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的真，是什么真

作者 | 资深媒体人 姜雯

“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今年8月，由陈映真创办、以“左翼批判”为精神的台湾人间出版社，宣布将于年底歇业，这似乎宣告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但值得庆幸的是，陈映真的小说全集（共为三册，《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在6月于大陆完整出版。

陈映真被誉为“台湾的鲁迅”，他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台湾文坛重要的小说家、思想家，他的作品“迟到太久”来到大陆，但这“迟到”也许是某种历史寓言式的相遇？也许只是“迟到”得刚刚好而已？

陈映真被誉为“台湾的鲁迅”

台北近郊，我坐在傍晚的淡水河边，望向对岸的观音山，天上的云厚压压一片，仿佛在远方堆起了另一座山头。夕阳缓缓跌落进云里，天光暗下去，晚霞在水面反射出粼粼的波光，涌动如潮……

我试图从这河流里打捞起上世纪50年代的陈映真，那个带着昂贵的学费，从贫困的莺歌镇前往“淡江英专”（后为“淡江大学”）求学的忧悒的青年。他在淡水这个小镇上“不知何以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乎狂热的饥饿”，他耽读鲁迅、巴金、老舍、茅盾，而后转向社会科学，《大众哲学》《联共党史》《中国的红星》《马列选集》……

那是5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阅读这些“禁书”是可能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难的。而也是这些被禁封的历史，让陈映真觉得自己在日日“不能自抑的豹变”，却不知道自己终将蜕化成什么。

陈映真193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竹南，本名陈永善，而“陈映真”是他双胞胎哥哥的名字。一个“真”，一个“善”，想必来自他那个做牧师的父亲的期盼。他们总是在上学的途中，在田埂上讨论一朵开放的野花、追逐麦田里的蚱蜢，还因为兄弟俩形貌酷似，而需不厌其烦地向长辈解释哪个是“阿真”，哪个是“阿善”。

陈映真（蔡明德/摄）

然而，9岁那年，阿真病死了，那是阿善初尝死别之苦。这个哥哥，也随着阿善的成长与他合为一体。陈永善在他发表小说初期用过很多笔名，直到后来，他用了哥哥陈映真的名字，“蓦然感到满足和安定的情绪，就此沿用了下来”。

就在哥哥离世后一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当局派遣军队镇压杀害台湾民众。两年后，台湾正式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当时压抑的政治氛围让青年人感到虚无和苍白，陈映真于1959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面摊》后，《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将军族》《凄惨的无言的嘴》等短篇小说陆续刊登在60年代的《笔汇》和《现代文学》等杂志。

作家白先勇当年就在办《现代文学》，他写道，陈映真早年的这些作品有“一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情绪，很动人，很吸引年轻读者……他的文字直指人心创痛处，也因他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看待人，尊敬人的痛苦”。

2004年，云门舞集排演《陈映真风景》，向文学家陈映真致敬

2004年，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更是将陈映真的小说改编为舞剧《陈映真·风景》，可见陈映真当年在台湾文坛的影响力。

左翼思想的萌芽

在陈映真儿时的记忆里，屋后迁来一家姓陆的外省人，而陆家的大姐是一个20岁上下的女子，她为陈映真的绿豆田浇水、陪他做功课、教他唱大陆儿歌。在一个冷冽的清晨，他看着陆家大姐被两个高大沉默的男人押出房门，这是哥哥死后，他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还有那个曾经为了一个佃农的儿子而甩过陈映真一巴掌的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

1951年陈映真去台北念初中，常遇到军人在台北火车站的柱子上贴着告示，上面是一排人名并用“猩红的朱墨打着令人胆战的大勾”：“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

而就在他所读的中学隔壁，就是“警备总部”的看守所。上下课间，他会看到妇人、幼儿带着食品和衣物前去探望政治天牢中的亲人。从看守所高大的围墙下走过，陈映真总是不自觉地向那幽暗的窗口望去，“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陈映真

从父亲书房找到父亲不忍销毁的鲁迅的《呐喊》，是他的启蒙之书，尔后陈映真在1957年进入“淡江英专”后在“禁书”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了解到“革命”，了解到“中国”，他的左翼思想随着阅读开始懵懵懂懂发芽，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对劳苦大众的关怀，以及对台湾高压统治的反思。

如《我的弟弟康雄》中那个“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康雄，这个虚无的少年在他的乌托邦世界里建立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却因自身道德上的“不纯洁”，像是赎罪似的走向自戕的道路；如《乡村教师》中从南洋战场回乡的吴锦翔，一边梦想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却最终因着“吃人”的社会而割腕；还有《面摊》里那个从南部北上的带着病童的母亲，陈映真以女性视角描写她在城乡移民重压之下内心幽微的情感……

