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啥要揍我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黄昏，小区楼下的街道。
一名农民工，50岁左右，衣衫褴褛、脸色黝黑、皱纹深镌，不笑的时候也露出一口大黄牙，上来问路。
口音难懂，我把耳朵凑了上去。
不提防，一大颗白色的唾沫，从大而黄的牙间溅出，击中我的嘴唇。
内心一晃，但我没有马上伸手去擦，听完提问，指明路径，望着他离开，才掏出纸巾。
我做了很多年的调查记者，对象主要就是他这样的人。
工厂的普工，人力车夫，处理垃圾的工人，睡大街的苦力，修自行车的小店主，遭遇不公的搬迁移民群体……
他们都会叫我做“兄弟”。
出身乡村，我和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能力。
看到他们，我会想到我的父母。
对他们的生活，我感同身受，然而我依旧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处境和需求。
尤其是，心理需求。
不理解，有时就会带来伤害。
他们要揍我
老林，是城市里的一名人力三轮车夫，沉默，老实。
11年前，我采访过他，以及他的同行小欧。
看着老林工作——踩着三轮车帮人拉货，有时也把人一起拉着走。一脚一脚，蹬出一家人的生活。
我想到《骆驼祥子》，也想到重庆的棒棒，内心充满敬意。
摄影记者拍了很多照片，也都颇为动情，后来发在了报纸上。
人力三轮车夫老林
4年后，我再到那个街区去找老林，没找到，但小欧还在，就在路边，坐在三轮车上，正拉起裤腿挠痒痒。
4年了，他还记得我。
“你还敢找他？他说见到你要揍你呢！”
想揍我的不止他一个。
有一群人，在一座山上，一个巨大的垃圾堆里，找饭吃。
城市的垃圾，一大车一大车拉到这里来，他们负责填埋。
填埋之前，他们会在其中找到所有能卖的东西，塑料袋，旧衣服、破鞋子、饮料瓶、电线、金属……
他们什么都找得到，比如装着几千块钱的钱包，还躺在盒子里的金项链，甚至，活着的婴儿。
那里真的很臭，很臭。
他们穿的衣服，也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他们说，有时还会捡到很新很潮的衣服。
《一念无明》剧照
我来到这里，只是有针对性地做一项类似人类学研究的考察。
那里除了垃圾车司机，没有其他人会去，所以他们对我一见如故，简直就要开口唱起来：“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更何况，我还带了几箱啤酒。
当然还带着摄影记者。
同样地，拍了很多动人的照片，发在杂志上，其中有云南文山的小王，湖南永州的老冯，给的是特写。
过了几个月我又去探访，依旧带着啤酒。
山下设了岗哨，不准进。说是因为上次来了记者，做了报道。
“上面的工人都说想要揍死那个记者。”
“那个记者”，就是我。
“反二狗主义”
好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揍我。
在他们早已决定要揍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以为我和他们是朋友。
过了几年，我看到了那个段子。
要过年了，北上广深写字楼里的Mary、Cindy和David，坐车返乡，变回原来的翠花、二狗和铁柱。
我突然就明白了。
二狗这个名字最具原始性，我钟爱这个名字。
如果我们把写字楼里返乡的人存在的身份切换，以及在这个切换过程中需要的一些装模作样的行为，称为“二狗主义”，那么，对于底层进城务工人员而言，他们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可以称之为“反二狗主义”。
“二狗主义”，是在城市里“人五人六”，回到熟人社会，二狗依旧是二狗，村民不会因为你是文员、打字员、项目主管、区域经理，就认为你举家飞升了。
他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而“反二狗主义”则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没有太多文化、技能的人，在过去的乡村环境里也没有什么地位，他们出来务工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回到熟人社会里可以“人五人六”一下。
因此，在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城市里，做什么脏活、累活，甚至传统看法里的“贱活”，都不在乎，只要能挣到钱，回到家乡熟人社会，穿得整整齐齐，“像个人样”，此愿足矣。
贺雪峰在《最后一公里村庄》里的叙述很精彩。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城市获得就业与收入机会。城市只是农民工获得收入的手段，他们获得的收入用在农村的家庭，以完成农村家庭的再生产。他们在城市工作，在农村生活，他们在城市获得收入，在农村实现价值。”
“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村庄，城市不是归属，农村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在城市受苦受累受气都是为了在农村过得有面子。”
的确如此。
城市不是自己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再脏再累，不过就是一张面孔，没有人认识他们。
而在乡村，这张面孔就有了含义，妻儿、父母、祖宗，甚至房屋、庄稼、祖坟、摩托车……都在这张面孔里呈现。
所以他们可以用在城市里的不要面子，来换取在家乡重要的面子。
我想起在垃圾山上采访时的一个细节，小王捡到一张VCD，是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
他以为是钢铁侠，就说：“那家伙很有钱，人生活得潇洒！”
他也希望“潇洒”，所以他计划着回家买一辆小面包车，用积蓄承包一点乡村道路建设工程。
而我们的采访，让小王和老冯被村里人看到了。
“哟，原来他们是在垃圾堆里混的。”
老林也是一样，同乡看了报纸，发现原来他是一个人力车夫。
小欧在镜头下低头吃饭，没有正面照，所以才不受影响。
小欧在镜头下低头吃饭
我明白为什么老林、小王和老冯想要揍死我了。
很简单，自问一句，换做是你，你会怎么想？
双头身份
十几二十年前，在我的村子里，一到过年，外出的叔叔、哥哥们都回来了，一样的，穿得“人五人六”。
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是“二狗主义”还是“反二狗主义”，无从判断。
也许是同理，许多人就和老林、小王和老冯一样。
城乡交流的时代，有的人想要在城市里隐匿自己的村民身份，而有的人则希望在乡村里掩饰自己在城市里的职业。
背后的不同之处在于，想要隐匿村民身份的“二狗”们，是看到了在城市里定居的希望，而想要掩饰自己在城市里的职业的人们，则没有看到，将来可能也看不到。
在他们的思维里，都有很清晰的“我是谁”的判断。
如果你在写字楼里喊一个人叫“二狗”，他会感到冒犯。回到村里就不会，因为他不在乎，他就待那么几天。
而如果你在城市里说某个人是捡垃圾的，这无所谓，这就是他的自我认同；但在村里这样说，他就会感到羞辱，因为他要在这里一直存在。
他们想揍我的原因，就是我在村里树了一个大喇叭，说他们在城市里捡垃圾，或者踩三轮车。
《春天里》剧照
翠花、二狗和铁柱，就不说了，这就是农村向城市进行智力转移的新时代表现而已。本质上一向如此，只是现象上有差别。
老林、小王和老冯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被转移，也“不配”被转移，他们的根一直在乡村。
前现代的中国，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农闲时期，就做做手工业，织布裁衣，补贴家用。
今天颠倒过来了，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农业收入退居次要，而工商业收入占据大头。工商业收入，就是家庭手工业在现代背景下的一种变异版本——进城务工或者经商。
不管是前现代的，还是现代变异的，中心是不变的：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和社会生态。
孤独的个人是不需要面子的，只有家庭里的、社会里的个人，才会强调面子。一个社会性生存的人，面子就是最大的牵挂。
此时再来看老林、小王和老冯，他们担心自己在乡村熟人社会的形象，正好证明了乡村生态的强韧性。
所以我一直认为，那些感慨乡村凋敝的声音，都是无病呻吟。
该去的一定会去，该回来的必将回来。
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何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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