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繁花》，征服了王家卫和胡歌

作者 | 资深媒体人 姜雯

最近，由王家卫担任总导演和监制的电视剧《繁花》确定于近期开拍，并由胡歌出演剧中男主角阿宝。

《繁花》改编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早已获得诸多好评。

去年在台湾，《繁花》继印刻出版社出版后，又在东美出版社再版，并在11月举办了新书发表会，还有金宇澄的文学插画展。

金宇澄没有到场，介绍他的立牌，摆在台北纪州庵文学森林古迹内。阳光被低矮的屋檐挡在外头，溜进来的那一束光恰好折射于立牌，上面是金宇澄低头作画的样子。古迹清幽安静，金宇澄在照片上“不响”。一如扉页上那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决定……”

《繁花》在大陆几乎斩获了各大奖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化奖”“中国好书”“华语传媒大奖”“施耐庵文学奖”等，在台湾又夺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东美出版社总编辑李静宜表示：“能够为自己心爱的作品，重新找出一个新的样貌，对我来说像美梦成真一样。”

新版《繁花》封面，出自金宇澄之手，一双筷子掀起世界的一角，露出内里繁花般的芸芸众生相。就像书里的60年代和90年代，有人迷了路，有人被时光裹挟前行。读者自书缝间打捞，最终是一场造梦。

时代滚滚而去，但时代又真实存在，金宇澄便是见证时代的“说书人”。

我和金宇澄进行了一番畅谈，关于文学，也关于绘画。如同阅读《繁花》般，他给人亲切、有趣、条理分明的感受，同时跌入一个又一个丝丝入扣的故事中。

一本上海话小说

通过《繁花》，金宇澄开创了新的文学语言——整本书全部用上海方言写作。

相较于一般小说的全知观点，整书都以对话形式铺展，以极其口语化的短句，你一言我一语，用故事推进故事。对人对景用白描的手法，让所有细节如看电影般扑面而来。

金宇澄模仿传统话本的样式，“像一个说书人，坐在一个场子里面，手里拿一块惊堂木，一拍就开始说了”。

金宇澄（戴显婧/摄）

如果用纯方言写作，会缩小受众的范围。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的对话采用苏白，张爱玲太喜欢，将其译成白话。《繁花》却做到了不需翻译，因为金宇澄对方言进行了改良。

“就是把一些看不懂的方言词汇尽量去掉，让非上海读者能基本看懂。”

例如上海话中有个常用词“忒背”，意思是“差劲”，“蹩脚”或“不上路”也可以替代，这就是改良。

这让人想到去年《乐队的夏天》中，用客家话演唱的九连真人。从舞台到编曲都让人印象深刻，但美中不足的是整套表演下来，却不知道他们唱了什么。如果方言无法让人“进入”，那么接受度就会下降。音乐还能听旋律，可文学最要紧的就是语言。

金宇澄很在意语言的精准度。比如“急吼吼”，是上海小报中常出现的词，看上去似形容人“又急又凶”。可实际上，“急吼吼”可以轻悠悠地讲出来。如果有程度上的偏差，他都避免使用。

方言改良，终归是以文学为标准。金宇澄甚至将用词加以改造。比如“邪气”是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常用词，意思是“非常”。但望文生义，“邪”有贬义感，容易产生歧义，金宇澄生改为“霞气”，形容姑娘“霞气漂亮”，字面就有了“彩霞”的气质。

使用上海方言写作，源自偶然的机会。金宇澄在一个全世界上海人聚集的“弄堂网”上看帖子，后来给自己起了“独上阁楼”的网名。“当我用了这个新名字，就觉得非常自由，好像重新投胎。”

大家都用“夹生上海话”开帖，在这自由的氛围中，金宇澄开始用上海方言写《繁花》。开始“跌跌撞撞”，即便上海话是他无处不在的语言，却从未以书面形式驾驭过。直到写了10万字以上，金宇澄才感到“无拘无束”“脚踏实地”了。

金宇澄（陈漫/摄）

上海话是他的第一语言，相比普通话，它更可谓母语。大半个中国都属于北方语系，因此中文作家使用的方言中，吴语、闽南语、粤语等相对是边缘的。他觉得吴语是很美的语言，用苏白演唱的昆曲极其高雅通文，饱含中文的精髓和韵味。

一般来说，在文学中使用方言，会让读者觉得更亲近、更接地气、更生动。就像我用同为吴语的苏州话和金宇澄交流时，立刻就有了感同身受的亲切和畅快。用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繁华里的烟火气，在弄堂里，在苏州河边。

金宇澄认为，文学的任务是研究人、表现人，而表现人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人怎么说话。于是《繁花》出现那么多的方言短句。统一的普通话让各地有了更好的沟通，但对于文学的地方性和独特性来说，方言是更生动的表达。任何方言都是一条流动的河，读音和用词经常在变，金宇澄笔下的60、90年代，就流淌在这条变化的长河里。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写道：“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一百多年后，《繁花》诞生了。

穿透不同时空

虽然同样以中文书写，两岸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样貌。台湾更早迈入了城市化进程，因此就有更多关于城市现代性及其反思的作品。但包括关于乡村和生活的诸多作品，两岸都有不一样的厚度和肌理。对比观照，皆有惊喜。

金宇澄分享了一个感受。2016年他担任“台积电文学奖”评委，是唯一的大陆作者。有趣的是，他感兴趣的一些台湾小说，台湾评委都认为那样的书写已经很多；而台湾评委注意的一些大陆小说，金宇澄却觉得这一类表现已司空见惯……文学体现差异，也摒除差异，在审美上，两岸还需要更多的沟通。

