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考上985的寒门学子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走出去了，然后呢？

从小到大，胡月听得最多的一句话：“爸妈一辈子都要在这个村庄了，你要自己走出去。”她深知一句话里面藏着多少期待。

胡月家在内蒙古的一处贫困村，那里常年干旱，村民们通过种植一年一季的农作物为生。农闲的日子里，父亲会到建筑工地里当水泥工，将家里年收入维持在两到三万的水平。

2014年的高考，胡月考上了厦门大学，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大学生。但她还是不满意，“比平时低了三四十分”。

唯一的遗憾是，如今她当上了北漂，躺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想起了当年选专业的情景——当这条人生路上重要的分叉口来临时，身旁没有人能给她指导，耳边只有来自老师的告诫：选学校比专业、城市重要。

《北京女子图鉴》剧照

2018年，江西赣州的洪磊通过了华南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最后的面试关头，教授抛出了自动化和机械工程两个专业的橄榄枝，他选择了“看起来更厉害”的机械。

选择只是一念之间，影响却能格外深远。他们出身寒门，走进了985的校门，希望和迷茫，得意和失意，是高考后未完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

洪磊今年大二，八月初，他忙着准备疫情期间欠下的各科期末考试，期末周，是他大学最“痛苦”的时刻。

从江西南部城市赣州石城县的家出发到广州，他要先搭四小时的大巴，转两趟车，到达赣州火车站；再坐上时长七小时的普快列车，来到人声鼎沸的华南省会。

在他看来，学校所在的城市，和家所在的县城差不多，只是“物价贵了点”。

他对未来仍十分迷茫，但言语间透露着“未来可期”的松弛感。他在班上成绩“不好不坏”，“不是最勤奋的那批同学，但也不是不学无术。”读了两年机械工程后，洪磊总结，这个专业的课程内容就是难度很高的力学，同专业的学长建议，“未来不要走纯机械方向，实在太难了。”

胡月是当年村里唯一考上985学校的大学生。六年前，她只身一人，扛着国家助学贷款，来到离家2400公里的海滨城市。

父母过去反复叮嘱的“走出去”，是她小学至高中12年学习生涯中最大的动力。如今，她真的走出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虽然不会再让她像过去一样“黄土满面”，但也并非如想象中的缤纷多彩。

厦门全年温和多雨，与内蒙古冬天的严寒干燥有很大的反差，胡月不适应。不同水土养育的人也不一样，她没法融入主要由南方人组成的圈子，她抛出来的梗很少有能让同龄人哈哈大笑的。

专业上的学习让这位本不满意被调剂命运的人感到崩溃，分数不理想，录取后她被调剂到了一无所知的生物学专业。她不喜欢去实验室，也厌倦课本上枯燥的生物知识。大一下学期始，她向学长学姐打听专业未来的就业前景，却感觉更加迷茫：

获取而来的信息让她明白，专业对口的出路无非是几种：一是在国家部门的生物、海洋所担任公务员；二是继续深造，走科研道路；三是通过海外留学等途径提高学历后，回国当高校讲师、辅导员。

胡月对此有不少忧虑，不管是哪条道路，失败的可能性都不小，“家庭承担不起我今后失败的成本。”

钱在胡月这里，是她做出大小决定的首要考虑因素。大学四年，为了不在出门聚餐时花钱，她没加入任何社团。五一十一小长假，她不敢与同学结伴出外旅游，只呆在图书馆里安静看书。

连升学、择业等重要的人生决定，她都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作为家里的长女，胡月总认为，自己要早日担起养家的责任。即使拥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读研究生，仍然是要考虑再三的决定。

胡月的迟疑和纠结不是偶然的。《中国青年研究》的一篇期刊曾经显示，寒门大学生容易预见新环境对自身造成的“威胁”，导致其自我控制出现下滑和失焦，从而会对学习和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专业前景的忧虑太深，胡月认为自己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她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与外界的接触。最长的一次，手机关机了一个星期。

负面情绪压得人喘不过气，她开始逃课，到图书馆一个人待到天黑。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开始整宿地失眠，清晨起来的枕巾被几大片泪渍沾湿。

“好好读书”

相反，洪磊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初中三年，他在县中学的尖子班上名列前茅，也因此获得到赣州一中念高中的机会。但是，“为了讲义气”，也为了离家近，他留在原学校，与很多到市重点中学念书的同学“分道扬镳”。

