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高义

作者 | 南风窗主笔 荣智慧

当地时间12月20日，以著作《邓小平时代》为国人所知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图片来源：朝日新闻

有友人哀叹“一个时代之结束”。

理解这句评价，其实颇为复杂。

一方面，高龄的傅高义去世，代表着二战后美国第一代“知华派”的退场。

另一方面，一个美国式现代化的“样板时代”确实已经左支右绌，而整个东亚乃至中国内部的巨大异质性，也令傅高义终生所期待的“现代化东亚”困难重重。

反过来说，理解傅高义乃至其学说，实际也没有那么复杂——只用拎出一条线索：现代化。

探索“现代化”

傅高义出生时，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山鼻祖、社会学家帕森斯刚刚自英国、德国回到美国哈佛大学，既为美国带来了韦伯理论，又以现代化论述自成大家。

帕森斯及其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包含了三项基本任务：科学革命、民主革命、产业革命，后人还添上了“管理革命”，四种统称为西方的“四个现代化”。

帕森斯以西方各国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三个不同的历史模式。

其一为常规模式，指英、法、荷等国各以产业革命或民主革命为先导，徐图科学革命。

其二为灾难性模式，由德国首创，以大搞工业化、科技创新为主，偏废民主建设，终致纳粹上台，军国主义扩张。

其三为最佳模式，由美国为代表，因其民主政治、科技发展、经济扩张“三位一体”，可堪楷模。

这一“现代化模式”说，是50年代美国学术界之显学。傅高义正是此时就读于帕森斯门下。

显学之所以“显”，背后深厚的政治原因不可不注意。

当时帕森斯鼓吹美国“三位一体”，千秋功业，苏联正大肆批判“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而美国学界由此掀起的现代化思潮，本身就隐含了与共产主义公然对垒之意——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之外，美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形成、发扬？最关键的是，美国的发展模式，能不能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位一体“分层理论：社会分层依据分别为经济、声望、权力

因此有人称“现代化理论”是出自美国学界的“基本国策”“非共产党宣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帕森斯的美式现代化地标，说天时地利人和多，分析矛盾冲突、思想进程和历史局限少，不免实操性过于狭窄，令人无从下手。

此后，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开始协同作战，自6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大佬纷纷加入阵营，为这一理论弥补缺陷，添砖加瓦。

60年代中期，围绕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图式，美国学术界各专业领域开始轮番发力。像经济学家格森克隆提出“技术转让”原则，鼓励欠发达国家借用先进技术、资金和外来经验。社会学家W.J.列文建议欠发达国家“高度专业化分工”“精密科层组织”“核子家庭”等。

理论之外，现代化实验也已经在亚洲开展，但效果堪忧。接受美国援助和专家指导的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改革难产，尤其是伊朗改革，触发宗教改革的严重倒退……这些实践导致美国学界日益关注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受挫”（Breakdowns）。

《我在伊朗长大》剧照

而日本的发展，显然是亚洲国家的样板。其时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先后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1963）和《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分析日本现代化转型历程中的“有序受控”之优点。

反思“现代化”

《日本第一》出版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如火如荼地开展。

傅高义著作《邓小平时代》

1987年，傅高义在广东待了近七个月，走访了广东省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去了一百多个县中的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官员。

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此时距离他上一部的“广东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出版，正好二十年。

可以说，从“共产主义广州”到“改革开放广州”，不仅为广东三十年来的实践作史，更指出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动因、性质和过程。

对中国改革开放抱有信心的傅高义认为：“如果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很快，傅高义的视野更超越日本和中国，放眼于整个东亚。《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1991）出版后，才使“亚洲四小龙”这个成名于70年代后期的“时髦说法”，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

也正因对东亚现代化模式的细致研究，傅高义一度受提出“软实力”的政治家约瑟夫·奈之邀，担任克林顿政府的“东亚情报官”，并因公开声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非“误炸”，使美国当局高度紧张。

2011年，《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和编著的《朴正熙时代：韩国的转折点》先后出版。这两本书的主题，也均围绕中韩两个文化接近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展开，两位传主既同具卡利斯马色彩，而两书的副标题也如出一辙——转型（transformation）。

傅高义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于2019年发表，此书可谓“充满善意”。他自认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朋友，痛心于两国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借阐释历史上的牵连、交流以及全面侵华战争的“偶然性”，来化解彼此的误会与敌意。

傅高义最后一部著作《中国与日本》

傅高义去世，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也已走过四十多年。关于“反思”或“解构”现代化的理论，业已逐渐壮大。

比如，批评者认为，国际上的南北差距、国内的城乡差距、贫困问题等都是“成本转嫁”导致的，而“现代化”造成了“成本转嫁论”——一个国家只要在推进现代化，“成本转嫁”就客观普遍存在，跟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没有关系。

在去世前，傅高义一直对近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方向保持警惕。他公开表示两国应该以和平和富有成效的方式竞争，而“竞争对手不必打架，可以通过竞争来提高自己，令自己变得更好”。

当然，他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作为熟稔东亚的“中国先生”，他觉得有责任大声疾呼，“我们应避免对中国的极端反应，这完全不符合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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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李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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