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子钱，为谁辛苦为谁穷
作者 | 浦潇
疫情推迟了很多仪式，过去的国庆长假就成了“最拥挤结婚季”，直接反映到“社畜”们身上，就是感觉钱包被掏空。
贵州毕节，雷先生的遭遇最为极端。
在国庆前后的十天内，他有23场酒席要参加，仅10月1日当天，就有8场。人不到礼要到，一一列出来，他发现自己要送出4800元礼金。
那张统计表在微博上瞬间就火了，每一行，都触及了许多人的心头之痛。
8天长假，有网友说自己不是在参加酒宴，就是在去参加酒宴的路上。想想每一场给出去的份子钱，加班拿到的补贴也索然无味了。
居然还有人表示羡慕:23 场婚礼份子 4800 块，哪里的份子钱可以这么少？
痛是真实而普遍的。知乎上，“同学结婚，份子钱随多少合适”这一条目，共160个回答，浏览量及点赞数都很高。
雷先生参加的酒席不全是婚礼，而且还有没统计的。
中国式酒宴，情感意义在消退，慢慢只剩下 “无中生友”不停出份子钱的尴尬。
人人有“份”
有考据称，份子钱的礼节最初是朱元璋提出来的。
出身贫寒的他深知婚丧嫁娶的艰难， 就定下了 “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 的标准。
匮乏时代，一个村落有人家要办婚丧嫁娶的事，同村的人凑钱凑物一⻬帮忙把事给办好了，是一种时代背景下的互帮互助。
事实上，数百年里，这是“皇权不下县”、人民缺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背景下，一种确保乡村共同体不至于崩溃的重要方式。
一路走来，到了现代物质化时代，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如今，本日发工资，明日就收到宴席邀请，司空见惯，心理上就会感到遭到了某种劫掠。
劫掠是被迫的，因为请柬摆在面前，无法当作没看⻅。
如果是至亲或多年好友，礼金作为传达祝福的微小致意，倒也情愿。
而经常的情况却是，打着嘘寒问暖的幌子，期待红包鼓鼓。多年未⻅，已形同陌路的人，还无孔不入地把婚礼请柬塞到手里。
宴会的理由还五花八⻔，结婚和葬礼只是最基础的。
添丁周岁、升学拜师、招工参军、乔迁新居等各种由头发起的“鸿⻔宴”数不胜数，甚至还有母猪下崽、周岁宴办到10岁等怪象。
微博用户@半块洋葱说，自己就遇到过新入住的住户办乔迁宴，在大街上摆了20桌酒席，连吃了两天。
宴席的名义太容易找到，没有理由可以制造理由，目的就是设计一种“合理”的场景，堂而皇之进行人情敲诈。
这种敲诈，明面上的规矩还是，彼此都应该喜庆欢欣。
所以现在的人们，最为恐惧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失散多年的亲友突然找到了你。
10年没联系的同学“想要添加您为好友”，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下个月要结婚了”， 或者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是隔壁的xxx，你记得不，我这个月搬家……”
内心里可能有一万匹什么马跑过去：excuse me? 和我有关系吗？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更糟糕的体验还在后头，这一刀需要砍多深：给个什么数比较合适?
吃着泡面随份子
朱元璋年代的“一贯”份子钱，是一贯宝钞，折算到今天大概是八九十元人民币。
现在是动辄几百上千，少了就是不给面子，以后你也别想在对方面前抬起头来。
有网友这样形容自己对于份子钱的态度：没有收到请柬，暗自庆幸钱包保住了；收到一两张，觉得还能承受；三到五张，节后恐怕就要吃土；收到五张以上的人，就只想静静。
一份调查显示，年轻一代婚礼份子钱在500-1000元区间的占32.5%，1000-2000元的 占23.1%。
知乎上也有回复:礼金忌讳400、500这样的数字。至于为什么，也没人说得清来⻰去脉。
只是这种彼此心知肚明的习俗，也就变相挑明了一个隐形的标准。
假设一个在外地刚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工资税后五六千元，扣去生活费用，一个月结余1000-1500左右。
除去随份子的600，如果碰上宴席在外地的情况，还得自垫来回交通费。算算手头剩下的工资，简直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有机构在2017年做了关于全国性红包的调查，东部地区份子钱数额集中在500-1000元间，西北屈居第二，云贵等地礼轻情意重，以1-200为主。倒是广东不负盛名，均数100。
全国婚礼礼金数地图（数据来源：挖财钱堂）
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随着经济情况、收入水平和人情重量随机浮动。
但人脉等同于金钱数额在这里却是铁打的定律。用份子钱衡量情感的深浅，因为数额不符合期待而反目成仇的人不在少数。
还有更尴尬的回礼问题。
物价上涨在这里没有什么话语权。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儿卖。”回礼的数额为了面子上挂得住，只有等价和上涨两种趋势。
等价好办，虽然以后的感情也不会好到哪去，但大概率不会落人口实。
上涨是最尴尬的，添多少是根本问题。添少了倘若和对方狭路相逢，那就是大型尴尬的对峙战场。另一种情况是，添多了又得暗自算算自己的利益成本。
所以曾经也有“份子钱打白条”的现象，在红包里塞价格白条，等到需要回礼时可做等价抵用劵使用。怪诞但似乎也说得过去。
金钱层面习俗和规程的限制，只是其中一个层面的压力，人情往来的算计，才是最让人感到疲惫不堪和窒息的。
份子钱的杀伤力，也让焦虑的当代人不得不感叹一句：咱能别随份子钱了吗？
凭什么？
《经济心理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意识到被要求进行回馈时，容易引发焦虑情绪，这种焦虑被称之为互惠焦虑。
年年支出，一次回本，这是许多不必要的宴席出现的原因。其实，通过举办宴席实现了“资金回流”的年轻人，又会进一步加深“还债压力”的负面心理。
总之，给钱的不情愿，收钱的不踏实。这种金钱往来，如果能够治住，实在是皆大欢喜。问题是，谁来管这种事？
为了杜绝婚丧嫁娶，红白理事会一手操办的现象，有山东省淄博市将婚礼份子钱标准设定为 50 元，上限 100 元的规定，还要求随礼不坐席、只宴请直系亲戚。
也有贵州某县规定红白事只能三菜一汤的新规，也有公司颁布了新的规则，要求自己的宴席不能邀请公司同事。
规则的制定层出不穷，至于究竟是否落地执行，也不得而知。
这种问题不适合用普适性的法律来规范，各地的不同主体制定的规则，也很难跨越地域、个体、家庭关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繁冗复杂的隐形习惯，恶化容易收拾难。背后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这里面有着天然的矛盾。
如果说这是一种罚款，那每一个人都得承认生活在现代是一种错。
“为什么一定要随份子？”
凭什么？
日本社评家山崎正和在《社交的人》中提出：接受请柬、随赠礼金……其实都在暗示外界自己是一个能与他人种种情感内容相交往的人。
在他看来，礼金是一种馈赠行为。
馈赠成立的根本也许是相互之间的情感默契，但突破了单纯的身份感和参与感之后，道德绑架反而成了致命威胁。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随礼不仅是与传统的对峙，规训化的礼金契约是累赘，更是对双方情感的颠覆。
他们想要的，是真情实意和不求共情的相互理解。
随心的份子钱数额，在合适的环境、恰当的时机给予对方，这是一种份子钱本质含义的回归，也是跟随本愿的主动性及自由权限。
回归需要时间，更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份子钱适可而止的诉求，不可谓不合理。
放过现代人吧。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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