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小瞧欧盟

Original 雷墨南风窗

作者 | 南风窗资深主笔雷墨

“关闭领事馆”事件之后，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新冷战，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不难想象，特朗普政府还会继续出招，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中方的表态很明确，那就是不会“随美方起舞、也不容许美方胡来”。但美方的意图却很露骨，那就是要让中美关系更像是在打新冷战。

中美陷入新冷战，绝非中国所愿。但也应该看到，局面是否演变成新冷战，美国并不能一手遮天。为了化解新冷战，中国的力量可以适当放在中美双边之外。在这一点上，欧盟是目前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值得加大投注的关键对象。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需要重新“发现”欧盟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加大投注欧盟，绝非简单地希望欧盟不要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战略视野。

东盟的启示

说到欧盟的价值，需要先谈谈东盟的启示。东盟与欧盟，是目前国际政治中公认的两个成功的区域性超国家集团。虽然东盟的一体化程度、国际影响力远不及欧盟，但是它们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战略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里的“价值”，即是指它们的对外战略原则、宗旨以及实践，对中国外交化解挑战的启示。

2016年我写过一篇题为《重新“发现”东盟》的文章。当时写作的出发点是，中美关系走向战略竞争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在外交上应该如何回应。那时已是奥巴马政府末期，美国战略界关于对华外交的大讨论已尘埃落定，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强化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共识。

2016年9月7日，第十九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资料照片）

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目标，已经明显地指向中国。在经贸上，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推进；在安全上，有把军事资源向亚太倾斜的动作。某种程度上说，那时中国首次感受到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施加的真正的“战略”压力。

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到“东盟中心”（ASEAN Centrality）这个词。这个东盟研究的常用说法，2007年首次出现在东盟的官方文件中，目前已成为东盟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东盟宪章》对此是这样表述的：维护东盟在开放、透明与包容的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作为促进和外部伙伴关系与合作的主要动力。

当时处于执政末期的小布什政府，战略重心已开始向亚太转移。对于美国的战略动向，东盟国家既担心被大国边缘化，又担心成为大国竞争的角力场。在战略意图角上，“东盟中心”有两个突出特点，即以区域繁荣和安全为先，同时避免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选边。

6月26日，越南河内第36届东盟峰会全体会议越方会场。第36届东盟峰会26日以视频方式举行，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本着友好合作精神，东盟各国讨论了遏制新冠疫情与促进社会经济复苏、根据既定目标建设强大的共同体、深化拓展东盟对外合作等话题

“东盟中心”理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盟诞生之时。1967年东盟成立时，正值美苏冷战高潮时期。创始成员国中，菲律宾和泰国签有军事同盟条约，新加坡与美国有军事合作，但另外两个成员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不仅与美国没有那种军事联系，而且还是不结盟运动的活跃角色。所以，就战略意图而言，东盟的成立本身就带有避免陷入大国战略竞争的考虑。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大国战略竞争退场，东盟有了更大的作为空间。此后的东盟10+1（中国）、东盟10+3（中日韩）以及东盟10+6（中日韩再加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合作框架都是以东盟为“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框架的形成，“天然”带有缓解大国战略竞争的功能。1997年东盟10+3机制建立前，出现了东亚合作谁来“做东”的问题。当时日本的GDP是中国的4倍，而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国家，都不愿意接受日本的“领导”。但中国既还无力“领导”，而且日本与东盟也不会认可。东道者角色交给东盟，那时潜在的竞争者中国和日本，都愿意接受。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是中国距东盟最近的保税港区，地处中国—东盟国际大通道和西南地区出海的最前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

作为超国家集团，东盟外交上的活跃，不会让区域大国感到不舒适。可以说，如果没有东盟这个“中心”，很难想象东亚区域合作会演变到如今这种局面。中国长期以来力挺“东盟中心”，是一种战略智慧。

在对华战略竞争上，奥巴马政府相对低调且主要局限在亚太，特朗普政府高调张扬并扩展到全球。但美国的战略升级，并未动摇东盟的“东盟中心”原则。新加坡总理最近撰文，明言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绝不仅是他个人意见的表达，更是对东盟战略利益“再确认”。

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营造中美“新冷战”，但没人会相信东盟会作为一个整体倒向美国。“不选边”就是一种战略自主。而这一点，正是目前以及未来欧盟的战略追求。

欧盟的价值

中美战略竞争扩展到亚太之外，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中国的战略视野理应持续跟进。但这种跟进，不是与美国在全球外交上比硬，而是寻找并塑造有利于自身战略利益的对象。

欧盟就是这样的外交对象。与东盟相比，欧盟是一个全球性角色，这也“契合”中美战略竞争全球性趋势。

6月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东盟中心”的战略影响主要在亚太，欧盟外交作为的影响则会辐射全球，其中就包括中美关系。东盟以区域繁荣与安全为先的理念，与欧盟在全球角色上的自我定位，逻辑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治理没有兴趣，但不用怀疑，欧盟不希望看到一个秩序崩塌的世界。

中国与欧盟都把对方定位为全球治理的伙伴。在特朗普政府引发秩序崩盘担忧的背景下，中欧对彼此的这种定位，更不可能改变。新冠危机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但绝不会出现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这是如今同为全球性角色中国与欧盟，最为根本的利益契合点。中国对欧外交，应更大力度地围绕这个利益契合点展开。

诚然，无论是具体的政策行为，还是更为宏观的战略认知，欧盟的对华态度都在发生变化。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战略在不断适应国际局势变化的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这一点，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关系螺旋式下滑、对华战略突变式调整，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欧盟的“价值”就蕴藏在其不同于美国的战略调整中。

