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的两只“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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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向大家推荐南风窗的好朋友，江南智造总局。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江南自古繁华。百年前，这里雏凤先啼，江南制造总局诞生，中国缓缓拉开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时代大幕。

百年后，这里凤凰涅槃，从“制造”到“智造”，我们再度启航，放眼长量。

在这里，我们关注新技术新政策，以及它们会如何重构产业和城市；我们聚焦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记录新时代的“长三角经验”；我们致力于推动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在世界城市群格局中的地位和能级，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我们怀揣着对先进工业文明的敬畏之心与开放姿态，重新书写属于中国人的新工业文明。

关注江南智造总局，用智慧和责任催生无限可能。

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在提速，2019年的国内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11座，长三角地区占了7席。

南京、常州同样位于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之列，却是里面少数人口未过千万的城市。这两座城市近年来涌现了一批科创机构与企业，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备受瞩目的两只“猛虎”。

在这里，谁都有压力

10月底，华为向全球发布了最新的旗舰手机Mate40。美国禁令的封锁，使这次发布会显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外界有观点认为，这或许将是华为自主设计的麒麟芯片最后一次亮相。

一场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加上随之而来的技术封锁——突变的外部环境让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发布的报告《对工作与增长有竞争力的城市》（Competitive cities for jobs and growth），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经济结构有着完全不同的需求。

其中，当城市人均GDP位于2500美元以下时，其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集市向工业化城市转型，伴随着提高居民收入；处于2500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时，增长需要不断提高工业产品价值。

而到了2万美元以上时，城市经济结构就需要向具有更高价值的创新与金融服务转变了。

因此，外部环境的压力加上发展阶段对经济结构所提出的新要求，解释了为什么近来各城市在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上，都急切地将科技创新放在醒目位置。

这不仅仅是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局势的策略性选择，也关乎未来城市经济的发展活力。

高新技术既能够给城市产品附加更多价值，又可以对产业上下游起到带动作用，是未来重构城市经济地位的关键所在。

以2019年的人均GDP数据来看，国内迈过2万美元大关的城市共有11座。其中，长三角地区就占据了7席。再算上临近这一水平线的城市，可以说，国内在目前这一时间点正有相当数量的城市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

同时，未来经济正向着高度集聚化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长三角城市间的竞争压力也更加巨大。

提起长三角城市对于创新的重视，最为直观的反映就体现在城市标语的展示中。举例而言，近年来以科创闻名的合肥，就打出了“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口号；南京提出的是建设“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常州则是“千载读书地，现代创新城”。

这种对于创新的强调，也透露出各地在新形势下对于城市发展的某种焦虑。只不过相较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城市间的科技创新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对应用技术发展的关注。

而在浪潮与压力之下，各地选择的策略也不完全相同。

2万美元之后

南京、常州也同样位于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之列，却是里面少数人口未过千万的城市。

这意味着，在经济体量与消费规模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两座城市依旧保持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事实上，此前这两座城市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局”。

2017年，南京仅有高新技术企业1844家，上市公司74家，独角兽企业2家。这一数字即便不与一线城市比较，放置在长三角区域内的二线城市中，依然无法与杭州、苏州相比。而一直以来，南京作为省会在江苏经济首位度也并不高。

由此，在2018年的创新名城建设大会上，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发出“金陵之问”：“作为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长三角特大城市，5年、10年乃至20年之后，南京拿什么和其他城市竞争？”

当年，高新技术企业净增1274家，增长70%，总数达3118家，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43%，达10418件。

2007年，常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254亿，其中五大支柱型产业分别是：机械装备制造、冶金、化工、纺织服装与电子。但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这些产业冲击严重，产能过剩且缺乏销路导致各类制成品积压严重。

面对困局，常州依旧坚守民营经济与实业发展，依靠技术创新在高端装备制造、工业机器人、石墨烯、轨道交通设备和道路机械等领域形成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其中，行业隐形冠军超过200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产品超过100个。

南京江北新区、江宁高新区和常州科教城，是近些年两地发力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阵地。

