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密码：世界上最成功的创业

作者 | 南风窗执行主编 赵义

今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纪念日。再过一年，到了2021年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是名副其实的百年大党了。

记得十九大闭幕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中之一就是，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时间节点就像坐标一样，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实体内涵。

世界上其他那些百年大党，尤其是那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很多都已经在历史的洪流中失去了执政地位。在那些实行轮流执政的国家，不少百年大党虽然仍有机会重新执政，但往往面临着自身老化、日益边缘化的危机。

作为一个政党，共产党对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改变之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执政，“永葆蓬勃朝气”，不仅仅是一个既定事实，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

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密码，已经有很多研究；随着2021年7月1日这个时间节点的日益来临，相关的研究和论说一定会更多。

向共产党学习组织方法

特别有意思的是，了解一下现在中国有代表性的大企业创业史，就会发现，它们当中有很多都深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极大影响。

9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妨就看成一次伟大创业的起点。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党员数量超过9000万，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能够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必然有独特的组织和管理方法。

在阅读党史的过程中，记者也曾经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根据地之间大多是被“分割”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维系坚强的统一领导的？

地方各奋其能，活力无限，但搞不好也会走向“山头”。但共产党并没有陷入国民党那种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泥潭，而是能够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实现突破。

其实，很多创业型企业发展到一种程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怎么在保持活力和维系统一之间取得平衡。跨不过这个坎，就很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从共产党身上学习组织和管理的经验，可以说是共产党执政的一种“外溢效应”，但它又绝非预先设计。

取得这种平衡，肯定有周密的制度安排来做保证。但制度的背后是“企业文化”，也就是价值观。

任何一个组织，不管是一个企业也好还是一个政党也好，当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共同价值观的维系就会越来越重要。

因为规模越大，不同部门的协调会越来越难，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越来越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制度，但要达到“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境界，有赖于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共同价值观的作用就是能够减少内耗，在制度无法明文规定的地方——在创业过程中，随着事业边界的不断扩展，这是经常会发生的，每一个人的选择，每一个部门的选择，都是最大化整体的利益。

这种境界，只要看看一个组织里面人的状态就可以明了。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涌现出无数让人敬佩的共产党人。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什么样的恶劣生存条件，总能勇于任事，并且还会把事情做成。这是任何一个创业型组织最需要的人，也是最缺的人。

一个创业型组织能够成功，只要看看这样的人有多少就够了。

价值观是超越性追求

多年前的一本书，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中有一个细节，1975年我国用长征二号载火箭首次发射了返回式遥感卫星,在空间正常运行三天后成功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当时，张爱萍将军担任国防科委主任，有段时间，他上午要参加以“帮促”为名的批斗会，下午去指挥室；白天应对批判，晚上和前方通电话。

他夫人回忆说，卫星回收那三天，“爱萍搞得太紧张了，会上批判他老是上厕所，借机会去打个电话，问卫星又到哪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价值观是超越性追求，是人的最深层的精神动力。那些让人感佩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应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生存环境，条件再艰难仍能做出一番不俗的业绩，无法从“经济人”的假设得到解释，依靠的是超越性追求——如果按照“经济人”假设，明哲保身、绝不出头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涌现的许多改革“闯将”，就像邓小平讲的，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他们经常面对的只是有一个政策上的“点头”，其它支持条件一概没有，其实也不可能有，只能是勇敢去闯，“杀出一条血路”。

价值观决定了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下，人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

那些不是依靠资源占有而发展起来的企业巨头，无一不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撑，这并不是偶然的。有些企业，哪怕开始占得了先机，但到了一定阶段，就很难再上一个量级，在它们身上，人们也会毫无例外地发现价值观的混乱和坍塌。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它们那里，越来越难发现“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人。

共产党是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现代政党。中国人的组织方法，自古以来习惯的是血缘型，后来是军队型，像共产党这样在一个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组织起来，是一种新鲜事物，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很多大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关键的考验，也是如何在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在这里决定了优秀和卓越之间的分野。

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共同价值观对政党成员，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政党成员的约束和指引，更是无比重要。比如共产党一直大力推进的反腐败，提倡“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西式的“旋转门”——这意味着当官往往是一辈子的职业，但人总是有各种现实利益诉求，那么，除了对于腐败的严厉惩处之外，更需要共同价值观来不断弱化当官发财的世俗动力。

如何在一个共同价值观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组织，是中国社会仍然需要破解的课题。共产党对此提供了典范。

拥抱现代文明

这种共有价值观，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有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长期执政的密码，还要从这里面去寻找，因为价值观不仅决定政党成员的做事选择，而且是要以之来审视执政方式，始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这些新的内涵，在共产党对国家未来的规划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晰了。

按照十九大的部署，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旧邦新命，无论政治上发生怎样的风云变幻，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始终保持着对于现代文明的自觉追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共同价值观注定包括对现代文明的自觉追求。

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也反映了是用现代文明来自觉审视自己的执政。

比如，不久前获得通过的民法典，最近披露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就指出，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在总结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中，从《求是》刊登的相关文章就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在抗疫中有效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是放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框架中重新进行阐释。对于现代文明的大前提，我们是认同的，强调的只是具体权利的优先性排序、保护人权的具体路径等的中西差异，并且对这些差异的论述也强调了一系列国际公约的依据。

还有什么比尊重和保护权利、限制自身权力更能体现现代文明精神？

对权利的尊重，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涉及到权力边界的根本原则问题。对于实际工作中引起群众极大不满的情况，反思不能只是停留在“好经被念歪了”的层面上。没有权力边界的自觉意识，“好经被念歪了”的现象就会反复出现，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就像党中央多次强调的，要习惯于在监督和约束的条件下运行权力。

执政党如何应对执政风险，始终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难题。

西式党争并没有阻止公众对政党信任的流失，反而出现了破坏性的“否决政治”。而一党长期执政，避免了党派倾轧和严重内耗，让我们具有了超强动员能力的制度优势，但长期执政，在一个个具体的领导干部那里，很容易转化为行使权力的敬畏心的弱化。尤其是，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面，对于全知全能政府有着天然的好感和认同，这也注定了权力运行很容易越位。

其实，看看那些长期执政、最终失去执政资格的百年大党，无一不是倒在了对于绝对权力的迷信和迷恋之下。中国共产党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认识，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不仅是共产党的幸运，也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幸运。

    编辑 | 何焰

排版 | 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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