的暴力”的政治运动中,施暴者打着民主、公义等旗号的大规模活动,唤醒公民心中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信仰,领导着“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以“琐碎而团结的”暴力,去抑制“隐性而庞大”的制度暴力。

 

在他看来,“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即使至关重要的事实被挖掘出来,更重要的还是做出选择。生活不仅仅是命运。”




没有暴力个体,只有“暴力情境”





【美】兰德尔·柯林斯

译者: 刘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6-1


为更好地理解暴力,我们还必须追溯和理解暴力产生的源头和契机。

 

如前文所说,附着于种族、身份之上的政治叙事,让暴力更为可能,也更为频繁地成为权益争斗的切入口。实际上反之亦然,暴力一旦打开一条罅隙,将会牵扯出更狂妄的、不可收拾的群体暴力。

 

受被简化的历史、日新月异的流行文学影响,今天我们谈论暴力,习惯在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里去研究,诸种社会矛盾如经济不平等、政治压迫、阶层分化、种族仇恨等让人相信:大规模的、关于权力斗争的暴力运动,几乎都根植于深厚的人类社会顽疾。

 

而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里,从微观社会学入手抛出一个观察视角:暴力是如何发生发展的。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暴力行径中,我们关心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动机,而常常忽略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然而,暴力行为研究的中心既不该是个体,也不是社会背景、文化、动机,而是“暴力情境”——即暴力发生时具体的社会互动过程。

 

“社会互动”是社会学历经常被采用的一个理论,最先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情感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运行机制。


 

柯林斯主要强调在个体的情感和情绪互动框架内探讨暴力,关注具体的人及施暴过程本身的细节。

 

在过往的解释里,学者和读者都习惯了一种类似的路径:资源匮乏和贫困、阶级矛盾和仇富心理等,及其他犹如社会肿瘤一般无法消解的矛盾如失业、种族歧视,都引发暴力。

 

聚焦宏观层面的群体,的确呈现了当代社会的某种暴力大体趋势,但却常在微观层面遇到悖论:为什么某些看起来与暴力无缘的人会做出骇人的暴力?为何世俗眼光下定性的“暴力个体”,在大多数时候也并不会行使暴力?究竟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暴力个体”?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指引读者将目光聚焦于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发现暴力互动的情境往往比互动者具有更多共性。

 

“绝大部分年轻男性、穷人、黑人或单亲家庭的儿童都不会杀人、强奸、虐待家人和持枪抢劫;同时,却有一大批富人、白人以及传统家庭出身的人犯下以上罪行。”

 

这句生动的描述指向日常偏见,却不仅于此。暴力的煽动性、随机性和摧毁性,让人们忽视了暴力发生的微观根源。

 

电影里充斥着各种美化暴力的热血沸腾、大无畏的激情,在柯林斯看来,都是娱乐业制造的假象,而真实的暴力情景,往往建立在“冲突性紧张/恐惧”之中。

 

柯林斯提醒,人类对冲突和紧张的恐惧感是与生俱来的,某些情境下,暴力者往往是软弱的、脆弱的。

 

基于某种对人性的良善猜测,本书分析了若干暴力情景,抵达一个结论: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

 

现代国家的强力制度垄断了暴力,被解除武装的个体,几乎被剥夺了执行私人暴力的能力。我们看到美国警察以执行公务之名对黑人施暴,也看到黑人因为贫穷和阶级地位,无法依靠政府和警察,只能用枪支解决纷争。 

 

比如,一直存在美国历史的种族问题,让暴力的实施和理解往往变得武断。

 

由种族主义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凝结起来的归因,使人在混乱中更容易找到一种安定的组织感,而暴力的雏芽,在这种武断的、标签式的“身份共识”下,暴力本质被模糊了,思维被简化了。

 

