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家庭主妇，社会就能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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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达浪
云南丽江免费公办女子高中创始人张桂梅拒绝了一位全职妈妈学生的捐款，引发社会热议。
她的理由是全职妈妈长时间处在家庭，被社会淘汰，结果是男人很容易找小三。
“女人要靠自己，不能靠男人。”
张桂梅的话让不少人拍手叫好，持“家庭主妇没有价值”、“家庭妇女是女性的拖油瓶”等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好吃懒做”、“依靠男人”、“没有价值”，这是人们对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这些印象的形成，除了来源于个体经历，更与社会制度、传统伦理观等息息相关。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对家庭主妇这一群体进行舆论施压，就能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吗？
当很多人反对并试图骂醒那些刻板印象里“目光短浅，眼界狭窄”的家庭主妇时，也将独立女性往另一个火坑里推。
对一个群体的讨论，不能抛开其所在的经济、社会的语境。
张桂梅身处贫困落后山区，她对于家庭主妇的理解，是基于当地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中来的。
但在经济更为进步、价值观多元的地区，家庭主妇的出现，是诸多现实因素相互交杂下的产物。这与农村女性没能读好书，就会沦为家庭主妇的情况并不一致。
日本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将全球化浪潮下亚洲出现的主妇化现象归为三类：
一是由于失业导致的主妇化，二是为了哺育孩子，三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成为全职妈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曾指出，中国女性被动成为家庭主妇，最早源于1990年代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在市场化带来的第一波失业下，大部分未受过正规教育、人到中年的妇女回家当上了家庭主妇。
而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加上女性在就业市场遭受到的歧视，因失业被迫成为家庭主妇的群体范围更广，也逐渐年轻化、高教育化。
豆瓣一名网友的发帖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该网友指出，多数公立幼儿园收3岁以上的儿童，这就留下一个市场空白--“早早托”，即从几个月到3岁之间的孩子，无处托管。
如果母亲上班，家里又没有老人帮忙，谁来带这一年龄段的孩子？这也是让很多女性生下二胎后辞掉工作的原因。
无论是以上的何种，都能够说明的是：成为家庭主妇，很多时候都是女性被迫的选择。
再从大趋势来看。
世界银行统计的202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这一数值，中国是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9%。
但从纵向来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则经历了连续下滑，从1990的从73%下降到2020年60%。
中国女性劳动力不工作的比率在增长。
其他国家的经验或许能提供一个参考。比如日本经济总体上行的年份，与家庭主妇数量大增的阶段相重合。
《日本经济史，1600-2000》一书中记载，在日本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选择当全职主妇的日本女性从1955年的517万人跃升到1970年的1213万人。
经济繁荣带来家庭收入的增长，伴随着人们对子女教育、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职场中相对弱势的女性选择暂时回归家庭，担当更为繁琐的家务工作。
这是女性回归家庭最表面的经济学逻辑。
经济的逻辑无法概括家家那本难念的经。这里面，还有太多家庭成员间的协商与妥协，女性职场不得力等现实阻碍。
更难以忽视的是，身为母亲对于陪伴孩儿的情感需求，以及作为一个哺乳动物的天然育儿属性，往往让女性选择牺牲自己，回归家庭。
家庭主妇在中国越来越多，但她们很焦虑。
抖音上关于家庭主妇的热门视频里，会出现“在家带娃久了，熬成黄脸婆了怎么办”、“家庭主妇怎么讨好公婆？”等词条。
这是家庭主妇最区别于职场女性的一点。在现代公司制度下，女性的劳动可以通过绩效、合同制，以薪水的形式公平体现。
家庭主妇呢？为家务付出的时间无法量化甚至不被记住，唯一的安慰即为其付出会得到老公与家人的谅解。
日剧《坡道上的家》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的一幕十分写实。家庭主妇金智英趁着空闲带着孩子到咖啡店，欲图买一杯咖啡享受人生。
随后听到了路人对她的指责：“妈虫”。
“妈虫”，是韩国人用来讽刺女性教不好孩子的热词，现在被延伸为讽刺那些不务正业、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