1961年，陈映真从“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毕业后开始服兵役，他在军中了解到外省老兵传奇而悲悯的命运，体会到历史残酷地在这些人身上留下的创痛和无奈，后写下《将军族》。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下层老兵“三角脸”和一个备受欺凌的女性“小瘦丫头”的故事，最后两人似“殉情”一般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这种“情”是世俗情爱的升华。

《将军族》封面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作家王安忆在《乌托邦诗选》里提到这个故事，她说她和陈映真的相遇就在一本书里，书里的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觉得这个人有种“奇异的爱心”，她想着：“具有这样的情怀的人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能将感情体味如此之深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心中的情感的源泉是什么？来自何处？”

王安忆著《乌托邦诗篇》，开篇写“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

与历史的风雷相遇

1963年陈映真进入“强恕中学”担任英文教师两年半，这时候，作家蒋勋便是他的学生。

蒋勋写道，印象中陈映真“穿着比一般老师随便。长发蓬松，一条皱巴巴的裤子。常常是一双凉鞋，拖拖趿趿，走在校园里……那个在作品中流露着深沉的感伤与忧郁的作家陈映真，和在校园里因为逐渐熟悉起来，可以跟孩子们又笑又闹的老师陈永善之间便有了一种奇异的混淆”。

两年后，陈映真进入美企辉瑞药厂。那时的陈映真开始实践自己的左翼理想，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却仍感到“被牢不可破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这时候他发表了《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猎人之死》《最后的夏日》《第一件差事》等小说，里面不无呈现出他的“困境”。

1985年，陈映真在台北紫藤庐（张照堂/摄）

这种“困境”和“实践”让他最终，走进那个他曾从高墙下路过的幽暗的窗户里。1968年，他因为“民主台湾同盟案”（统称“匪谍案”）被捕入狱，判刑10年。别忘了，那是台湾“反共肃清”的年代。陈映真因为进口左派书籍到台湾、在读书会上阅读鲁迅等被禁作家的作品，被人告发而被捕入狱，在1970年春节前被移监到台东泰源监狱。

陈映真将这称为“久客远行”，在远行前父亲去看他，在十来分钟的晤谈里，父亲说了一句让陈映真铭记于心的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因为“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对左翼人士的“肃清”，台湾的左翼之火已在渐渐熄灭。陈映真是“本省人”，入狱前也未受到“白色恐怖”的侵害，因着“思想”而成为一个“政治犯”，现在的人间出版社发行人吕正惠形容他是这场“大革命”的“遗腹子”。而就是这样一个“遗腹子”，在迁去台东泰源监狱后，遇见了数百名在1950年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在缧绁中已度过20年上下的政治犯。

陈映真

这一刻，陈映真和历史相遇了，台湾本土的左翼火苗被接续了。

“他终于和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的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时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

在狱中，陈映真从报纸上看到“保卫钓鱼台运动”正激动地展开。他也从各种文学杂志中感受到“现代主义”的文学气息，这与他所坚持的“写实主义”不同，“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为谁”这些问题盘旋于他脑中。

1980年代，陈映真在日本交流协会前参加抗议活动

窗户外的世界正在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人间

1975年，因着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特赦”，陈映真减刑三年提早出狱。

出狱后，陈映真担任《夏潮》杂志的编务，与此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写小说、评论甚至论战，也仍将炙热的身体和真诚的灵魂投身于整个社会的观察和运动——不仅在台湾，还包括另一头的大陆。

从1978年到1982年，陈映真发表了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行火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描写和批判了跨国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宰制甚至是扭曲。在《万商帝君》中，从乡下北上的林德旺进入一间跨国企业，心心念念希望被上司看到并升迁，却如一颗“无用”的螺丝钉般被抛弃，最后发疯；在《云》中，女工们被跨国工厂盘剥、压榨，她们奋起反抗，却仍被资本冷漠地碾压过去；人们在资本主义编织的美梦中上班、下班，在这台高速运转的大机器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小的位置……

《夜行货车》，1979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

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赵刚教授（著有《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橙红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访台湾1960年代》）说：“大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没有一本小说像陈映真这样去描写这种合资企业，但合资企业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大陆各大城市的生态。在这里头工作的人是什么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什么？跨国资本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跨国资本如何作为一个有生的文化力量影响着当代中国大陆？”

“我想，陈映真完完全全知道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有共同命运的亿万大陆人看的。”诚然，陈映真的胸怀不仅仅只有地理空间上的台湾，还有绵延的历史长河中的中国，以及广阔的被殖民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

就像《山路》中那个曾为了革命，一心赴死的蔡千惠所写下的那封震撼人心的信：“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只是，面对广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斗争，怕是要比往时更为艰苦罢？”