弗洛伊德”事件后,“黑人种族内部暴力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声浪愈加响亮,各种对奴隶制和其他各种不公正现象的呼声愈加猛烈。而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界亦出现了许多不同声音,包括来自黑人社区内部的一些学者,他们并非种族主义者,且拒绝为黑人叙事逻辑背书。


 

又如,老生常谈的“民粹主义”,就更多考虑政治层面以外的“人性”层面。人民被某种概念定义了,借助冲突得势,极化对立极易激发。与此同时,个人意识被掩埋了,个体的人性阴暗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庇佑。

 

然而,就算使用柯林斯的“情境分析论”,也不可忽视一个事实:社会上的确有一部分人热衷持续实施暴力犯罪,用现代生物犯罪学来解读,或许他们属于具有犯罪性基因的那一类人,也就是龙勃罗梭所说的“天生犯罪人”。

 

过度强调情境因素,却不能因此模糊了犯罪人的形象,更不能因此消解暴力的非人道性和最恶性质。





是否存在因目的正当性而可忽视手段的暴力?



 

 

【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

译者: 李元来

译林出版社

2019-3


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现实语境,“暴力虽然可耻,但有用?”

 

歌德将法律和礼节二者视为“和平的暴力”,但暴力是否真的可以具有正当甚至正义的目的?

 

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在探讨“暴力的正当性”。对暴力的美誉可以追溯一定的历史源头。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在某些层面与暴力不可分割,尤其是在暴力抗争立国的美国。自美国诞生以来,“暴力”被视为爱国主义的号角、捍卫自由的武器。黑人的愤怒与抗议,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对系统性歧视的反抗,带有正当性。

 

直至今天,是否应该支持暴乱作为非裔表达基本人权诉求的手段,是否应该对警察使用暴力加以限制,在广泛的民意诉求和被独夫赶上街头“战场”的武装之间,如何取量平衡,这些问题一直并将持续存在于人类社会。

 

在艺术的土壤里,暴力更作为一种美学赋意。暴力美学大师昆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出断论:暴力是世界的一部分。

 

英雄主义对以暴制暴有着一定溯源于传统的宽容度,如十五年前享誉影坛的暴力美学经典《V字仇杀》,超级英雄盖伊福克斯以仇恨为名报复集权,“为了正义的暴力”充斥着浓浓的反乌托邦精神,“为了多数人”的英雄在孤军奋战中对抗,是为人间审判所失公义的泄愤,是对至高主权的偷窃。


 

但自称自由斗士的施暴者,是否真的有权仅凭个人判断掠夺个体生命?就算存在这样一种权力,赋权者是谁?暴力在这里,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J·伯恩斯坦在《暴力:思无所限》里,直白地指责了电影对暴虐场景的宣传,并延续到现实中提出追问:暴力是否有可能绝对地挣脱道德?

 

伯恩斯坦承认暴力分别作为手段和目的的区别,也承认“暴力在一些例外的情形中能够被证明具有正当性”。但他强调,暴力行为由手段和目的共同决定,但当二者同时应用在人类的社会问题上,往往会陷入面临手段压倒目的的险境。

 

不过,在判定“暴力何时被证明具有(以及不具有)正当性”这一问题上,很难存在“抽象而固定的决定标准”和“重要指导方针”,因为这样的方针往往会被滥用、误用。

 

《暴力:思无所限》对五位学者的理论分别作阐释和拆解,比如德国学者本雅明将暴力解构为某种“神圣权力”(汝不可妄杀):暴力可以存在,但仅仅作为例外。毁灭法律和延续革命的暴力,是所谓“上帝律法”的决断。

 

又如在施密特描述的公共语境里,整个人类社会被比拟为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封闭战场。人们为了建立或保护自己的家园,不惜在一场又一场战争中浴血,晕染暴力的光辉,以期抵达一种更意义强烈的、鲜活的革命圣地。

 

是的——革命,这是人们头脑和心灵中最根固的“暴力辩词”。有了革命,便有了自由的导向标,个人的火苗缀连起来,燃成整个社会的暴虐大火。

 