县城中学虽然在资源上不如市里中学，但洪磊更喜欢其中的氛围，“轻松也很快乐”，“还有时间与朋友出去逛逛”。

父母也没干涉洪磊的决定，准确来说，他们并不清楚儿子的学习情况。他们只知道，洪磊从小成绩就好。全年在东莞市务工的两人，每年只回家一次。大多时候，他们会塞钱给留在家里的老人，有时还给初中的洪磊和弟弟报周末补习班。

洪磊记得很清楚，他是在“非典”来到那年被父母由广东送回到赣州，由爷爷奶奶抚养。他并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三岁前的记忆也十分模糊。但是，他坚信自己与留守儿童不一样，他从未感受过来自家庭的爱的缺失。

《念书的孩子》剧照

“你认为你和别的留守儿童，不一样在哪里？”

洪磊想了半天，强调这是一种不可言诉的安全感。最后，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我的爷爷奶奶很开明，从来告诉我的都是要‘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也是胡月上学期间听到好多次的话。但说这类话的人，更多是出自学校里的老师，带给胡月的是压迫感。

从小村庄考入县城高中的尖子班，胡月一入学就感受到与他人的差距。英语已经比别人落后一大截，敏感的青春期让她也开始在意同辈的目光。至今都让她感到窘迫的是，家里过去没钱给她添置新衣，一个冬天只有几件换洗衣物。

最夸张的一次，胡月一个月都在穿同一件外套。连班里的男生都止不住问她：“那么久了，你都不换衣服吗？不觉得脏吗？”

年级越高，胡月就越自卑。她唯一能抓住的希望就是父母强调的“走出去”。因此，考试成绩是她心情的晴雨表。考试失利时，她会陷入无尽的自责，责备的理由也是相似的：“你没有全力以赴，你要怎么样走出去？怎么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过春天》剧照

有时候，胡月甚至觉得，连“好好读书”她都做不到了。尖子班上总有比她更勤奋的人，大家都在攒着力气相互较劲。从高一始，学校每周需要上六天半的课，每日在校时间超过15个小时。即使如此，班上仍有部分每天熬夜到两点，第二天六点就来到教室学习的人。

高三是胡月最焦灼的时候。班级“晾晒式”的管理办法让她时不时情绪崩溃：每次周考出成绩后，班主任会当众念各科分数排名，并将全班各科成绩粘贴在走廊墙壁上。

胡月还清晰地记得，到了高三后期，每回老师在班上念排名，只要总在名单上“从下往上数”，就会很快找到她的名字。

改写的命运

高考后，命运就能被改写吗？胡月与洪磊的回答都是一致的肯定。

洪磊用了个假设，”如果没有高考，我现在是什么样？”停顿了几秒后，他的结论是，“不管怎样，都不会比现在好。”

洪磊的朋友圈里，分享的全都是大学里的消息，有学院机械结构设计大赛的比赛通知，也有英语四六级模考预告，更多的则是各类社团举办的节日。

他很少分享生活照片。少数的两张，是2019年上半年的折纸作品，配文写道，“自己折的菠萝，好开心”。

20个面的三角形拼成了菠萝形状的手工，放在白色的石阶上，像一个能讨小孩欢喜的皮球。他说，平日就喜欢做这类无用功。

在不喜欢的专业里打转，胡月的担子则重了很多，她为此还进行过接近一年的心理治疗，心理医生告诉她：“人要学会和自己和解，接受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不过，不管她与现实撞得如何鼻青眼肿，她也从未告诉父母在学校里的状况。这是她的习惯，因为“告诉了他们也没用”。从小到大，农民出生的父母都没法在她做重大决策时给出意见。

毕业后，胡月来到北京，加入了一家与原专业“不搭边”的上市公司，但是工作一年多后仍然感慨，“看不到上升空间”。疫情期间，公司大幅裁员，她也选择了辞职，并且开启了长达四个多月的待业状态。

待业的时间里，她给互联网公司投简历，每天自学C语言，但她明明对互联网兴趣有限，不爱刷抖音，更不爱看同龄人都在刷的美妆博主，她自嘲“天生落伍于互联网潮流”，这样的日子漫长而充满煎熬。

《出租车司机》剧照

胡月最终选择了与自己和解，在意识到失业的焦虑日复一日地弥漫四周后，那种大二时患上抑郁症的前兆——“全身乏力”的状态又回来了。她不再逼迫自己终日学习C语言，听从了父母在电话里的规劝，“回家吧，别在北京漂了。”

“找到工作后，我要准备考老家的公务员，考不上就再考一年，不行就再来一年。”

（文中胡月、洪磊为化名）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阿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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