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类拒 是一个年轻人的天地，它关注那些穿梭于林立高楼间、城市边缘处青年的爱与恨、丧与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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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姜雯
编辑 | 张宝珠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我们读社会系，或没有专门技能的，如果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公务员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吃不饱，但也饿不死。”这是李双对当公务员的解释，当然，是在我国台湾地区。虽然海峡相隔，但是内卷同天。在台北，车站附近的补习班高楼有如一个个“魔方”世界，每一层每一个小小的单元都闪烁着不同颜色的霓虹招牌，乍一看以为是百货公司，其实却是一栋栋“补习大楼”。和大陆青年一样，为了追求一份稳定生活，台湾年轻人也在疯狂考公。
李双是台湾顶尖大学社会系的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做了两份工作都不甚满意——工作环境差、薪资低、不稳定。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或者继续在业界卡位，领个3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900元）左右的薪水，或者选择考公务员，考上高等考试就有4.5万左右的薪水，拿个铁饭碗、生活稳定。李双在社会系的同学，几乎有一半都选择当公务员。范围扩大一点，读文科的学生，大部分会选择考公务员，而且，这些考生中很多都来自岛内顶尖大学，换句话说，最优秀的学生，都去考公务员了。“稳定”是我采访过的所有人的答案。不过这种“稳定”中也包含不同原因，例如“想要平衡工作和生活”“不知道要做什么”“大环境不好时先给自己撑一把保护伞”“业界薪资太低”等。“公职的好处是，在不景气的时候，不会随便被减薪、裁员。”赵淑芳大学念的是外文系，她对于这个科系感到“前程黑暗”，自认“也没什么远大的志向”，所以从大三的时候就开始上补习班准备考公职。比李双幸运，赵淑芳同时考上了研究所和公务员，她决定保留两年公职先去读研究所。“我觉得公务员很适合我，大部分想追求生活和工作平衡的人都会选择考公职。不过现在很多公职也无法平衡了，也像外面一样有苛刻的老板，加班不给加班费。但你好不容易考上，也不会轻易换工作啊。”“而且为了留住人才，还有绑约制。现在考上就要做满3年，有些地方要6年。如果长官对你烂，你同事坏，或者你是最菜的那个，那就得想办法重考了。”许立谦是另一所大学的社会系学生，他说班上40个学生，有一半都选择考公职。许立谦当时没想过考公职，想出社会“看看”。“但社会系本来就不是就业取向的科系，也没什么专长，只能做行政，或是公务临时工。”许立谦只好先成为临时工，薪资也只有3万左右，并不比业界好到哪里去。一边工作一边去补习班准备考试，最后才成为正式的公务员，刚入职就能领到4.5万~5万左右的薪水——这对于职场新鲜人来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撇开理工科学生不谈，刚毕业的文科学生薪资普遍在2万~3万，如果是3万~4万间之间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公务员的薪水确实是有竞争优势的。不过，这样的“优势”又显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公务员薪资涨幅小、年终固定1~2个月，一辈子赚到的钱都可以精算出来。“我们是一开始好，而别人会越做越好。”这是很多人的感慨。不过，公务员还是有一些看得到的福利，比如 “放得到假”：婚假、产假、病假等等。“请假不会被刁难，这对女生来说是好事，一般民间企业，女生申请停职留薪，回来工作就可能不在了。但公务员就会请人帮你代职，你回来岗位一定在。”除了年轻人以外，还有很多在业界打拼多年的人也会选择回来当公务员，这些人大多有一定技术背景。“四十几岁在外面已经做到身体坏掉，决定还是来拿个4万块比较安稳。” 赵淑芳说。 老一辈眼里的“好”和上文说的“好”可是大有不同，老一辈眼里的“好”是延伸至退休的，而年轻一辈眼里的“好”是只有眼前的。而这种“好”里又掺杂着“世代正义”和“年金改革”等台湾重大议题。
图片来自台剧《想见你》