但伯恩斯坦认为,无论哪一种思路,都不能停止反思“暴力的限度”。

 

《暴力:思无所限》书名里的“思无所限”是向学者汉娜·阿仑特借来的短语,阿仑特也是五位学者里伯恩斯坦最为赞同的。

 

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试图理解和诠释权力与暴力的关系,对她而言,二者是两个对语性的概念,而极权主义,则把一种全新的暴力和恐怖形式引入世界。

 

不过,在严肃政治思维的概念网里,“权力”、“强力”、“武力”、“暴力”等概念是需要区分的,暴力与前几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工具性特征。

 

伯恩斯坦依循且强调了阿仑特的一个核心观点:当我们恰当地理解了革命的意义时,那么我们就将会看到它与暴力无关。“革命精神是实实在在的公共自由,它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novus ordo saeculorum)。”但暴力作为一种手段,不仅不能创造这种自由,相反还会摧毁。

 

如果美国革命是所谓革命精神的典范,法国大革命则就不是,因为它转向了暴力和恐怖主义。伯恩斯坦援引汉娜·阿仑特的说法,论述暴力极其容易倾向恐怖主义,且继而全面笼罩、为所欲为,蚕食我们的政治生态和自由理想。

 

伯恩斯坦告诫,不能用一种“垂直式的、等级式的方式来理解权力。”权力不必然意味着对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控制或支配,而是一种水平式的概念:当个体进行共同行动,寻求说服彼此,并将彼此视为政治上的对等者时,这种权力才会出现和发展。

 

利用思想武器对抗实体暴力,还要警惕陷入“笛卡尔式的焦虑”。正如上所述,暴力是工具性、手段性的,但在与权力交织的现实中,它很难以一种“纯粹状态”呈现出来。


 

对此,唯一解是“意识到各种新的暴力形式,要理解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并把它们带入公众的自我意识当中。”在这一理想空间里,政治多方都可以展开一种自由、公开的讨论,个体在这一公共空间中相互倾听、彼此分享观点。

 

除了以上浅略提到的思路和流派,为了更好地理解暴力问题,还有不少书籍可以参考,比如:

 

《暴力与社会秩序》:道格拉斯·诺思/ 约翰· 约瑟夫· 瓦利斯 / 巴里·R. 韦格斯特 

 

《暴力与社会秩序》里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学框架研究暴力问题。基于一定的历史谱系学原理,诺思引入了“社会的内生逻辑”的概念:一个社会就像一棵经受风吹雨淋、自然生长的树桩,呈现茂密或稚弱的模样。但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裸露在外的茎叶枝干,还需要考虑到树根潜在的整个生态环境因素,不适当的、急于求成的嫁接和灌溉,都不仅剥夺了原有的养分,更可能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 Slavoj Žižek

 

我们肉眼可见的物理暴力,往往是某种系统暴力的产物,而正是这种系统暴力维持着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该书以小说故事体抵达作者对暴力的反思:真正的暴力本质上不是表面的、主观的行动,而是根植于话语结构中的暴力,一旦陷入这种给定的话语结构,无论做出如何反抗性的姿态实质,都是逆向强化这种结构的共谋行为。而摆脱这种结构性暴力需要综合语境 、符号系统等背景情况,从结构性暴力跳脱出去的方法也许只是什么都不做。

 

《暴力拓扑学》:【德】韩炳哲(Byung-Chul Han) 

 

暴力的形式随现代社会局势变化多端,但回到它的皮下、交际之下、毛细结构和神经元的领域,却呈现出某种“物理学的形态”。意即,在这个以功绩、功利为主要链结核心的社会,暴力以更隐匿的形式呈现出来,它拥有的一种破坏性猛烈能力,也在主体之间蔓延、传播。就像老生常谈的那句“贫穷是传染病”,暴力,也是一种反应社会畸变的传染病。

 

 



    编辑 | 董可馨

排版 | 凑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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