7月2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欧盟总部准备出席欧盟峰会。在为商定疫情后经济复苏而召开的欧盟峰会进入第五天之际，与会欧盟成员国领导人21日就7500亿欧元规模的“恢复基金”达成一致。本次峰会于17日召开，是新冠疫情在欧洲暴发以来，欧盟各国领导人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议

我们还是以历史的维度来看。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成立于1951年（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签署为基准）。那时冷战刚刚爆发，虽然这个区域合作组织很快被整合到美苏冷战对垒中，但也应该看到，这个超国家行为体诞生、运作与演化的历史，也是成功化解大国战略竞争的历史。

在欧盟诞生之前，欧洲大陆上的几个大国（以及孤悬海外的英国），战场厮杀持续数百年。用现在的话语来说，那些也是“战略竞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那种。欧盟的出现不仅让欧洲彻底告别历史，还留下了化解大国战略竞争的历史经验。

这些经验里，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同质文明”，还有没有文明之外的解释角度？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当下，这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全球治理为例。历史地看，欧洲大国战略竞争的化解，与欧洲内部治理的进化，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欧盟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其内部治理经验的向外投射。

比如，在具体的政策领域，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成为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主力。原因不难理解，无论欧盟一体化推进到何种程度，其融合度都不可能跟中国、美国这样的单一国家相比。如果说庞大且单一的市场，造就了中美两国能“内循环”的底气，那么欧盟显然没有这个优势。

7月29日，戴口罩的顾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超市采购。欧盟统计局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和欧元区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分别下降11.9％和12.1％，同比分别下降14.4％和15％。这是自1995年欧盟开始有相关统计以来遇到的最大经济降幅。欧盟统计局认为，这是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欧盟成员国普遍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所致

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第一，欧盟注定“目光向外”，继续推动全球治理。第二，欧盟没有主动升级大国战略竞争的冲动。这不仅是因历史教训而生的“和平”心态，还因为欧盟现实的战略利益。

而且，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一旦中美打起了新冷战，那么欧盟所希望的全球治理就无从谈起；欧盟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角色越突出、成效越大，那么就越可能缓解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

如同力挺“东盟中心”那样，在全球治理乃至未来的国际秩序安排上，中国可以“放大”欧盟的角色。无论中国说多少遍“无意取代美国”，华盛顿都不太可能相信。但无论美国战略如何调整，华盛顿都难以再对国际秩序一言九鼎。对于中国来说，与不希望看到中美新冷战的欧盟“求同”，也是在拓宽自身的战略空间。

战略再保证

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对华外交上提出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说法。从美方的角度看，意在通过中美间坦率的对话，增信释疑、避免误判，确保中国“负责任地崛起”。但后来的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朝着这个路径走，还滑向了严重的不互信，以至演变成如今美国要与中国打新冷战的局面。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南风窗传媒智库最新出版的新书《重新认识美国》，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做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为何特朗普闹起了脾气要打新冷战？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何方？

短期来看，中美“战略再保证”是不可能了。但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战略再保证”，不仅有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何以见得？我们可以从中欧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来做分析。从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到2001年欧盟发布首份对华政策文件，欧盟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建设性接触”。那一年，中欧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6年欧盟发表的第6份对华政策文件，名称是《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从那时起，欧盟对华外交在强调积极接触的同时，开始突出“责任”和“竞争”。2010年，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阿什顿，发表了重新审视欧盟对华政策的报告（即阿什顿报告），一方面承认欧中关系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把双边关系提升到全球治理的层面。

6月2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出席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22日以视频方式举行。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晤在中欧新冠疫情趋稳、经济亟待恢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举行，是一次各方期盼已久的高级别对话，为中欧在“后疫情时代”展开多领域合作带来新契机

2019年4月欧盟发表的最新对华政策文件，被外界解读为欧盟对华政策出现巨变，理由是里面出现了“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字眼。对比历史可以发现，这样的表述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1975年与欧共体建交时，中国的GDP仅占欧共体的9.5%。2019年，中国的GDP几乎与整个欧盟相当（占比92%）。这样的巨变，不会引发欧盟政治人物“重新认识”中国的焦虑感？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说欧盟对华外交将“不再幼稚”。事实上，如果撇开情绪因素不说，“不再幼稚”就是要“重新认识”。

如何重新认识？当然不是与中国脱钩，更不是跟美国一起对华打新冷战。需要注意的是，欧盟最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对中国定位的表述，排在“系统性竞争对手”前面的，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而且，文件里也重申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伙伴角色。

7月7日，一名戴口罩的男子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墙面上写着“未来是欧洲的”

所以，一方面要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确实在变，而且站在欧盟角度看，变化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欧盟对华战略调整的思路，与美国并不完全在一个频道上。

最近以来，某些欧盟国家在科技竞争（比如是否排除华为5G）、投资审查上，似乎在做倾向于美国的选边。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主要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且，与美国的简单粗暴不同，这些国家都留有一定的缓冲期。这种缓冲期“翻译”成政治话语，就是它们在等待今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换句话说，如果特朗普走人，这些国家政策微调甚至改变，将是大概率事件。

欧盟也在收紧对中国的投资审查，但做法上并不像美国那样草木皆兵。欧盟的收紧有“提高要价”的策略性考虑，因为中欧正在进行双边投资谈判，而且双方都希望今年底能谈成。往战略层面说，欧盟在投资审查上的最终目的，是制定规则或秩序塑造，追求欧方所认为的欧中经贸“平等”、“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