回到20世纪70、80、90年代的台湾，那时正是经济腾飞的时候，大家都用“钱淹脚目”来形容当时的景象，所以很多人都会出去工作或做生意，而不会选择当公务员，因为当公务员薪水太少了。当时为了留住公务员（包括军公教），推出了一系列优惠原则，让公务员退休后可以享受良好福利：退休替代率和18%的优惠存款是最常被拿来讨论的。简单来说，公务员退休后领取的月退俸比在职时还要高，而且公务员的优惠存款可以让他们最高领取18%的利息。这些优惠政策却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造成了问题：退休人员领取的月退俸比年轻人的薪资还要高，军公教退抚基金入不敷出，相当于年轻人在养退休老人。“今日希腊，明日台湾”的警言开始出现。加上台湾少子化严重，并即将步入高龄化社会，“世代正义”的话题如同弦上之箭。直到后来“年金改革”落实，公教年金被承诺“30年不破产”。对于被改革的退休公务员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李勇强的父亲就是曾经的公务员，他说他们家以前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父亲愿意这么熬，就是指望退休后的日子能好些。“我认为年金改革是一定要做的，但不能溯及既往。当初信任当局，把青春投入，如今却没有兑现承诺。”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如果用他们的钱来养退休人员，而未来的自己却领不到退休金，这也是不公平的。不过，面对大环境的不稳定，年轻公务员也不再指望公务员这份工作可以养老了。
台剧《荼蘼》的男主角汤有彦从事务所辞职后转行做公务员
“虽然现在能保证远转30年，但如果等到我60岁再改，我领得更少，也有可能拿不到，所以大家都说只能靠自己理财。”“我对未来退休金这件事是有很多问号的，好像很多人都有问号。”“我们这些公务员其实都没有期待会有退休金，其实当下有薪水就觉得蛮开心的，要为自己的未来规划薪水。”“未来三四十年的事情，是很不确定的。而且我们这世代，孩子越来越少，未来的公务员可能就更少，也就不期待会有（退休金）。”如此看来，在经济好的时候，公务员是一份“为了未来可以稳定”的工作，而在经济不好时，公务员是一份“为了现在可以稳定”的工作。所以“是否成为公务员”，这除了个人职涯的选择外，多少反射了一些时代的缩影。 公务员要“依法作为、广结善缘、全身而退”，这是步入公门的一道守则。从这道守则可以看出，成为一个公务员不需要多能干、多会创新，重要的是不出差错、做到退休。虽然赵淑芳觉得公务员是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有时候也会抱怨：“人家问我在做什么，我都说我是长官的奴才。”“我以前也想过当老师、当翻译，但读外文系出来做翻译，要能拿到理想薪资不是很容易，我评估后才决定考公职。我想过一种不经大脑的生活，但现在觉得，哇，每天都要用大脑诶。”这是赵淑芳的玩笑，也多少反映出她的工作状态，她的工作相对而言还是有些趣味的，也因此多少有些忙碌。她说很多人做一做就跑掉，因为年轻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橡皮图章”，“就一直盖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觉得很空，觉得自己在做机械化的工作，从中找不到一点成就感，他可能就会离职”。像赵淑芳这样的行政人员，录取率大概只有3%~5%，而土木工程类则高达7%，这是因为土木工程类的公务员离职率非常高。用赵淑芳的话来说：“他们很容易被抓去关。”当了6年公务员的鱼凯写了一本书，其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土木工程的：“工程人员进到体制内，面临的就是工程发包、滥造及验收，这些工作在技术面上都没问题，有问题的都不是技术层面，而是所谓人情世故最难应对。当某天早上来到办公室坐下后，打开抽屉，发现里面多了一些钱，是要装作不知道，还是要大声嚷嚷？”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既要保护自己，又要照顾人情世故，于是有意义的事情不能做，无意义的事情做了太多。法律系出身的孙启明觉得，“整体发挥的空间很小，改变速度也很慢，年轻人在这里有种槁木死灰的感觉”。而且虽然孙启明学的是法律，但他所做的事情只有一半和法律相关，另一半则是行政。公务员就是体制上的一枚小小螺丝钉，大家进来都差不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填进去，学什么做什么并不是太要紧的事，要紧的是长官找得到人来做事。所以孙启明并不打算一直做到退休，他决定待满三年后再去业界闯一闯。这是因为满三年后，即便孙启明离职，他这个职业类别以后还是可以回来继续当公务员，这就相当于一把“保护伞”。“保护伞对我来说很重要，感觉现在经济变幻莫测，小时候看到金融海啸，现在又有新冠肺炎，感觉业界很多因素难以掌握，大起大落。”所以有了这把“保护伞”，孙启明既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出去挑战，又为自己提前铺好了一条退路。当然，在业界也不一定舒服，年轻律师同样会遇到过劳、薪资低的问题。“我觉得收入一定比现在低，但就是一种挑战，如果人生一直一成不变，就好像未老先衰，明明很年轻，却过着老人的生活。这个层面跟收入无关，而是关乎人生意义。”访问至此，似乎不得不提一个问题，这也是鱼凯在他的书里提到的问题：“公务员是否具备服务动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经济不景气、政治不稳定、少子化、高龄社会⋯⋯台湾年轻人似乎对未来感到茫然。理想和收入要如何平衡？现在和未来要如何规划？公职体系要如何改变和革新？这些问题都难以得到解答，于是只好且战且走，踏稳当下的、可见的生活。
To define is to limit.