出门买一杯9块钱的咖啡，就能接受到来自旁人的恶意。
熬过了最艰难的一年，她却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导火线却是源于其丈夫领导的一句回应。
在得知其丈夫需要赶回家为牙疼的她做饭后，他的领导说道：
“怎么还要你做饭。下次我派你出差。”
听完丈夫的转述，该博主形容，她瞬间情绪爆发，脑子里都是过去一年半的艰辛，“越想越哭得歇斯底里”。最终于几个月后办理离婚手续。
《82年生的金智英》
而女性面临这样的窘境，解决之道也十分单一。在刻画家庭主妇的中国电视剧里，婚姻必会产生裂痕，婆媳关系会爆发，女主角要经历浴火重生，回归职场，最后通过暴富重新登上人生巅峰。
经济独立，似乎还是中国女性证明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
但没有社保、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主妇，有的连申诉离婚都没有钱。
某母婴APP上家庭主妇的发帖
这和部分东亚、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女主内”的价值在一些国家能得到制度上的认可。
比如，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家庭主妇是一项职业，是填写工作状况时官方给出的选择之一。
而日本政府每年的统计报告，会将家庭主妇的劳动换算成产值并统计到GDP中。
日本的税制，也鼓励妇女成为家庭主妇。日本婚后的全职妈妈，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会挂在丈夫的社会保险名下，得到的社会保障并不比职业女性少。
法律也会倾向于维护女性的权益。日本驻华大使馆曾记载，在日本，倘若到了双方离婚的地步，很大部分的财产要归全职妈妈所有。
缺乏衡量家庭主妇价值的制度，这也是很多中国人谈“家庭主妇”色变的原因。大家都不希望女性在牺牲其社会价值后，还要遭受到来自亲友的鄙夷，以及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危机。
但总有好事者喜欢在家庭主妇面前数落上几句，晒晒身为独立女性的优越感。“早知道有今天，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呢？”、“家庭主妇地位低都毋庸置疑了，谁让你往火坑里跳？”
必须承认，我们周围绝大多数中国女性，能坚持在职场上奋斗的，绝对不去做家庭主妇，这是她们在无奈的现实下坚守的信条。
但很多时候，这也不是她们的自主选择，是她们为了不被社会鄙视不得已的做法。
我也有切身经历。自立自强，不靠男人，我的60后母亲从我读小学时就教育我。
她在三线城市的同一个岗位坚持工作了三十年。没有父母和公婆的帮忙，大多时候，我都是由母亲一人拉扯大。
20年过去，她很少回溯当时的艰辛。她的嘴里，反复挂着的还是我3-5岁的时候，因为体弱每隔不久生病发烧、到医院连夜打吊针的时光。
那两年，她瘦到80斤，因为过于忙碌，也没时间哭。唯一的一次，母亲告诉我，是她带呕吐的我打了一晚上点滴，凌晨3点回到家，看到水槽里还有几个有油垢的碗碟交叉躺着的时候。
“我一下就哭了，”她说过好多次，但语气里都流着绝望，“心里想不明白：‘怎么我什么都要干？’”
成为“不靠男人”的独立女性，像我母亲一样的人不在少数，育儿、家务、煮饭等活还要在下班后统统包揽。这些都是社会默认女性应该承担的“任务”。
招致的结果是个死循环。家务的价值依旧不被重视，不合理的家庭分工不能改善，女性持续恐婚恐育。
最后，让人崩溃的家务、育儿等家内活，还是主要由女性承担。
这就是“家庭主妇”引发的这场争辩中，出现的很怪异的现象：更为弱势的女性成了被指责的核心。家庭主妇被放置在与独立女性完全对立的一面。
《坡道上的家》的书作者角田光代曾表示，这本记录家庭主妇的窘境一书被改编成剧后，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的反响不太一样。
“在中国，人们说结婚太可怕了，不要结婚。在日本，比起说结婚可怕，观众更多在关注日本应当如何努力让妈妈和妻子更好地照料孩子。”
这总体上与谩骂家庭主妇的人们，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中国女性自身，成了解决一切不平等问题的源结。倘若家务的价值不被社会认可，那就所有人都不要去做家庭主妇。如果结婚生娃会带来无数女性被束缚压迫的困境，那女性就终生不婚不育。
这也是中国女权运动进入的“怪圈”。每次谈到女性议题，“女人为难女人”的争吵声总能盖过事情的本质。
家庭主妇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不同工同酬，让女性辞掉工作、全职育儿的可能性大增；由于无法找到合适便宜的托儿所，产后女性被迫辞掉工作，专心育儿。还有一些育儿几年想回归职场的主妇，却因为社保、就业歧视等问题继续在家焦虑、变老。
共同推动改善这些窘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才能真正改变当前女性的处境。
由张桂梅校长引发的对家庭主妇的讨论上，真正应该引发反思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敢当家庭主妇”，而绝非“为什么这个社会存在家庭主妇这样的寄生虫？”
这其中，需要的全社会的共同反思。（完）
排版：雨点
美术：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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