当然，用地域区分文学也是不恰当的。李静宜认为，很难说两岸是什么样的文学差异，文学反映的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而差异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缩小。不管在哪里，文学有其共通性，好的文学作品，可以穿透不同的时空背景，带给人感动。

就像《繁花》在台湾获得的高度赞誉，这本用上海方言写成的小说不但没有形成阅读障碍，反而得到了肯定和喜爱。作家黄丽群说：“好的小说无可挑剔，让人无话可说、无法解释，《繁花》就是这样的小说。”资深出版人傅月庵则表示：“也许100年后很多小说会被遗忘，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小说不会，并且还会有人读它，我们很荣幸和伟大的小说生在同个年代。”

不过，《繁花》在台湾，一开始是被冷落的。2012年《繁花》在大陆引起轰动，2013年引入台湾却是静悄悄。同年傅月庵在“开卷”评书，每周要看五六十本书，拿到这本书，乍一看，厚厚一本；内文密密麻麻没有分段，读起来和自己所学的中文是不同的，叙事腔调也比较“怪”，因此放在一边，《繁花》也未入选“每周好书”。

回家以后，傅月庵对这本书仍有一种“怪怪的”的感觉，再拿起来仔细阅读后，便“大惊失色”。他认为我们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更重视情节性强、叙事紧凑的小说，而中国传统小说松散的写法则被忽视；《繁花》糅合了中、西方小说的写法，既有中国式小说的松散，又有西方小说的分头并叙。

李静宜自称“金粉”，东美出版社还出版了金宇澄的小说集和散文选《我们并不知道》。她认为对台湾读者而言，《繁花》的方言既是障碍，又是魅力。只要多花一点时间理解金宇澄构筑的文学空间，踏进去以后，书中世界便会在眼前自然展开；随手拈来都是一个好故事，呈现了复杂的人性。而它又有点像传统的章回小说，是台湾非常少见的写作方式。

金宇澄文学插画展

《繁花》还能让人感受到台北和上海的相通。也许台湾读者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人想起眷村曾经的房子和遇到的人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此外，上海和台北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是精致的城市、是大江南北汇集的城市、是文化上多元和包容的城市。在台北读《繁花》望上海，既远又近。

不过，繁体版《繁花》也有遗憾。简体版《繁花》中，金宇澄做了一个巧思，只要书中出现的书名、歌名、人名、地名等曾是以繁体字出现，就会在简体字中赫然出现繁体字，形成一种“简体凸现繁体”的惊艳、“字与字对照的惊鸿一瞥”。但繁体版《繁花》却淹没了金宇澄设置的文本意识，在技术上也无解，只好作罢。

体物入微

和作家谈写作天经地义，和作家聊画画却有点“斜杠”。

在台北的“金宇澄文学插画展”上，最醒目的便是刚完成、快递而去的三幅题为《理想》的大幅插画。其中一幅画的是冬日里的上海巨鹿路，马路变成了电动步道，路上有马，还有一个拄拐杖的老人。这个老人是金宇澄想象的自己。

金宇澄没有受过画画训练，但年轻时代的传阅中，看到了一本旧时代“中央大学”建筑系的钢笔画教程，从此喜欢建筑剖面和地理细节。《繁花》初发于《收获》杂志，金宇澄画有几幅地图，待出版单行本才开始认真绘制插图。

例如主角小毛家，是上海老式弄堂，一种比石库门更差的结构，通常不会坐北朝南，没有天井，楼下甚至是理发店。如何让读者立刻了解这种房子？包括如何让读者了解小毛和邻居间的关系？唯有画一幅房子剖面图。金宇澄认为，《繁花》的插图是一种图解和说明。

《繁花》里面的房子剖面图

“文学与美术、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于，你要读一节文字才能感受到它的味道；但图像或音符，你看到或听到的同时，感觉立刻就传递到了。插图是非常直接的，我怀念小说配置插图的时代，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我们过去读到的狄更斯时代的书籍，那些插图铜版画，有多么精美。”

金宇澄认为，写作和他的画有联系。有些灵感，甚至类似诗歌的冲动，会突然冒出来，用文字或线条都可以保存。

“我是用小说思维画画，要有情节。例如我画马，我青年时代做过马夫，一次偶然想到，假如有一天人类都不存在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大阳台上，会不会只有马在走动？遍地都是碎纸和破碎书籍，有些马在吃这些纸，但阳台内外，又都是人留下的痕迹。整个场景显得荒诞，我就这样画了下来。”

也许，正是金宇澄像画画那样在意细节，才有了《繁花》中对人事物那么详尽的描写。比如过去时髦青年的穿着，多件拉链翻领衫搭配黑包裤、白色球鞋之上露出脚背有颜色的袜子；物质匮乏时期当作珍宝的邮票，印有植物、花卉、女郎等各类“外面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那些无穷无尽的饭局，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绵密、觥筹交错、刀光剑影……

金宇澄的插画《理想》其中之一

作家柯裕棻认为，金宇澄的文章有一种“体物入微”的精神，在一篇专访中她曾提道：“一个人的生命和时间很短，但藉由他和物件、周遭环境的互动、联系与记忆，使得生命拉长纵轴，超越个人的时涯。”文学细节最能打动人，也因为有了精准的细部刻画，才让那荒凉的时代、热烈的时代，如此真切地跃然纸上。

合上《繁花》，我会不自觉地用“洋泾浜”上海话想事情，大概这就是语言极大的魅力所在。而《繁花》中出现最多的“不响”二字，是最响亮的无声胜有声，“想说”和“不想说”皆浓缩成一句“不响”：“姝华叹息说，这副样子，却是悲伤当娱乐，一半喜剧，一半悲剧。沪生不响。”

繁花人世间，繁华亦悲凉。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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