其中许多企业，凭借技术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在各自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水平。它们有些是依托于高校院所的技术转化，有些是与研究团队合作进行技术攻坚，有些则直接是科研人员参与创建成立的。

这些科创园区与科创企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与人才落户政策激励、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改善等基础性要素的积累。这些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除此之外，可以发现在科技创新的路径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是正向转化路径。以某项科技创新成果、专利甚至是研究团队为核心，经过孵化、加速等市场化运作，最终形成企业，将产品推向市场，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

另一种是任务导向。企业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中遇到技术难题，通过自建团队或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达成技术突破，进而改进产品。

对于前一种正向转化路径而言，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科教资源不可或缺。同时还需要保障研究人员对成果转化享有的权益，才能推动模式稳步前进。但是风险在于，并不一定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够迅速转向市场。而对于科技创新的投入却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后一种任务导向路径，则需要对市场需求有着清晰把握，提出有针对性的技术诉求。更关键的是，企业与研究团队之间能够建立起很好的联系。这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具有对创新的关注与尊重，也需要政府在其中搭建二者沟通的平台。

有一个近乎共识性的观点：科技创新应该“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发展”。

但它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特别是我国目前的科学研究体系中，高校与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依旧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创新的市场化中就要面对许多考验。而吸引企业投入创新的动力也不充足，加上各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极易导致诸多的反市场行为。

比如有些地方盲目追求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引进、专利数量等创新指标，以补贴与政策支撑起统计数据，却忽视了成果转化至为关键的市场检验。最终难以培养起产品过硬，有持续发展能力，能够承受起市场竞争的创新性企业。

这样的“科技创新”更难以对当地经济产生实质性的拉动作用。

实际上，科技创新的两种路径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甚至很多企业在发展中会兼具两种方式。

但其背后不变的核心还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只有产品能够推向市场，才代表着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科技创新也才能够真正推动城市产业与经济的发展。

区域协同怎么做

此外，在阻碍科技创新的另一重问题便是区域间的壁垒。目前，各城市推动科技创新所具有的优势并不相同，有的具有科教资源，有的具有产业传统，有的具有土地与发展空间。

但无论是哪一种科技创新路径，其依赖的要素都是复杂多元的。各地在创新竞争中一味地强调要素集中，很容易形成资源争夺的无序与重复建设的浪费。

同时，很多要素，如土地、关键产业与高校等，无法迁移或迁移成本极高。各地如果能够在科研创新中，将区域优势相互配合也就成了一种理想的选择。

像南京建设城市硅巷，就是立足于主城区的存量建筑、闲置载体，开展产业化的创新创业活动。而当创新主体经过孵化，需要进一步扩大时再转向城市周边的产业园区。

这一举措就将主城区高校、人才集聚的资源，和产业园区在空间、土地上的优势结合，兼顾盘活城市里的闲置空间。

不过这种区域协同目前还只停留在城市内部，甚至城市内的实践也并不能算太过成功。其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冲破行政区间的壁垒，准确来说是政绩考核带来的各自为战。

南京市也曾试图建立起一种协调机制，将孵化后离开的企业相关指标在一定时期内仍旧计算在原有地区内。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落实。

不可否认，曾经城市间的经济绩效竞争为营商环境改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但也要留意到与既往经济发展模式相比，科技创新周期更长，所需的要素也更加复杂。因此，竞争之外更应强调合作。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各城市要想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成就，必然需要在更广阔的区域内进行协同。而形成打破区域壁垒的合作模式，建立起更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END

作者 | 常秉钊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 | 谭保罗

排版 | 查一鸣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南风窗·江南智造总局出品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创立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江苏省无锡市，由被誉为“中国政经第一刊”的《南风窗》与长三角区域新锐无锡经济开发区联合共建。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专注于长三角新兴产业发展、区域一体化和城市营商环境改善的研究与观察，在中央权威政策解读、政商学媒“四维一体”资源对接、区域发展战略第三方咨询和城市及企业品牌传播等领域，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提供一流的智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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