1985年，一本在台湾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左翼杂志诞生了——《人间》，一本结合报告文学、写实影像、深度报道的月刊杂志。在《创刊的话》中，陈映真写道：“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此时的陈映真，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现场，“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人、生活、劳动、生态环境、社会和历史”，从“现场”中还原那些被现代化社会遗弃的人事物。

陈映真与《人间》杂志同仁

例如1986年在台湾发生的“汤英伸事件”，一个从南部去台北工作的原住民邹族18岁少年，误入求职陷阱而进入一间家庭洗衣店工作，还未工作，就先欠下“介绍费”，还被雇主扣留身份证。在繁重的工作下，他想辞职，老板不许，“介绍费”也还没还完，在与老板的冲突之中汤英伸杀死了雇主夫妻和他们两岁大的女儿。

汤英伸不是一个恶魔，陈映真看到了其中台湾社会对弱小、对边缘的原住民的歧视、压迫和不公，这不仅是一个个案，而是反映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畸形。在一段视频资料中，陈映真在汤英伸的追悼会上穿着黑裤白衣，黑白相间的头发下是他坚毅的眉毛和眼睛，他不无忧思地用那低沉却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我们怎样去减轻，那种默默无闻的，被噤默，被掩盖起来的，那种来到平地以后受到的屈辱、压迫、欺骗……”

1989年，《人间》杂志因为不胜财务亏损而停刊，人间出版社于这一年成立。而《人间》时期的陈映真，也是陈映真在台湾最被看重的时期。之后，随着台湾“分离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陈映真这样一个“并不激越的爱国者”渐渐没入地平线下，白先勇曾写道：“台湾文学应该要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相互理解的错位

1990年以前，陈映真从未去过大陆，只能从书籍、族谱、外省老兵、狱中的“老同学”、被捕的大陆渔民那去了解对岸。不过，1983年，陈映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其中包括茹志鹃与王安忆母女。彼时王安忆29岁，陈映真46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在展开着。

王安忆这样形容第一次见到陈映真时的情形：“在接机的人群中，有这个人，他穿一件桔黄的衬衫，他很高大，他有啤酒肚，他的眼睛很‘仁慈’。”

那次出国也是王安忆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西洋景”，她更是写道：“假如我没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王安忆视陈映真为“偶像”，但不管是1983年在美国，还是1990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两个人之间却总有一种“错位”。1983年的王安忆谈着“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而1983年的陈映真在讲着“工业化资本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可怕危机”；1983年的王安忆觉得陈映真“享了个人主义的好处，却来卖乖”，而1983年的陈映真生气地说：“你是故意要反对吗？”

1988年台湾农民反对美国农产品进口，陈映真上街参加游行（蔡明德/摄）

1983年，台湾从50年代开始，经历了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比大陆早发展了30年；1983年，大陆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不久，人们正急于脱贫，去享受那文明社会的基本的舒适。陈映真当时思考的是30年后的大陆，但那时候的人怎么会去理会这些，陈映真多少是“不合时宜”地讲着那些话。

更激烈的情形还发生在后来几次陈映真来大陆交流时，他被同样出生于30年代的和往后几个年代的作家讪笑。赵刚认为，这是一种相互理解的错位，这是陈映真很感困扰的东西。

“陈映真说‘我们中国’的时候，是完全从心里头说出来的，他的那些左翼话语，应该在大陆有很多人能够理解。但他去大陆时，没有人跟他谈论关于环境、人的尊严、人的商品化的问题……”

“他在台湾没有知音，很孤独，到大陆也孤独。他一辈子在台湾写文章，反对现代派，到1980年代大陆都讲现代派、歌颂现代派，认为写实主义是个老掉牙的东西，他又是写实主义的。”

“他是属于一种革命的人格，有着革命的精神，在后革命的时代里永远格格不入。因为大家不喜欢谈论那么大的问题，谁想谈大问题？他太严肃。”不过，陈映真的“革命性”并不以一种教条、刻板、单一的样貌呈现在他的文学里，他的文字浪漫且柔美，他的文学丰富且深刻、世俗且超越，更如他本人一样满怀理想主义的色彩。

台版《赵南栋》封面（人间出版社出版）

在小说《赵南栋》里，左派革命者之子赵南栋在监狱出生，成年后却变得虚无和堕落。“赵南栋长大后是那么地虚无。仿佛在警告所有这些有理想的人，你有理想吗？你可要小心点，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儿子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梁文道如是说道，“陈映真仿佛就要用自己全部的作品，去对过去百年来保持左派革命理想，并终于为此被牺牲被埋没的那些人，说一句‘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托付与他的，他也必将带着走下去，直到最后一天。”

2006年，陈映真因中风入住北京朝阳医院，2016年于北京病逝，享寿79岁。

陈映真手稿

——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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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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